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史记》和中国史学传统
（一）关于传统和史学传统的一般认识
“传统”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及行为方式等。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具有某些稳定的素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是不断转化、变动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传统是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和演变而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持续性和稳定性，传统一旦形成，就对从古至今的人们和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此没有时间范围的界限；二是普遍性，对社会各阶层、各个学术领域都会产生影响；三是自觉性，是指继承和遵循传统的自觉意识，自觉意识的出现是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传统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四是时代性，人们在继承、发扬传统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前人的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并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的涵义，同时又在研究的新进展中不断形成新的传统；五是民族性，传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世代相传的一些思想观念，在具体形成过程中，它是通过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不断提倡和自觉实践而沿传下来的，自是民族性的表现，也是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
通过对史学传统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传统的这些特点。我国史学遗产之丰富，是举世公认的，史学传统乃是这个遗产中那些特点最鲜明、传习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史学家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1】它是以往史家之优良的思想、品德和经验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我国历史传统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史学传统中看大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这是我们研究我国史学传统的主要目的和现实意义。
（二）《史记》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
一般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共同影响了我国的史学传统，在历代史家众多的评论中，《史》、《汉》并称也很普遍，从史学发展的整体上来看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提出司马迁来讲中国的史学传统呢？我们要看到，《史记》之为我国史学的奠基之作，首先是在总结和继承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取得的。它在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空前成就，使史学创立之初就具有了相当的高度和鲜明的特征，“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者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达到的成绩就好像是测量器一样可以测量出它们的高低来。司马迁之所以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其秘密就正在于此”【2】。可以说，《史记》为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一些新传统。其次，较之其他史书，《史记》在思想上的深刻丰富和创新性更突出，也就是章学诚说的“圆而神”。从史家思想的传承看，司马迁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刻。惟其是思想传承，因而更需要依靠具有卓识者，下更深入的功夫，才能把握其真髓。也就是说，它更多地依靠人的力量，在人与人思想的交流中求发展，即司马迁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种精神思想上的交流和传承无疑是推动历史和史学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从而更宜开出更为长久、优良的传统。虽然外在的因素可以暂时地影响或改变史学传统的发展方向，也不可忽视，但史学传统之优良的素质总会在适当的时机喷薄而出，展现出特异的色彩，从而得到更多、更高的阐发。
那么，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哪些重要条件呢？
第一，就是名家、名著与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关系。
名著、名家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开创一家之言。史学名著和著名史家的思想，往往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总结，是新传统产生的关键环节。名著因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合理性而能为更多的史家认同，并能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段的史学发展上产生重要影响，进而被广泛继承、发展，积淀为一种民族的传统。著名的史学家大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优良学风，为后来的史家树立了榜样。“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一个明确宗旨，在他之后，很多史家都是在这个宗旨下创造出了很多名著，如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章学诚《文史通义》等。此外，有关良史的思想传统、实录的传统、通古今之变的传统，都是由司马迁开出，经由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学家在他们的名著中不断阐发，才最终形成和不断丰富的。
第二，史著与史评相互促进。
汉末至隋唐人多喜读《汉书》，研究《汉书》的人较多，东汉人排列名称，往往是《汉书》在前，《史记》在后，主要是因为《史记》在当时尚触时忌，且文尚骈俪，因此《汉书》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史记》。以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记载，自汉末迄于陈，《汉书》注解者凡25家。但是，还有一个现象会促使我们寻找更深层的原因。《后汉书·班彪传》记载：“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有好事者，颇有缀集时事。”章怀注指明“好事者”为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岑。但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共举15人，以为“相次撰续”。东汉班彪续《史记》之前，共有16家补续《史记》，即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阳城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可见，东汉以前人们对《史记》的研读也形成了一定规模。那么为什么《史记》的史学价值没有像后来那样受重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史记》的史学评论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对《史记》的理解首先有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续补过程中不断理解原著。《汉书》出来后，一方面人们对《汉书》的理解也要经历一个续补和研读过程，同时，《汉书》又成为人们研读《史记》的参照物。这样前后相衔，促进了人们对《史记》的理解，到晋隋时期，人们对《史记》和《汉书》的了解都达到了一定阶段，《史》《汉》比较开始出现，评论渐多【3】。如班彪、班固、王充、葛洪、张辅、华峤、傅玄、袁宏、刘勰等，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某些论点对后代研究者启示很大。马、班优劣，到晋人才逐渐有定评。同时，司马迁的史才与文才都得到阐发。明、清两代更是评点盛行时期，那时的《史记》研究也是取得成就最多的。明代凌稚隆编《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前者汇集自晋葛洪以来至明149家对《史记》的评论；后者亦集东汉苟伉以来各代学者147家对《汉书》的评价，其中还有很多涉及《史记》。说明《史记》评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这也是促使凌氏自觉总结史学评论的原因。这些为清代《史记》研究的兴盛做了思想、方法和材料上的准备。因此，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传统形成和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史家的自觉意识的不断发展。
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本身就是历史遗产和传统的一个载体，历史遗产就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总结我们的史学遗产传统时，实际也在对自身加以总结批判。从这个意义看，传统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不是随个人意志随意处置的身外之物。我们古代的史学家是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和使命感的，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传统的自觉认识，及把传统与自身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加强了他们对史学发展的使命感。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以“承孔子《春秋》”为己任，把自身作为史学传承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环，这样，史家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对史学发展中主观因素的理性要求，也是正确继承历史传统的前提。《庄子·知北游》说：“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某一个时代总是把它喜欢的视为神奇加以追索，反之视为臭腐而加以鄙弃。实际上今之神奇即前之臭腐，今之臭腐或为后之神奇。因此，我们要有把自身视为传承载体的自觉意识和通识，才能让史学传统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