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切尔所描述的恐怖景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正在一步步扩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大量事实证明，每年由人类释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是最大的。随着从南极企鹅的体内检测出DDT超标的消息传来，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块净土了。人类如果不限制有毒化学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最后吞下苦果的还是人类自己。人类依然在拼命破坏环境、耗竭资源来换取一点生活欲望的满足，但是始终没能跳出叔本华的悲剧性断言，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为了吃、喝、拉、撒的欲望之需，且把地球搞得越来越糟，人类遭受更大痛苦的危机日益加重。这是何等得不偿失的一场交易！
如果人们问培根，知识是如何获得改变自然的力量的呢？培根的回答应该是，人的知识是对自然的因果规律的了解，了解自然的因果关系之后，就可以改变它、命令它，趋利避害，使自然规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然而可惜的是，现代人只看到了知识具有力量这一面，却忽视了知识本事就应该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像滥用DDT造成恶果的事件一再发生。
1988年，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拍摄的《十诫》以十个当代波兰人的故事将古老的“十诫”重新演绎，揭示了当代人所处的种种道德困境。其中每一集与基督教教义里的《十诫》有着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
十岁的男孩帕维尔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抚养他。帕维尔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妈妈对话。父亲相信一切都能够用电脑方程式运算出来。冬天到了，父亲让帕维尔打电话询问最近三日的温度，得到的回答是：“今天－11℃，昨天－14℃，前天－12.5℃，有八天的霜冻。”父亲将它们一一输入电脑，计算结果很快出来了，冰面的承受强度为每平方米可以承受257公斤，“一个比你重三倍的人。”帕维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隔天下午，父亲独自在书房工作。突然，放在桌上的一支钢笔开始渗漏，墨水瓶破裂，深色墨水洒在书上。湖上的冰裂了，帕维尔沉落湖底，再也没有上来。
显然人类将他们科学活动的作用夸大了。实验室里的活动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活动，而任何具体的人类事务总会遇到许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受着某时某地条件的限制，而不像实验室的情况那样纯粹，实际生活并不是用任何原理所构筑起来的。这种盲信科学主宰一切，将科学当做一切声音中的最强音，乃至用科学蓝图去改造社会，是现代人类悲剧的来源之一。
赫胥黎的预言真的来了吗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20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世界思想界h 影响深远。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帝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阶段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人们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在新世界里，人类把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尊为神明，并以之为纪年单位，它的元年是从福特第一辆T型车上市那一年开始算起的。
在这个想象的未来新世界中，人类的人性已经消泯，成为严密科学控制下，一群被注定身份和命运的奴隶。
故事里的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里。这些城市人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五种“种姓”。阿尔法和贝塔级别最高，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为胚胎之前就被妥善保管，以便将来培养成为领导和控制各个阶层的大人物；伽马是普通阶层，相当于平民；德尔塔和爱普西隆最低贱，只能做普通的体力劳动，而且智力低下，尤其是许多爱普西隆只能说单音节词汇。此外，那些非阿尔法或贝塔的受精卵在发育成为胚胎之前就会被一种叫“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方法进行尽可能大规模的复制，并且经过一系列残酷的“竞争”之后才能存活下来，可谓“出胎即杀”，如书中以电极惩罚接触花朵的婴儿，以暴力洗脑的方式对婴儿进行教育。书中的第五姓经以人工的方式导致脑性缺氧，把人变成痴呆，好使这批人一生只能以劳力工作。
管理人员用试管培植、条件制约、催眠、睡眠疗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各姓人的喜好，让他们用最快乐的心情去执行自己的被命定一生的消费模式、社会姓和岗位。真正的统治者则高高在上，一边嘲笑，一边安稳地控制着制度内的人。
婴儿完全由试管培养、由实验室中倾倒出来，完全不需要书、语言，无须负责任的性爱成为人们麻痹自己的正当娱乐，有情绪问题用“苏麻”（一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麻痹，所谓的家庭、爱情、宗教……皆成为历史名词，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
一个“野蛮人”约翰和母亲由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野蛮人保留区”进入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最大政权“世界国”的重要城市伦敦。当地人非常惊讶，因为“野蛮人”有太多使他们不解的地方。而“野蛮人”也对伦敦有太多不解的地方，他为了人生的自由、为了解放城市人而努力过一会儿，最后却受尽城市人的白眼、取笑，陷入绝望，直至最后自杀而死。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在“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与追求，像一台不知烦恼的机器一样活着，不会有悲伤，但也不会有快乐。
如今，我们是不是在面临2012的预言呢？是不是预言要实现了呢？还是人们又一次幸免于难。灾难可能不是来自外界的，更可能是出自人性扭曲和科技加剧。人们的确是渐渐异化，变得爱上压迫、迷恋制度、丧失独立，而带来真正的灾难。何况，一旦有人倾向于相信2012的预言，于是他们恰好更理所当然地发出了“娱乐至死”的口号，并视之为行为之圭臬，进一步和“美丽新世界”的目标接近。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怎样发出抵抗的声音？在赫胥黎早早发出警告而我们正重蹈其覆辙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迷恋电视节目而过早失去了童年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启动了埋藏好的弹药。
人造子宫的伦理颠覆
迅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所未有的能力，而且对人类道德的进步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传统的伦理观念带来了冲击。《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作者里夫金称，继克隆人之后，人造子宫是又一颗等待引爆的“生物学炸弹”，无疑，一旦这项研究成熟，自然生育就面临着终结的命运。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克隆羊“多利”在英国诞生。自此以后，“克隆”在人们的生活中早已经不再新鲜了。随着“人造子宫”概念的提出，人们的视野里又多了一个冲击。“人造子宫”的设想，源于上节中我们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
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基因乌托邦”。高水平的基因技术使得生育这一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变成了机械化工厂里的流水作业。设计、克隆、人造子宫孕育成长。高度机械化的程序运行中，人类延续至今的繁衍过程变得愈加简单，自然生育方式早已变成了“禽兽行为”，女人生育的职责已经彻底解放了。女性和男性通常会选择在最佳生育年龄将各自的卵子和精子在生命工厂中冷冻保存，等到他们想拥有自己的孩子时，只需授权生命工厂进行人工授精，并在人造子宫中孕育。婴儿从人造子宫中出生以后，生命工厂再通知父母前去认领。
这在20世纪30年代还被谴责为“痴人说梦”的构想，现如今已经真正来到我们的世界。科学发展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女权主义者曾经抱怨女性生育的痛苦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对女性来说，怀孕和分娩无疑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人造子宫”的提出正是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权利。然而，即使有“人造子宫”的存在，多数妇女仍愿意选择亲自怀孕，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幸福所在。
但是克隆技术极大地冲击了社会伦理观念。克隆人也许为人类实现长生不老的千年梦想提供了有科学依据的可能，但祸福相依，克隆行为将会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使被克隆者的唯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同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受到限制，与他人同样所应有的自主权、自决权将遭到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克隆人”为人类人口的非自然生产，即人工生产。正如一位美国伦理学家所指出的：“如果把克隆技术用于制造婴儿，那么我们便面临着由父母生育子女的时代向父母制造子女的时代转变。”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面临一系列的伦理问题。父母的职责会发生什么变化？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是否会大为削弱？我们借以延续人类文明的传宗接代观念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旦“人造子宫”与克隆技术结合，同性恋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那性别角色在我们的社会中还会存在吗？女人一旦不在自己的子宫里生育，那么女人存在的价值是否要重新界定呢？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类伦理难题虽然有望解决，但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伦理文化观念对未来人们的影响不会完全消失。由此可见，传统的爱情、婚姻、家庭伦理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