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史公曰”的评价与史论传统的发展
我们现在一般把论赞看做中国古代史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经过了很长的历程才取得的。《史记》“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后，后来史书虽然纷纷效仿，但对史论的评价并不一致。对《史记》史论的评价涉及史论之观点方法、应用范围、内容形式、艺术价值等等，而关于史论的理论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不断的阐发，史论传统因而不断发展。
（一）关于“太史公曰”总体成就的认识
唐代刘知几是较早对史书论赞加以系统评述的史家。他在《史通·论赞》中首先记述了论赞的各种形式：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好。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可以看出，刘知几这里所说的论赞并不限于史书，而且包括经书、子集等。因此，他对论赞的认识是笼统的。具体到《史记》，他没有明确意识到“太史公曰”这种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与此前各种论赞的本质区别。因而他批评司马迁将论赞“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他认为司马迁这种做法有悖《春秋》笔削之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以《春秋》经旨和《左传》“君子曰”作为史论标准，限制了他对“太史公曰”史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认识。《左传》“君子曰”论史事、评人物多以仁、义、忠、孝等伦理道德为准则，而对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意义发掘不多。宋人李石撰《左氏君子例》就指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义。”【12】而《史记》史论，或考辨史料，或补充史事，都是从事实中立论，并着眼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二者显然不同。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对史书论赞的作用和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认为“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如果没有疑惑之处，就不必发论，这就把论赞的功用看得过于狭隘了。但当他真正立足于《史记》、《汉书》这些史书论赞时，却能得到一些较为准确的认识。他说：“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这也就是他在《叙事》中所说的“假赞论而自见者”。这种史论确实是《史记》“太史公曰”的一个特色，大概是恰好符合了刘知几对史文简约的要求，所以受到特别称赞。实际上，司马迁借助论的形式，除了补充了一些材料，使史事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也使历史人物的特征更加鲜明生动，增强了可读性。刘知几却说司马迁史论“淡泊无味”，这是相比“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而言，刘知几所强调的“味”是儒家义理之说教，以此为标准评价“太史公曰”，表明他对《史记》史论艺术价值的认识也受到宗经思想的影响。
刘知几对史论的认识虽然有很多偏颇之处，但他提出了很多有关史论形式、内容、功用和表述等方面的问题，引发后来史家围绕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史论撰述传统和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作用。此外，他对司马迁所创的自序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指出后代史家没有很好地学习司马迁，因而生出许多弊病：一是名目烦多，不能符实。“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很多述赞其实没有实质作用，却成了掩饰“事多”、“理寡”的装饰品。二是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之类。这是史论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刘知几把它们总结出来，促使后来史家更深入地理解和学习司马迁的史论，不断撰写出更好的史论。
