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银行在这段时期内的综合运营效率均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下降，然后上升，并最终恢复到各自初期的最优效率水平，国有银行的效率下降开始的更早一些，相对于股份制银行下降幅度也更大一些，在1999年效率值降至最低；股份银行整体上的效率下降的晚一些，直到1997年效率均维持在水平1，也是在1999年降至最低效率水平，而这期间正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的金融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数据也反映出，直到2005年度无论是股份制银行还是国有银行的总体效率水平均没有超出期初（1994年）的综合效率。进一步分析在效率下降阶段两类银行相对于自身最佳经营期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国有银行主要表现为员工人数投入过多，从1999年开始，固定资产也存在投入冗余；股份制银行主要是固定资产投入过多，表明一段时期其规模扩张过快。产出方面在效率下降阶段，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均表现为利润产出不足。
（2）各商业银行同期的效率比较
上述分析主要考察了商业银行整体效率变化问题，股份制银行总体效率变化（改善）相对小一些，国有银行的变化（改善）更大一些，这可能与原有国有银行整体效率较低有关。这部分主要研究对比同期两类银行的总体经营效率，这里给出2003年和2004年的计算结果，之所以选择这两年是因为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这有利于更好的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间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
虽然前述分析反映出国有银行的效率改善程度要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综合效率方面仍然要优于国有银行。除中国银行在2004年居于最优行列以外，其它国有银行在2003及2004年均排列靠后，即使是中国银行在2003年度的综合效率水平也仅排在第10位，2004年排名的上升与股份制改造有很大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初期资源水平及质量对商业银行其后一段时期的经营有很大的影响。
总体上，从实证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总体经营效率在1994年——2005年间虽然经历了最初的下降阶段，但其后的经营效率处于持续的改进过程中，这说明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各银行的综合经营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未来银行业监管的重点是加强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追逐利润及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也是虽然市场化的银行体系会有更高效率，但也更容易导致金融安全问题的原因。
第三节资产价格膨胀与金融安全
行为金融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非完全理性及投机心里等方面解释了在一定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必然性，但多数情况下资产价格泡沫的崩溃以及所导致的危机往往会同银行业联系起来，因为银行资金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的膨胀，而泡沫的破裂又会通过银行这个中介传导到实体经济，从而金融危机演变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如果银行资金不过多的介入这个过程，泡沫的膨胀程度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即使泡沫破裂，其所造成的影响也会有限的多。但银行业内部的竞争可能会弱化个别银行企业的风险意识而从事资产价格或资助资产价格的投机活动，最初这种活动的盈利效应可能迫使其它银行企业为了赶超竞争对手而加入其中。此外，国外金融理论在银行竞争与市场绩效关系方面也有广泛的研究。
5.3.1银行业竞争与金融效率及稳定的一般研究
国外有关银行业竞争状况与金融效率及稳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均衡问题探讨，即在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资源分配效率及银行自身效率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增加所引起的银行体系不稳定程度增加之间的平衡问题。
1）竞争与市场绩效
一般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竞争可以提高市场的绩效水平。Guzman（2000）运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了垄断和竞争条件下银行体系的市场绩效问题，如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但他的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同一般的企业并不完全一致，银行的市场力量或垄断力量并不一定带来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决定银行贷款数量的因素不仅仅是市场的竞争结构，还要受到银行内部因素如净资产的影响，当银行净资产降低时，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银行必须缩减信贷规模，这并不会带来贷款供给的增加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
同时银行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还要受到信贷分配效率的影响。一般地，银行的贷款分为关系型和交易型两种类型，Petersen等（1995）认为拥有市场力量的银行偏向于关系型贷款。在充分竞争银行结构条件下，新进入的企业由于缺乏可供甄别的信用历史，它们从银行获得贷款时所支付的利率会更高，从而抑制新企业的贷款需求，最终影响到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银行拥有市场力量的条件下，银行不必担忧这些新的客户被竞争对手拉走，从而可以将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作为抵押提供相对优惠的贷款，以扶持新企业的最初发展，当新企业成长之后再适当提高利率，这样的行为将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另外，在不提高贷款利率的条件下，银行可以通过甄别机制在新企业中挑选贷款对象，但Cetorelli（2000）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这种机制可能失效，因为“搭便车”问题，即个别企业的甄别结果为其它企业带来了借鉴，付出努力的银行最终可能无法从中获益。如果银行数量较少，则“搭便车”现象就会减少，新企业更容易获得稳定的贷款。因此，国外一些学者的认为，垄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绩效提高。
