二、从解决中国经济对内失衡入手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
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突出地表现在对外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长期的、大幅度的“双顺差”，及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然而，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外在表现。
如果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是出口大于进口。而出口收汇大于进口付汇形成的多余的外汇，如果不用于对外投资，即不是用资本流出来抵消经常项目盈余，在我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其结果必然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
要解决中国经济对外失衡必须从解决中国经济对内失衡着手。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强势的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这是一种“跛脚”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当务之急是提振消费，降低国内储蓄。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已经开出了许多扩大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政策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增加居民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减轻个人税收负担，使人们有钱可用；建立完善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的确，与国外比，仅仅就工资来说，中国员工平均工资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月人均收入为1480美元，约合9327元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位列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新华网，2012）。再从税收负担来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目前居民收入低，还不只是在总量上，实际上在缴纳税收，以及缴纳社保费用等方面，居民的负担水平也很高。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定军、沈麟，2012）。而国内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从再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倍，而到了2010年已经超过了3.3倍；平均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与平均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收入差距是10.7倍（隽文，2012）。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减轻税收负担、改革患寡更患不公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中国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我们同意以上观点和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增加居民个人名义收入（包括减少税收负担）对扩大消费有积极作用。但我们更认为，增加城乡居民的真实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扩大个人消费更重要的途径。所谓“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可支配收入。现在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这既反映了人们增加工资等名义收入的愿望，更反映了人们希望工资等收入应该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诉求。中国要真正扩大内需，必须从提高城乡居民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着手。
第三节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关键
从2005年起，美国国内主张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喧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5年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就第一次向美国国会提交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他威胁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2007年6月13日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及数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货币法案，说如果美国国会确定一个国家“存在根本性偏差的货币”，而存在偏差的国家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进行自我调整，那么，美国将在180天和360天内采取“优先行动”，美国公司就可以要求政府对这个国家征收反倾销税。如果这个国家依旧“操纵”货币，美国财政部就应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正式的诉讼。2007年美国国会议员对人民币施压的行动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合。2007年6月13日美国国会议员抛出了货币法案，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就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决定”的核心条款是：IMF无须证明一国是否故意，只要其政策造成了“基本汇率失衡”或“经常账户长期、大规模赤字或盈余之后果”，IMF就可以认定该国操纵汇率。IMF官员说，“新‘决定’不可能与中国无关”。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2010年3月对人民币施压的沉滓在美国再次泛起。3月12日，查尔斯·舒默宣布，他准备在近期再次向国会提交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3月15日由几位参议员发起、130位国会议员联合签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敦促财政部在4月15日公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制度报告中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currency manipulation），并要求商务部对被贴上“汇率操纵国”的国家征收反补贴关税；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来自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些国家“未能采取合适政策的”360天后，将禁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参与这些国家的项目融资，并反对新的多边银行融资项目。
2010年美国国会议员对人民币的施压得到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理论”的支持。关于克鲁格曼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观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介绍和批判。
归结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克鲁格曼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不外乎是：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涉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业的政治问题；第二，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应该对中国施压让人民币升值，否则应该对中国进行惩罚；第三，人民币升值是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和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这些观点不仅受到中国的批判，也没有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学界、实业界，甚至政界一些人的认同。下面，我们以马克思的汇率理论来说明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以马克思的汇率理论分析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