就是在这种不断批评、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人们对“太史公曰”的认识逐渐深入，史论在史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刘知几还是把它当做“叙事之体”看待，发展到后来，史书论赞逐渐获得了与叙事同等的关注。明陈文烛说：“少余读《史记》，见其长于叙事，而论赞尤奇，窃叹六籍以后，善用长又善用短，唯司马氏哉！”【13】他认为，《史记》史论成就不输于叙事的成就，从而肯定了“太史公曰”的总体成就。清初范光宙著有《史评》一书，其凡例曰：“史学自司马公而下，班、范蔚兴，欧、苏炎起，洎夫李氏之《藏书》、张西铭之《史论》、钟景陵之《史怀》，以至陈仲醇之《古论大观》，夙称善本，而是书尤博综简核，衡断当平，允称史学之大成焉。”【14】他梳理了一条自司马迁以来史论发展的线索，并且提出了评价史论的标准。说明在那时《史记》的史论已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史学价值也得到了普遍认同。《史记》的“善叙事理”是世所公认的，叙事在史书编撰和史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史论获得与叙事同等的重视，使《史记》在史学论著中的地位得以确立，这在史学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明清以来出现的汇编、评抄《史记》论赞及其他各种史论的风气，是人们自觉的史论发展意识的进一步反映。有些史家开始对司马迁以来的史论传统进行自觉的总结。清代史家王鸣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
《史记》“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断语也，而班氏改称“赞”，陈寿改称“评”，至范蔚宗又改称“论”矣，而又系之以“赞”，论为散文，赞为四言诗。沈约《宋书》，改论称史臣曰，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陈》二书，魏收《北魏书》，令狐德《北周书》，及《晋书》、《隋书》、《旧唐书》并同，《五代史》论直起，不加标题，而辄以“呜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至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无论赞，则几不足以为史矣。要总未有能出《史记》之范围者。【15】
王鸣盛详细论述了历朝正史设立、处理论赞的不同情况，如有论无赞者与有赞无论者、论赞并用与论赞俱无等，并对各史论赞名称之不同做了具体说明。而这些变化，他认为都未能出《史记》论赞的范围，都是在《史记》“太史公曰”影响下产生的变体。这样，他就把《史记》“太史公曰”与中国史学史论传统的关系揭示得很清楚了。他这种细致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已不同于刘知几在《史通》中对论赞的笼统认识，而是在通观历代史书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自觉地考辨史论传统发展的源流。根据这个传统，他认为论赞已是史书必不可少的体例，是判断其是否为史著的必要条件之一，像《元史》这样没有论赞的史书几乎不能称为史。
从刘知几对史论的批判开始，到史论成为史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出史家对史论的理解不断趋于成熟，人们关于史论形式、内容、功能和评价标准的认识也渐趋明确。在这个过程中，《史记》“太史公曰”的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史论传统及其自觉发展意识的集中体现者。
（二）关于“太史公曰”内容与作用的认识
人们对史论作用的认识往往与其对史论内容的理解紧密相关。如刘知几提出的“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16】，范晔所说的“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前者是在对《左传》“君子曰”内容的理解上产生的，后者则是从对史志内容的理解上得来的。而《史记》“太史公曰”由于内容丰富、形式灵活，人们对其作用的理解也是各个不同，甚至产生了很多争论。这些史学活动拓展了史家视野及史论的内涵，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
1.托赞褒贬，劝惩系焉
是指史家借用论赞明确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态度及历史评价。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从文章发展的角度，评述了论赞的发展演变，他认为赞体在史书中的作用主要是褒贬，即“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这是对史书作用较早的评论。史书褒贬的目的是惩恶劝善，以古鉴今。这是自孔子以来就有的传统。《史记》也不例外，又因其以人物为中心，所以褒贬人物可以说是《史记》论赞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功用。刘勰这个观点为后来史家广泛接受。荀悦著《汉纪》就充分利用了史论的各种形式：序、后序、篇后论赞和文中夹议等，来发挥褒贬劝惩之义，被范晔称为“论辩多美”【17】。后来像唐刘知几、司马贞，金王若虚等都持这种态度。尤其是唐代，史论褒贬的作用被最高统治者所重视，唐太宗李世民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传撰写史论。这一举动使史论的褒贬作用更加扩大了，但弊端也随之而来。
褒贬劝惩固然是史论的一个重要功能，但若过分强调论赞的褒贬作用，容易使人们的思想过于狭隘，反而不利于正确理解论赞其他的功用。因此到了宋代，郑樵就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他在《通志·总叙》中说：
班彪《汉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纪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
