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区分出绿色经济中对中国真正有意义的部分，即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什么叫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说白了就是在人类生活已经对自然界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尽量保证自然界原有的内在物质（水、碳、氮磷钾等 ）循环能够持续下去，这样才能避免地球生物圈和人类的灭亡。在目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快速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内容是工业生产和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循环化，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其中有些是因为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但也有很多方面是我们有能力去做而没有做的。目前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的生态环境和健康水平。
至于把碳排放和温度上升联系起来，那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从古地质学来看，历史上间冰期的温度变化幅度要比我们现在大得多。你不能说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至于碳排放，100个百万千瓦的火电站的碳排放不如一次火山爆发。这些都是有历史记录，有科学证据的。日本核电站一出问题，又担心核污染。其实正因为核反应危险，从一开始搞核电，安全标准就比其他方面高。即便出了核事故，因为地球太大了，影响也是局部的。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人没水喝，家家要装净水器，我都要到外面去打水喝。城市的汽车尾气加重了空气污染，导致各种疾病增多。所以对中国来说，绿色经济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常规污染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当前中国能源政策最重要的不是搞什么绿色替代，而是提高常规能源的使用效率和节能。常规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和水电）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取代的。绿色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潮汐能等等）的单位面积的能源密度太低，收集成本过高，短期内不可能替代常规能源。就说汽车吧，一公升汽油能跑10多公里，最新的德国节能技术，一公升汽油可以跑30公里。这种能源强度，目前所有的绿色能源都达不到。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化石能源的效率提高、洁净化和节能。这是我国目前工业技术水平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老想走捷径，明明很多先进技术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还没有消化就想赶超，结果浪费了很多投资。
以电动汽车为例，最根本的储能问题在技术上并没有突破，造那么多电动汽车怎么卖得出去？就汽车而言，目前是混合动力车最有前途，节能、提速快、污染排放少，我们反而不做。中国人走极端习惯了，要做就一步跨到电动汽车。也不算算账，电池制造过程中和报废后带来的污染问题怎么解决？要花多少钱？又比如风电，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只适合与储能装置结合起来分散使用。我们的几大发电集团却在内蒙古大搞风电场，几万个风电塔，但都入不了网。抽风式的发电怎么入网？让风电入网火电站都来不及开停机。那为什么要建呢？因为国家发改委有任务，不完成风电指标就不给火电建设指标。但这个东西纯属浪费，有这么多钱去扶贫不好吗？
第三个观点，从“绿色”本意讲，所谓科学态度，就是要敬畏自然，但也不能走极端。在能源问题上，水能的利用要比核能利用更重要。中国恰恰是有很多水能没有利用。但你想利用吧，又来了不少绿色和平组织，说你破坏生态。其实水能如何利用国际科技界是有共识的。从水循环的角度讲：完全断流破坏生态，维持径流的使用是无害的。放着可以利用的水能不用，非要大上核电。核电真正的危险不是核泄漏。核电一般只有30年的寿命。30年遇到1次9级地震的概率有多少？比千年一遇洪水发生的概率还要小。核电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类无法干预的放射性物质半衰期。核废料处理是目前各国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最后只好弄个罐子放到沙漠里去。
前面已经说过，在绿色经济问题上，重要的是对现有常规技术的使用和改进。目前最常见的化学污染问题，是常规技术可以解决的。包括一般的工业污染、城市污水、垃圾的处理，都是有成熟技术和经验的，我们却没有花大力气去解决。我们的很多精力都用在影响不大或与我们根本不相干的事情上。这种走极端的思想也影响到我们对很多危害的估计上。媒体一渲染核泄漏，不少人就去抢盐，转基因农作物这种大事情反而没人管。我不反对发展基因技术，但要非常谨慎地使用、推广。因为搞不好会导致整个生物链的毁灭，而不是个别人的死亡。基因技术发展有个本质上的伦理问题，就是人是不是要代替上帝？上帝即自然界。人如果想代替上帝，人类就灭亡了。
