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平理论：绝对公平是虚无
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两个并不那么协调的价值。新保守主义者坚持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过分强调平等会妨碍自由的实现，同时认为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平等，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危机，而且侵害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突出平等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否则，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然会侵害一部分人的自由。
哈佛教授约翰·罗尔斯认为，只有当我们可以合理地指望不平等能够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而且它所依系的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时，不平等才不是武断的。
乌托邦：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利益
哈佛大学的桑德尔教授在课堂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吗？
有人予以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特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存权、自由和追求幸福等。
也有人予以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好的例证就是，有些人拥有很多金钱，有些人却一无所有，甚至要行街乞讨。
“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吗”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我们如何建构这个社会。我们无法控制人性，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人们应该有多大程度上的平等。
提到平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杜撰出来的“乌托邦”，其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对美好未来和正义社会的永久期待。
《乌托邦》一书的全名原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指“乌有之乡”。
《乌托邦》首次用“羊吃人”来揭露罪恶的“圈地运动”，“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托马斯·莫尔还认为，“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并提出了公有制，讨论了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婚姻自由、安乐死、尊重女权、宗教多元等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莫尔的书中，乌托邦政府是代表型民主政体。这个社会没有人拥有私人财产，人们生产的所有物资都存在店铺中，店铺遍及全岛，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不需要金钱流通。例如，食物、衣服、工具和其他物品都触手可及，就连房子也是靠抽签免费得到的，每10年可以调换一次。
这种制度常常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质疑：如果物资是触手可及的，那是不是就没有人需要工作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乌托邦，法律上要求人们都要工作。只是每个人在乌托邦里所做的工作，都比他的同时代的人在其他社会所做的少得多。这是因为人们只需生产必要的有用的物资，不必浪费时间去生产奢侈品，比如珠宝、毛皮或盛宴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每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在乌托邦的国度里，不会有贫穷、失业、无家可归的闲散人员存在，例如失业妇女、行乞的乞丐等。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正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紧张、压力之下，这才助长了“情感方面的罪”，人们的烦闷和怒火往往会使他们丧失理智。但是这些烦恼和压力在乌托邦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没有贫穷、失业、无家可归现象存在，人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焦虑、紧张和恐惧。因此，所有那些种类的犯罪都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存在任何阶级矛盾，穷人和富人、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都会随之消失。由于人们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去生产消费品，所以，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爱好：游戏、运动、学习、社交等休闲娱乐活动。但随之而来又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乌托邦的国度里，人们只是花费很少时间去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进行娱乐，那么，人们是不是都将变得千人一面，没有人会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呢？
在乌托邦的国度里，人们实际上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且不用去担心赚钱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中，人们才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因为人们都把精力浪费在对物质追求上。此外，乌托邦人意识到真正的个性依赖于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寻常的体验以及自己的个性能力，而不在于你的着装时髦与否、佩戴的珠宝首饰昂贵与否。
只有在乌托邦的国度里，人们才会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乌托邦作为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追求。
精英者的公正：差异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到2081年，人们期待已久的人人平等终于实现了。在这个平等的社会，凡事都要绝对的平等。没有哪个人更聪明些，没有哪个人更漂亮些，也没有哪个人更强壮些或者更灵巧些。
这种绝对的平等由美国设障上将手下人员执行。那些超过正常智商水平的公民，需要在耳内戴上一个微型智能障碍收音机，每隔20秒钟，政府发射台就会发送一种尖锐的噪声以阻止他们不公平地利用他们的大脑。
这时，哈里森·伯杰龙年仅14岁，他超乎寻常地聪明、英俊并拥有天赋，因此，他的身上不得不装配比大多数人更重的障碍装置。与那种微型耳塞式收音机不同，他佩戴着一副巨大的耳机和厚得像酒瓶底似的眼镜。为了掩盖他那英俊的外表，哈里森被要求在鼻子上戴一个红色的橡皮球，刮掉眉毛，在洁白整齐的牙齿上套胡乱造出的黑色暴牙套子。此外，为了抵消他强壮的身体优势，他不得不在走动时带着沉重的破铜烂铁。在人生的这条赛道上，哈里森需要负重300磅。
一天，哈里森终于不堪重负，愤怒地脱去了身上所有的障碍物，开始英勇地反抗平等主义专制的行为……
这是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写的一部短篇科幻小说《哈里森·伯杰龙》，表达了冯内古特对于绝对的平等持反对态度。
平等的社会自然是人们所渴望和向往的。那是否意味着要在所有方面都实现平等呢？
平等并非指所有方面的平等，这种平等仅仅指相同法定权力、利益等，例如平等的条件和平等的机会。人们在特定方面应允许不平等，在特定情况下也应允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允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比如说，兴趣、才能和天赋。