郑樵是从马、班的继承关系出发，把他们对论赞的运用看做是史书论赞应遵守的标准，提出史论“不为褒贬”的观点。他在这里提出“太史公曰”的另一个作用“别纪所闻”来反驳褒贬说，而完全否认论赞褒贬的功用，可谓以偏纠偏。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把《史记》“太史公曰”看做史论源头并以它作为史论评价标准的思想意识，已经产生了。
宋辽金时期，因固守褒贬说而对司马迁史论多有批评的学者，应以王若虚为代表。王若虚批评《史记·项羽本纪》赞记舜目重瞳之事，认为：“迁轻信而爱奇，初不知道，故其谬妄每如此！后世状人君之相者类以舜瞳为美谈，皆史迁所启，而后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当为天子，因作乱而伏诛，亦本此之误也。”他还批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赞语，认为司马迁把田氏专齐国之政归为兆祥是不对的。更有甚者，他批评《汲郑列传·赞》说：“无他褒贬，独叹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至并载翟公署门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评哉？”【18】还批评《仲尼弟子传·赞》记写孔子容貌的传说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这些批评，把《史记》中本来鲜活生动、充满情趣的细节都视为杂说鄙事，这说明他对《史记》的内容和司马迁的思想没有深入全面的把握，另外，他对史书褒贬的形式和作用理解得也过于偏狭了。他还把后世史书讹滥都归罪于《史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清代学者袁枚曾就类似的问题发表过评论，他说：“史迁作《高祖本纪·赞》以忠质立义，明乎继三代者高祖也，最为得体。班氏远引豢龙之刘雷，以为汉承尧运，又于列传中以韩增之贵本于周烈，杜延年之贵本于唐杜世禄，霍光之贵为霍叔苗裔，皆染东汉人谶纬习气。”【19】袁枚比较了司马迁和班固，认为司马迁的史论是立足于历史发展常规的探寻，而班固就有些尊崇正统的倾向和神学气息，原因是受了东汉谶纬习气的影响。他从史家思想和时代风气的因素来看待问题，就显得更加全面、客观。但王若虚指出史家论赞对社会历史和人们观念的影响很大，应当慎重对待，这反映了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可取的。
明代学者胡应麟提出：“夫史之论赞而岂苟哉？终身履历，百代劝惩系焉，子长诸传，不尽废此义也。至称羽重瞳，纪信营墓，无关大体，颇近稗官矣……近时贵重子长，不求大体，专搜奥僻，诩为神奇，恐太史有灵，不当一笑也。”【20】他这里不是批评司马迁，而是批评后来学者没有领会司马迁论赞“劝惩”的真髓，不求大体，只专注于搜求偏僻小道，误入歧途。我们看到，在重视史论的劝惩作用及慎重态度上，胡应麟与王若虚是一致的。
宋明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术风尚的转变交替之迹。宋代有一部分学者是很讲究实事求是的，注重事实，评价事物比较客观，如王应麟、洪迈等都显示出踏实求学的倾向。明代则不同，像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的代表人物，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明代学人的一些风气，自然会影响他们对史论的认识。
2.补传之不足，极人情所难言
这可以看做是由史论褒贬之争中生发出的另一种认识，是说《史记》论赞包含了司马迁个人对人情世态的感叹和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之情。难言是因为在不便直言，因为作为一个实录历史的历史家，要尽量对史事做理智平正的描述和分析，以客观公正地凸显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所以在人物传中司马迁多遵循这一原则，而往往在“太史公曰”，用各种笔法表达自己的评论。这种史论往往寄托遥深，富有感情色彩，往往能引发人们对社会、人生和历史的思考，也是《史记》论赞中受到赞赏较多的部分。如王若虚批评的《汲郑列传·赞》就表现了司马迁对趋炎附势之人情的概括和感叹。此外，《史记》中《项羽本纪》、《伍子胥列传》、《季布栾布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的“太史公曰”，大都是关于个人成败得失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意与时势之关系的评论，都体现了《史记》论赞的“极人情所难言”的特点。明杨慎评《淮阴侯列传》时说：
多见评者以一两语囊括郑重，或取其大者为赞，不知赞在传外，直补所不足，或寄颦笑，非必如后人书法与史评也。此篇取譬反复，极人情所难言，此文在汉初第一。【21】
