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说绿色发展、绿色经济或者绿色转型的话，它涉及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涉及的方方面面特别多，今天各位专家已经谈了很多，比如从国内的政策制定、执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方面面，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我想切入的角度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相对少一点的角度，就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角度来说，要说发展经济，就不仅是我们国内内需部分的，我们自己存在着结构调整，我们还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还与世界经济通过贸易投资等有着丰富的联系。我们有一个课题，叫投资贸易与环境，主要是研究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角度来促进绿色经济和绿色转型。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刚才有专家也提到过，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分工使得我们出口了很多的东西，把能源消耗、碳排放、环境影响全部留在国内，我们原来做过一些项目，就是对具体的数据进行测算，尽管从方法论上也有争议，比如说中国的IO表五年才公布一次，数据更新也比较困难，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是准，咱们不说这些。具体来说我们的测算结果，中国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能源是用于加工出口产品的，无论数据测算出来百分比差一点没关系，但是对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位，大量的出口内涵能源，所谓内涵能源就是内含在出口商品中的，上游加工过程中生产出的能源。中国从生产侧和消费侧计算排放计算的时候，中国排放被高估，无论测算结果怎么样，具体数据不究，这样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我们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先不说它的政策含义怎么样，对中国好还是不好，一方面我们难以改变这样贸易分工中的定位，一方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和三架马车之一，当然同时带来环境问题，种种能源消耗的问题。政策含义方面也是一个双刃剑，很不好说，但是从学者的角度首先是客观揭示这样一个事实。
马上就引起一个后续关于国际碳关税的争论，这个国内也有很多不清晰的认识，把它跟国内碳税混同考虑，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严格区分国内碳税和碳关税两个概念、两回事儿，总有人说国内碳税是应对国际碳关税的有力武器，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决定收碳税，那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我们自己环境保护的目标。我们收了碳税之后就能有力的反击国际碳关税，这个是两回事，不是这么个逻辑，因为国际碳关税是有它自身的逻辑，详细的我没时间展开，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也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是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引的这些资可能主要是集中于能源密集型产品和产业，肯定产生了大量污染。还有现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咱们要走出去的战略，又带来了我们对外投资快速的增长，而且是引起了国际高度的关注。在这个里面也跟环保密切相关，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难平衡的东西，随着我们经济地位的增长，我们引资的时候希望要有所挑选，高污染的少要，即使引来了外资，我们现在希望它采用母国的环境标准。因为对外投资天经地义应该遵循当地的环境标准，我们和发达国家环境标准有差距的时候，引来的资的外资企业只要执行当地的标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希望通过监管，希望通过一些双边协定使得它提高环保标准，这样减少引资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外投资，去非洲、东南亚、欧盟，我们越来越多的要到外面投资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环境标准？我们3月份的时候项目组有一个团，我也跟着去印尼调研，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影响问题，我们当时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关注石油，我们投资了一些石油方面的工业。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从印尼进口煤炭、木材、棕榈油，这些都在快速的增长，中国跟印尼现在的经贸关系发展的也非常快。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外投资也是遵守当地的环境标准就可以了，但是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时候，它的环境标准更低或者缺失，这样造成了当地的NGO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为是有抱怨的。我们跟各种各样的人，官员、NGO方方面面的人都有很多交流，政府是欢迎中国投资，但是有一些NGO对中国有一些指责和抱怨。细分出来这些抱怨也不都是中国的责任，比如说他说你们的电力部门上大压小，淘汰的小规模的煤电都出口到我们这儿了，说不应该把这些落后的设备、落后的技术卖给我们。我们说我们有先进的技术，怎么不买我们先进的技术，你可以买我们高端的，我们可以卖给你们高端的，但是你们想要便宜的，由于你进口商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中国主动把这些出口给你。也有一些说由于中国买了他的煤炭，导致他们那边毁林现象的增长，给当地的环保带来问题。买家有没有责任承担环境影响，政府应该监管要减少非法采矿。他说你的购买带来了经济的驱动力，使得我们这盗采盗伐的情况严重了。我们也觉得有点冤枉，作为进口商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现在块儿太大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比如说我们对棕榈油需求的增长，他们那边确实在扩大生产，不仅希望你买，而且希望你延伸变成投资，这样稳定。中国现在进口木材，本来进口商品是一种商业行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由于中国量的增长，而中国地位的上升，就使得同样在多少年前日本买走就没有关系，而现在中国一买，影响就变得特别扩大，就盯着中国，有一点这种感觉。NGO这种抱怨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也不是完全有道理，但是这种民众中所蔓延的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经济快速增长的忧虑和担忧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在处理引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就面临一个悖论，我们一方面认为发达国家来，应该执行你母国的标准，现在他们也说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为什么不执行更高环境标准？你既然希望别人少污染你的本国，那你到非洲的时候，哪怕非洲政府没有要求，你也应该执行更高的跟你母国一样的环境标准。中国现在在这方面面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走出去之后战略的意义，采矿、采油确实都是盯着一些战略资源。所以，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对经济转型或者绿色经济的发展会有比较严重的影响。我也希望咱们这边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产业布局调整方面，也关注我们对外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东西。而且我也是感觉到，通过去印尼的调研，感觉到一方面它对你的需求非常强，一方面它也很担忧，到底是它发展的新的机会，还是一个挑战，它跟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从它的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它一方面希望刺激印尼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对中国逐渐扩大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也是有忧虑的，我觉得中国也的确应该统筹考虑引资和对外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种种的政策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研究。
除此以外，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国际制度的建设是更重要。现在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已经有WTO规则的制定，但是WTO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有很多争议，比如说碳关税在WTO下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当然中国也参与WTO下有关贸易和环境的谈判，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些高污染产品的限制，和有利于环境商品的自由化，中国的利益也是不一致的，一方面我们希望节能灯、太阳能板更多的出口到欧洲，欧洲还说我们倾销。另外一方面咱们出售的东西他们说高污染，要征收碳关税。咱们两头不落好，咱们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出口给人家，人家还要反倾销，还要收碳关税，还不买账，他实际上是用了我们的环境资源，减少了自身的排放，但是发达国家一点都不买你账，也不感谢你，还要给你设置贸易壁垒。从国际制度的角度来说，现在很多问题出现苗头，比如说在气候公约谈判下面，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把贸易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来谈，但是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丁宁宁：绿色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个西方话语权的问题，提出来就是对付中国的。为什么人家要对付你？对付你合理不合理？咱们得这么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太大了。1776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波及的人口不到2000万。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也就是1200万人。苏联十月革命时的人口不过1个亿。2000万人就是都用蒸汽机、烧煤，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有限。1亿人影响也是有限的，况且苏联国土面积那么大。现在中国一下子冒出来13亿人进入现代化。确实对全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13亿人要取暖、用空调，还要开汽车。这比什么都可怕。所以说人家对你有防范心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些警惕和围堵是正常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