（一）汇率是由“生产的国际关系”引起的经济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在《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1857-1858）谈了他在《经济学手稿》基础上未来的写作思路。他准备写5篇。其中第四篇的内容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按马克思的思路，汇率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内容，是由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而引起的货币之间的交换。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汇率不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说汇率是一种更复杂的经济关系，是因为，在世界贸易中，本来“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这也就是说，一国货币的汇率既影响着同一个国家商品的输出者，也影响着同一个国家商品的输入者。面对着汇率，同一个国家的在世界贸易中利益对立的双方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即都要争取于本国有利的汇率。而且，通过汇率，“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关于汇率性质的观点表明，汇率纯粹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在今天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的一些人出于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大选的需要，总是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而自诩为“自由贸易提倡者”的克鲁格曼则完全违背汇率经济学基本原理，为美国新的贸易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为因人民币汇率问题变得微妙的中美贸易关系火上浇油，以保住他自封的“自由美国的良知”的桂冠。
（二）汇率的基础是货币的价值，但当今的纯粹纸币的价值是无法确定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典型金本位制度，即金币本位制度。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论，按照价值形态发展的几个阶段和黄金的物理性质得出了货币天然是黄金的结论。金币是有价值的。金币的代表或价值符号——纸币也是有价值的。由于具有价值的黄金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因而，两国货币的兑换比例，即汇率，就是两国金币含金量之比。这个比价（汇率）被称为“铸币平价”。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受贵金属的流出入、外汇的供求、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和利率差，以及对汇率变动的预期，围绕“铸币平价”在黄金输送点内上下波动。随着货币流通过程中金币的实际含量与名义含量相分离，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用较贱的金属代替黄金，例如用白银代替黄金，用铜代替白银，直至用相对没有价值的纸币代替黄金执行金币的流通职能。这种纸币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但在典型金本位制度下，纸币的发行是有限度的：“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明天纸币就会因商品流通发生变动而泛滥开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这样导致的结果或者是纸币的信用扫地，或者是物价上涨。
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巨大区别在于：第一，自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不再承担按38美元纸币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和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把黄金逐出货币领域之后，各国不再规定纸币的含金量，畸型金本位制度也随之结束，纸币的发行就再已没有黄金的约束，纸币的发行超过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饱和程度成为常态。第二，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当时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黄金储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纸币——美元——不仅在美国国内强制流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强制流通。只要还没有一种货币（无论是国别货币还是篮子货币）取代美元，这种强制性就将继续下去，而美国并不承担美元币值波动给其他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责任。
典型金本位制度和畸型金本位制度的结束宣告了黄金直接充当货币或充当纸币发行基础成为历史，当今各国发行的纸币是没有价值的、完全是国家强制流通的纯粹纸币。纸币的价值已经无法精确确定，因此，在中美两国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中，美国企图给中国戴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要判断中国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就必须首先解决如何为人民币准确定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评估方法，设置了许多数学模型，但由于评估方法和假设条件不同，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棘手的现实是，人们几乎不可能确定某种货币何时处于错位状态，更不要说确定错位的程度了。它认为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的3种方法，即购买力平价理论、货币的公平价值理论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都有缺陷。它甚至认为，即便贸易顺差需要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作出重大调整，但内部平衡原则可能也会要求中国调低而不是调高汇率。摩根士丹经济学家运用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设计了多达13种模型来给货币估值。他们运用其中4种模型对人民币估值，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中间值只比正当汇率低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史蒂文·达纳韦和李向明（音）研究了人民币币值的8种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完全不同，从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到低估了50%的结论都有。邹宏元等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平衡法，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只低估了6%左右。由此可见，在纸币已经不是黄金的价值符号、黄金不再是纸币发行的基础的今天，要精确确定包括美元、人民币在内的纸币的价值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就连美国人都承认。美国财政部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给某种货币准确估值。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一名助手马克·索贝尔对国会说，衡量一种货币的公平价值是不可能的。虽然汇率模型提供了“有用的见解，但是没有可靠或精确的方法估计一国货币的确切汇率”。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洛厄里也承认，确定一种货币的公平价值是“非常困难的”。
（三）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
汇率有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之分，也有双边汇率和多边汇率之别。我们在讨论人民币汇率时，不仅要讨论名义汇率，也要讨论真实汇率，不仅要讨论双边汇率，更要讨论多边汇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处于升值的通道中，但2006～2009年中国对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且2006～2008年顺差额还逐年增加，2009年以后顺差额才有所减少；而在这些年份美国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且2006～2008年逆差额还在增加，2009年才有所减少。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都与人民币对美元是否升值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两者不是高度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