杨慎这句话可谓言约意丰，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史论不是专论政治、国家这样的大事，也不只是史家表达褒贬书法的手段。二是有的史论是补足传中难言之处，或表达史家的个人感慨。三即这样的史论在形式上就不只是用一两句话评论，而是“取譬反复”，即因事发论。这些见解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史家如何处理个人情感和客观史事的问题。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的“太史公曰”中首先补叙了关于韩信为母亲营墓的见闻，反映了韩信的为人和抱负，然后富有感情地发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昭、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用的是夹叙夹议的手法，看似责备韩信的为人处世，实又包含着对韩信历史功过的评定，从中隐寓了对韩信之死的惋惜之情及韩信背叛而诛的冤情。这些都与传文所叙相互补充，使主题更加明确【22】。《史记》中还有在传中专寓贬意，而在论赞中补以褒义的。如《酷吏列传》，清牛运震说：“赞语与列传意义各别，列传多深疾酷吏之词，满腹痛愤；赞语却摘酷吏之长以为节取，此褒贬之互见，而抑扬之并出者也。”【23】李景星也有类似的评论：“赞语与传，意义各别，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最为公允。”【24】可见，即使是抒发己意的论赞，司马迁仍然力求以事实立论，坚持自己实录的撰史宗旨，因此较好地处理了客观史事与史家主体情感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了论赞与列传的功用有所不同的看法，较杨慎的认识又深入一层，而有了史学方法论的意义。这对后人理解史论在历史纂述中的作用有很重要的意义，近人李长之就对传赞各别的看法大加赞赏并予以总结说：“就原则上说，司马迁对自己的主观见解和客观描写是分开去处理的。大概在传记中的叙述往往是纯粹客观的，而主观的平衡则见之于《自序》中说到所以做各传之故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看司马迁的见解时，《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赞……这种体例是我们在论《史记》时必须考虑到的。”【25】这也可看成是史论传统在近现代的持续发展。
3.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
这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而以前者为重，总的讲就是史书论赞能表达作者的撰述宗旨。这是清人章学诚提出的，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26】他所说的“见去取之从来”是指司马迁在论赞中言明的处理史料、考辨史料的方法和原则。他认为《史记》论赞或说明立篇旨意，或订立考信标准，都是司马迁从方方面面指明自己的撰述宗旨。他是比较注重从思想见识上评价《史记》论赞的史家，因此他对史记论赞的评价较之他人更有史学思想上的价值。在他之前，有些史家已经在对个别“太史公曰”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看法。如牛运震评《五帝本纪·赞》曰：
《史记》开端第一篇赞语，一部《史记》作法，要领略见于此。“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云云，此自述其历览之博也。“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此自述其考据典籍之详且慎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自道其读书独得之奇，与其作史之本，并示后世学者以读《史记》之法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此又自评其《帝纪》之妙不外一“雅”字，一部《史记》皆当依此字领略之也。
如果我们对“太史公曰”有些了解，就可看到若要分析《史记》“太史公曰”的内容和作用，《五帝本纪》赞确实一个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后来人包括今人所说的《史记》论赞“叙行踪”、“补轶事”、“言去取”、“抒感慨”、“发议论”等【27】，牛运震在这里差不多都分析到了，而他所说的“作史之本”、《史记》“作法”和“要领”就是章学诚总结的“明述作之本旨”。如《伯夷列传》所说的“考信于六艺”，《三代世表·序》所说的“疑则传疑”，《仲尼弟子列传·赞》所说“疑者阙焉”，《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赞中所言“世传其书，论其轶事”的原则，都是这方面的例证。牛运震此评虽然只是对《五帝本纪》而言，但如果没有对《史记》内容和论赞作用的深刻理解，是无法作出如此精审的分析的，也不会为章学诚及后来史家所认可和接受。我们可以从他对“太史公曰”的另一段分析中得到印证。他说：
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司马贞《索隐》讥其颇取偏引，以为首末不具，褒贬未称，别作一百三十篇《述赞》缀于简末，其不知史法与文体殊甚，真所谓爝火于日月，浸灌于时雨者也。【28】
他在这里进一步总结了《史记》论赞的丰富内容和多重功用，指出它们在史书记事、写人中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皆有深意远神”，即是史书深意及史家思想的体现。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驳斥了那些对“太史公曰”的错误看法，认为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不通“史法与文体”。反之，我们可以说，牛运震已经能从史法与文体两方面正确看待《史记》论赞的价值了，而不仅仅是从狭隘的褒贬和的史体观念来评价史书论赞。这是史家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史论传统的渐趋成熟。
牛运震未暇详论的论赞之史法及文体，邱逢年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