周葵：我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我接着刚才各位领导的发言谈一下，从核电开发的问题来说，刚才有领导提到核能利用的风险评估的问题，在评估中，我们国家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对所有企业上马新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规定。在核电上马的时候，有一个环境影响的评估，我们在这个评估当中，结合这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问题来看，后来是在事发以后发现有一个被隐瞒的高成本的问题。所谓被隐瞒的高成本，就是在风险评估当中并没有提到，就像刚才有人提到企业不说实话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被隐瞒的高成本主要是核燃料最终处理费的问题，刚开始可能只会说核能开发的益处，把效益方面谈得比较多，在成本问题上可能也会谈到一些，比如说包括核燃料和技术进口的成本，系统运行的成本。但是对核燃料最终处理的费用方面的成本很多是有隐瞒的。
刚才还有人谈到超常规安全标准评估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很难在事前预测的，因为以前我们也到日本的核电厂参观过，日本除了东京电力公司，还有很多中小电力公司，我们去参观核电厂的时候就看到它整个运行的系统，这个系统怎么样运行，他们都做了非常详细而专业的解释。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感觉还是相当震撼，觉得能够设计出这样比较严谨科学的系统，而且能够给人类带来福利，肯定是了不起的科学和文明进步。但当时我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日本，大家知道地震经常发生，我们就问如果地震来了的话，会不会对核电厂有威胁？当时他们说我们日本经常发生地震，所以我们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是如何设计的，就把应对地震的这套方案给我们讲了，但是最后也加了一句，就是它最高可以对应八级地震的情况。所以这次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发生核安全的问题，从心里，我们也很同情他们，他们可以做到八级抗震，但是谁知道还会有九级，以后会不会有十级的情况？包括飓风，像美国被龙卷风袭击，意想不到的灾害很多。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困难和非常有挑战的部分。
此外，我还想谈谈关于碳金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核安全问题发生以后，整个欧盟碳交易的价格，每单位碳交易的价格从之前的15欧元上下的波动，在五天之内提高了2欧元，就是17欧元一吨的价格，在未来它会为核电带来安全隐患的问题多支付600亿欧元的费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碳金融的市场潜力和容量是非常大的，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刚刚起步，在生产领域包括对CDM机制的碳交易都比较多，而且开发的产品和服务也比较成熟。但相对来说，我们提出在2020年比2005年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我相信这个我们国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从它的实质性的总量减排的角度来看，和欧盟或者国际上的期望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是不是应该把碳排放的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并给与更多地关注。比如，这次核电危机带来的挑战同时，实际上还有契机，日本现在也想到要降低消费，降低电的使用，像我们看到的24小时营业店以前全部是灯火辉煌，但是事故发生以后灯就很少了，只开了很少的灯，大家都非常理解，甚至市民非常支持和配合这样的改变。
我们做了一些有关的研究，下面向大家汇报一下。首先我们研究了提高公民环境意识，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为影响。我们在小范围内，以365户家庭为对象做了一年的跟踪调查，让他们填写一个环境价计薄，就是对每个月的水电气还有汽油的消费量做一个登记，一共是16页的内容，他们要连续12个月做登记。等12个月完成以后我们观察到在执行环境价计薄之前，和执行后家庭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执行后减少了2.8%。
第二个研究是对公民参与碳减排的参与意愿是怎么样的。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参与意愿从性别上没有差异，公众认为如果对他们的减排努力有奖励的话，他们有更高的参与意愿。而且如果他们个人的减排量有一种交易平台，这种交易价格越高他们的参与意愿越强。
第三，如果我们设定一个人碳排放对奖励的金额期望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每个人规定每年可以排放5吨或者是8吨，对超过这个标准的人进行补付款。对每吨付款的意愿是58.5元每吨，对没有排到8吨或者是5吨的，给我一个奖励，就是65.8元一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差异。下一步还有很多研究的课题。
今天非常感谢高层的领导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指导方向，我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发言对我们的启发，回去以后我会向我们的同学、同事传达。
边慧敏：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非常好，有很多启示。我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感谢。我们学校是一个老牌的财经学院，地处西南，但也非常关心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论坛得到了解国家急需，服务经济建设。我们学校有一个光华论坛，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能够来给我们做讲座，我代表学校邀请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