国外的这些研究对于银行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些研究可能忽略了即使在垄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银行间也存在激烈竞争的可能。垄断银行间的市场均衡是暂时的，从长期看，垄断下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更为激烈，这时垄断银行也无法完全像上述理论那样，执行较为审慎信用政策，反而可能在竞争的压力下，出现盲目的引用扩张，当市场的经济条件变化时，又会执行过激的收缩政策，最终加剧社会经济的动荡。
2）竞争与银行业稳定
现有研究从不同方面研究了竞争与银行业稳定的关系。
（1）甄别观点。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银行并不知道借款申请人的信用记录，即并不完全了解在其它银行的借款行为及信用等级，这在竞争的条件下增加了申请人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增加银行的风险。Shaffer（1998）证明了贷款数量将会随着银行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这样不良贷款损失也会随银行数目而增加。Cordella和Yeyati（2002）的研究也证明竞争削弱了银行在监督贷款人方面的投资，在引入信息披露和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后，这会激励银行在监督贷款人方面进行更多投资。因为公开的信息披露能够向储蓄者揭示银行资产质量的信息，银行资产风险的提高会促使储蓄者要求更高的利率，这就限制了银行的风险行为；同样，风险的增加也会促使存款保险机构提高保险费费率，从而达到抑制银行过高风险的经营行为。
（2）“租金”观点。一些学者从“租金”的角度论证了银行竞争与银行业风险的关系。Keeley（1990）认为现有银行从经营中获得的“租金”代表了失去经营资格的机会成本，银行拥有的市场力量越大，它所获得的“租金”也越高，为了保持在位“租金”，现有银行会尽可能的控制风险以减小经营失败的可能性。但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条件下，现有银行能够得到的“租金”减少，这会增加现有银行的风险偏好，银行体系也因此变得更为脆弱。Hellman等（2000）研究了存在资本监管时的“租金”决定，认为资本监管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促使银行提高了自身的资本充足率，这可以减少代理问题，也使银行倾向于减少风险行为；另一方面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又会减少在位的“租金”价值，这又会诱使银行采取更具风险的经营行为。为进一步的分析，它们建立了竞争性银行市场下的储蓄吸纳竞争模型，模型中银行为了在竞争中吸收更多的储蓄会提高存款利率，这侵蚀了“租金”的价值，从而导致银行更高的风险偏好。Repullo（2003）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扩展，他假定银行存在“赌徒行为”和“审慎行为”，在缺乏资本监管的条件下，无论在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在完全垄断市场中均仅存在“赌徒均衡”，在资本有效监管条件下，更可能出现“审慎均衡”。
（3）竞争和集中的均衡观点
Beck等（2003）的研究显示在集中和竞争条件下都可以增加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市场力量（垄断力量）的增加可以激励银行采取更加审慎的经营行为，控制自身的风险；但在竞争条件下，只要加强信息的披露以及监管，同样可以促使银行采取审慎的经营行为。因此，适宜的银行市场结构在于避免两个极端状态的出现：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问题的关键是在市场力量和竞争程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再辅之以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及监管政策，则可以达到在增加效率的基础上确保银行体系运转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5.3.2信用扩张、资产价格膨胀与金融安全
理性泡沫理论和行为金融是目前两个主要的解释资产价格泡沫过程的理论，理性泡沫理论无法解释泡沫的破裂过程，因为它是基于资产价格的一种长期运行状态的解释，目前的实证研究往往使用了美国资本市场上百年的数据来证实理性泡沫过程，但泡沫的形成与破裂一般是一个相对较短时期的资产价格过程，并显然是非理性行为的后果，理性泡沫理论忽略了这一点；早期的行为金融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人们的投资心理以及在这种心理驱动下的投资或投机行为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但该理论的一般假设前提是投资者使用自己的资金并且不存在资金的约束，这离实际的投资环境有一些距离，并且也无法将泡沫过程与现实的金融体系联系起来。
Allen和Gale（2000）针对现实的金融环境提出了信用扩张——资产价格泡沫模型。他们首先定义了资产价格泡沫，认为投资者借款购买资产，因为风险转移而导致的价格超过基础价格的部分。当投资者使用借来的资金进行投资时，他们实际上仅负有限责任，这样投资者就会表现为更大的风险偏好行为，这种行为最终导致对风险资产的过度投资，使风险资产的价格不断被推高，从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资产价格的破裂不可避免的造成投资者的大量违约，引起金融危机。
Allen和Gale（2000）的模型建立了如下的假设前提：
1）存在两个时期，时期1和时期2，并且存在两种资产，即供给可变的安全资产和供给固定的风险资产，安全资产可以是公司发行的债务或公司租入的资本品，风险资产可以是股票，它们的供给在短期内缺乏弹性。
2）安全资产具有固定的收益，收益率为r，它由经济体中资本的边际产品所决定，即决定于生产函数f（x）。
3）在时期1只有一个单位的风险资产，如果投资者在时期1购买x单位的风险资产，在时期2的收益为Rx，R是随机变量，它有一个分布在[0，Rmax]上正的连续密度函数，均值为R；风险资产的成本为c（x）；
4）投资者可以从银行借款投资于安全或风险资产，银行拥有B>；0单位的资产可供贷出；
5）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只能签定简单的债务合约，给定利率，投资者可以借到其所需要的数额，因此，在均衡条件下，贷款的利率等于安全资产的收益率。在简单债务合约条件下，银行不能识别和控制借款人的投资风险，只是将资金贷给投资者，这样就存在着投资风险转嫁的问题。如果投资者资产组合的价值高于贷款价值，他在还本付息之后得到全部剩余的收益；如果风险性投资组合的总价值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时，他可以宣布破产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而将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对风险资产而言，其市场出清条件为式（5—6），因为在t=l时只有1单位风险资产可供投资。安全资产不存在相应的出清条件，因为安全资产的供给由投资者对资本品的投资行为内生地决定。贷款市场的出清条件为式（5—7），因为借款数量等于安全资产XS加上风险资产的市场价值P。资本品的市场出清条件为式（5—8）。
均衡价格由上两式中的r和P共同决定，为进行对比，还需给出投资者全部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时资产的基础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