凡作史论，篇中即含论意，论即全篇总断，此常例也。独《史记》诸论，则千歧百变，而不可以一格拘。自常例外，有举大该小者，有举半见全者，有别出一义者，有因事生感者，有借闲情寄意者，有通叙世家、诸人合传而止论其一者，有既序复论或序论全无者，甚有一例而兼数例者，皆有深义。刘敬、叔孙通合传，一断其智而莫大于议定都，一断其希世而莫大于制礼仪，故论专及之，此举大该小之例也。《汲郑传》中各有评断，论则因宾客一节而叹世态之炎凉，此因事生感之例也。《吕后纪》皆详其专制之祸，论则取其休息无为之小效，以见不掩善之义。《平原君传》专写其好客，论则著其未睹大体之实祸，以见不隐恶之义，此别出一义之例也。《伯夷传》夹叙夹议，即传即论，《酷吏·序》止著为治在德不在刑，而于酷吏优劣，每降愈下之品为论也，故复作论以著之，此无序无论与既序复论之例也。赵灭于王迁之信谗，廉与赵、李皆良将，而相如识量又在诸人之上，故二论专及之，此通叙世家与诸人共传而止论其一之例也。《游侠·序》抑扬反复，评断已尽，后复有论且专及解者，以言侠者引侠为名而无其实，故因事生感而叹真侠之难觏，此一例而兼数例也。《卫霍传》中曰天幸、曰柔媚，人品军功评断已尽，论又惜其不招贤以见柔媚之大端，将职之不称而军功之由天幸而可想见矣，此举半见全之例也。《大宛传》全著武帝之贪兵，而论但言河出昆仑之不可信，以见诸使外国者无一非妄言，而武帝听信之过也，《田齐世家》篇末总论兴亡，正断已尽，故论不复及，特以占卜言之，盖姜易而田，关事变之大……此闲情寄意之例也。【29】
接着他还指出有些变例可以类推，有些则比较特殊，如《蒙恬列传》、《五帝本纪》论等，无法归出类例，但都是全书创见。最后他抛开类例，作出这样的总结：“要之吾所论者读史之法耳，作者变化因心，何尝预拟一例而为之。”而“班、范以下，但学其常而不敢效其变”，就是因为过分拘泥于史例，不懂“变化因心”的道理，少了创见和深义。这段话，从史法、史义与史例的相互关系评价了“太史公曰”的特点及其对史论传统发展的意义，说明人们对史论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评价标准。另外，他提出的“凡作史论，篇中即含论意，论即全篇总断”的史论常例，实际上是对《史记》以来史论特点的一个理论总结，可以说是《史记》寓论断于序事及“太史公曰”这两种史论形式的另一种总结，揭示了叙事之文与史论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不仅表现了邱逢年的卓识，也是史论传统发展到成熟阶段自然结出的硕果。
著有史论专书的王夫之说：“引而申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正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30】可看做是对史论方法的阐发和总结。他在《读通鉴论》中比较过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论【31】，可以推断有些认识是从《史记》“太史公曰”中得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论名家和名著对史论传统发展的影响。这些对指导我们现在的史论撰述有很重要的价值。
（三）关于史论的标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说：“史论序注，师范于核要。”即要求史家发论要准确有据而能抓住要点。他认为这是史论之“势”，所谓“势”，范文澜注曰：“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标准既定，则意有取舍，辞有简择，及其成文，止有体而无所谓势也。”“核要”即史论应取之标准。后来史家作论赞，并没有领会这一点。如刘知几批评的“多录纪传之言，其言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32】，就是没有把纪传和史论的标准搞清楚，而只重形式了。
清章学诚接着刘知几的评论，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说：
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云云，所以别于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于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33】
他首先以《史记》“太史公曰”为例，指明史论与叙事之文不同，认为司马迁是用史论作断语，并非有意另立一体。后世史家着意于论、赞韵散之别，甚至把据事直书与论赞完全对立起来，都失去了司马迁立史论的本意，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史论的标准。然后章学诚提出了史论的两个标准：一是“是非褒贬，第欲其平”，以求公是之道；一是避虚就实，少发空论和不必发之论。约而言之，平与实是史论应持之标准。这样，叙事之“实录”与论赞之“平实”就统一在一起了。这就是《史记》为后世史论树立的标准。
清末潘永季《读〈史记〉札记》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曰：“取势极远，引气极平，用笔极细，立论极稳，所以俟诸百世而不惑也。”这里的“势”是指史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识见，“平”与章学诚所言相同，指史家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细”与“稳”紧密相关，史家常于史事细节处揭示事物的本质，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发表评论，自然稳当。他仍是以《史记》论赞为史论标准，从史家修养的角度提出了史论应“势远”、“气平”、“笔细”、“论稳”几个方面的标准，并指出符合了这几个标准的史论，就能传之久远。