兴趣、才能和天赋，完全属于个人意愿与能力，我们绝不能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而去给那些对某项工作有着浓厚兴趣或是本身就具备胜任某项工作的天赋与能力的人设置障碍。就像今天，很多人有平等的机会，但是有人实现了卓越，有的人却没有。
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对音乐感兴趣，有的人对绘画感兴趣，有的人喜欢搞科研，有的人喜欢在舞台上表演。兴趣和爱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和能力。有的人学习特定的东西比别人学得快，能以更快的速度取得成就，有的人具备领导者的风范，有的人注定只能做个市井小民。
例如，我们可以赋予公民平等的权益，让他们通过投票来选择一个卓越的政治领导者。但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必须很早就起步，连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必须组建一个巨大的政治组织，跟已经成立的党合作，投入大笔的钱，学会有效沟通，面对压力要坚持他的观点，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有精力、最有天赋和投入最多的人才能战胜这些障碍，而如果有人还偏执地要求绝对的平等，让一些不具天赋和才能的人来任职，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任何工作来说，有好的完成方法也有糟的完成方法，也有最好的完成方法，那就是卓越的做法。卓越就意味着在最高程度上实现目标——例如，种植出最多最好的瓜果——或者用最少的精力、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或用其他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目标。例如，销售员的工作是销售，一个优秀的销售员销售出的产品会比其他销售员都多。秘书的工作是打字、处理文件、安排工作任务。一个优秀的秘书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好：打字很快、错误率低，有效地处理文件，合理安排工作进程，而且总能避免程序方面的冲突。
这时，我们就需要鼓励那些有天赋的人发展并锻炼自己的才能，更不要给那些跑得最快的人设置障碍，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跑并做到最好。但是务必要认识到，这些奖品并不只属于他们，而应当与那些缺乏这类天赋的人共同分享。
桑德尔教授认为，共同分享是指将自然才能的分配看做一种公共资产，并共享这一分配的好处，而无论其结果是什么。那些受到自然宠爱的富有天赋的人们，无论他们是谁，都只有当他们的好运气改善了那些不利者的状况时，自己才能真正从自己的好运气中获利。同时，一定要避免这样的误区，那些在天赋上占优势的人们，不能因为天分较高而仅仅让自己受益，而要通过抵消那些训练和教育所产生的费用，从而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们。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力求绝对平等的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为此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所以，我们要鼓励人们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不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当然，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希望从事的任何职业或活动。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能遵从这个事实，精英统治论者的政策会在实际情况中导致更好的自我实现，给每个人更大的满意感和幸福感。
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更幸福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正义者是否比一个不正义者更为幸福？换言之，就是道德对幸福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牵涉每个人一生的道路的选择——你愿意做哪一种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出游，到了一个叫做克洛伊索斯的国王的宫殿，克洛伊索斯领着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所有一切伟大的和华美贵重的东西都给他看，然后问他：“怎样的人是最幸福的？”
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却说最幸福的人是雅典的泰洛斯，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子孙，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洛斯之外在他看来谁是最幸福的，心里以为无论怎样自己总会轮到第二位。
梭伦却仍然没有说到他。克洛伊索斯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到眼里，竟认为我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梭伦大致是这样回答他的：人间的万事是无法预料的。你现在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只有我在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因为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
后来，克洛伊索斯发动战争，被打败后成为阶下囚，这时他才认为梭伦所说的话是对的。
对一个国王来说，财富和权力并不足以构成其幸福的全部要素，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甚至完全不是构成幸福的主要因素。梭伦在这里主要还是强调幸福的完整性和终极性，这种有关幸福必须“盖棺论定”，即观察一个人的幸福不仅要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完整一生的观点，不仅是希罗多德一个人的思想，而且是在希腊人中相当流行的观点。
现实社会中，好人受苦而恶人反倒享受财富、权力和成功的现象，似乎处处可见。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有时我们看到相反的情形：善人受到冤屈，而恶人却得意扬扬。
然而，正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说，正义者可能一时落后，但最后还是会比不正义者更早到达终点，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如何，正义本身也是最有益于灵魂的。人们将因正义的美德在生前和死后从人和神的手里得到各种各样的酬报——包括生前和死后的酬报。一个人只有通过实践正义和其他美德，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和至善。
在灾区哄抬物价，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吗
美国有“龙卷之乡”之称。尤其是发生在2004年夏的“查理”飓风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有22人死亡，损失达110亿美元。
灾后，许多商家趁火打劫：在奥兰多的一家加油站，商家将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而当时正值8月中旬，天气炎热，冰箱和空调因为停电又不能使用，所以人们只能购买高价冰块；因为灾后急需修补屋顶，房主需要支付2.3万美元才能让承包商将两棵被风刮倒的树从屋顶上清除掉；商店里的小型家用发电机由250美元涨到了2 000美元；汽车旅馆的房间住宿费由每晚40美元涨到每晚160美元。
佛罗里达州的许多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纷纷进行投诉。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震惊地说：“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受的灾难而发财。”
然而，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公众的愤怒是错误的，这些价格并没有什么不公正之处，它们只是反映出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给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