由此可见，史论标准的设立主要是针对史家主体修养而言，是史家和史学批评家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过程中所生发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源于《史记》“太史公曰”，又以其为楷模，成为推动史论传统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动力。
（四）关于史论艺术的认识
明、清学者和史家评点《史记》成风，“太史公曰”因篇幅短小，易单卷别行，且富有思想感情，人们往往把它们作为散文小品来阅读和欣赏。由此关于史论艺术性的评论不断增多，其中不乏精当之论。像《五帝本纪·赞》、《孔子世家·赞》、表序等，都被认为是百读不厌的美文。大体看来，人们主要从三方面阐发《史记》“太史公曰”的艺术性：一是直抒感慨给读者带来的情感上的共鸣，二是笔法章法多变而显示的文采之高妙，再就是褒贬微旨所蕴含的深意。但总的来说，都是以“文简意多”为评价标准。如牛运震评《五帝本纪·赞》：“以疏宕萧瑟之笔，兼高古质邃之体。疏宕萧瑟，自是太史公本色，高古质邃，则《五帝纪·赞》独胜，太史公出格文字也。《五帝纪·赞》，妙在意多而文简，尤妙在意属而文断，用笔灵活处，往往意到而笔不到，词了而意不了，叙中夹断，承中带转，正有吞吐离合，若断若续之妙。”【34】《古文观止》评其“文简意多，转折层曲，往复回环。其传疑不敢自信之意，绝不作一了语。乃赞语中之尤超绝者”。清徐与乔：“杨升庵谓《五帝纪》非太史公极笔，今按其空中盘礴，撰实为虚，汇萃群言，纬以夹笔，雄深雅健，堪冠全集，而赞语尤推绝调。”【35】这样的分析在当时是很多的，不胜枚举。在这种研读赏评《史记》论赞的氛围中，人们对《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述方法都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这为推动史论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对史论褒贬微旨的欣赏，本质上是对史家在处理主体与客体关系时，所表现的才能及所达到的水平的赞赏。明柯维骐引真德秀评《孝景本纪·赞》语：“真西山尝录此赞于《文章正宗》，以为司马迁之笔，且谓词简意尽，非他史所及。或者，纪缺，而赞尚存耳。”【36】对帝纪赞的赞赏主要是因为其含蓄表达了史家的褒贬微意。如明焦说：“太史公《匈奴传·赞》曰：‘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子长深不满武帝，而难于显言，故著此二语，可谓微而章矣。班椽《元帝·赞》称其‘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成帝·赞》‘善修容仪’，‘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而自见，最得史臣之体。”【37】所谓“史臣之体”就是对于君上的掩恶扬善，他认为《汉书》“帝纪”赞就继承了《史记》的含蓄褒贬的传统，表明他对“太史公曰”的思想方法对后来史论之引导作用有较好的理解。后来很多史学批评家往往在阐发“太史公曰”的思想和艺术性时，提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这也使“太史公曰”的内涵不断丰富起来。
人们对史论艺术性的不断阐发和提倡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艺术欣赏上，而是促使史论的社会价值日益彰显，进而要求其在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社会作用。章学诚在这方面有些言论显得较为突出，他根据自己平生读史研史的体会，对司马迁以来的史论更是推崇备至，评价极高，认为应把史论作为童蒙读物加以普及。他在《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中说：“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夏器高粗，尤为美含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意思是说在儿童接受教育之初，学习史论可以在学识、记述和辞章等各个方面培养儿童的能力，为今后成就“变化无穷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即《答周□谷论课蒙书》中所说“史赞为古学之底蕴”。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而在他之前，明清之际的金圣叹（1608—1661）选评的《必读才子书》，选了6种书，《史记》居第三，所选评的篇目几乎全是《史记》的“太史公曰”，有90余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文史名著代替儒家“六经”，作为童蒙课本或普及读本。据有的学者研究，晚它三四十年出现的《古文观止》在选篇和评语方面对它多有袭用【38】。一种在纪传体史书中并非单列的体例，发展到清代居然具有了与六经相抗衡的地位，这种发展恐怕是司马迁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这也说明，某种史学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一旦与某种社会思潮或风尚相契合，其势往往不可阻挡，并且孕育着某种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