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蒋光慈应组织要求转到塞北的张家口工作。
工作、生活安定后，蒋光慈便给远方的宋若瑜写信。
那一封封信，都写得热情似火，情意绵绵：“说起来寂寞，我真寂寞得要命！寂寞时，把你的玉照从袋中掏出看一看，假设与你谈笑一番，顿时就觉得快活些……”宋若瑜真切体味到爱情的新鲜、温馨和甜蜜，这个温顺、善良的姑娘在给蒋光慈复信时，适度地回应着：“……我现在……感情已经战胜了意志！撕心的苦念……”
然而两情缱绻，天各一方，仅情书往返怎么能解除多年未见一面的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蒋光慈在北京、在张家口、在军校的讲堂上，他都把宋若瑜的玉照揣在自己的怀里；宋若瑜在信阳省立二女师，也大胆地、放肆地把蒋光慈的照片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不时向着照片呆问：“你为什么老对着我望、对着我笑？你想和我说话吗？那么我对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的哥哥”；“我向来好看不起一些恋爱狂的人们！我现在却蹈了人家的故辙”！
宋若瑜多次想离开信阳，解聘北上。学校师生们获悉后，洒泪挽留这位深孚众望的好老师。宋若瑜面对师生们的泪眼，自己也哭了，她也不忍心离开可爱的学生们。她写信告诉蒋光慈说：“我很爱二女师的学生。”
可爱的学生们害怕自己的宋老师离开学校，就绞尽脑汁，写一封快信寄给开封的宋母秦氏，骗说：“宋老师因为想念您老人家，现在病得厉害，请速来信，切切！”秦氏接到学生来信时，正害病吃药。她想女儿心切，就带药坐快车赶到信阳。学生们神通广大，居然搞到了蒋光慈的通讯地址，同时发了一封快信到张家口，痛骂蒋光慈，“不该天天写信”勾引她们的宋老师，唆使她去什么北京，上什么张家口，妄图割断她们师生之间的骨肉之情。面对这真挚直白的师生之情，素以“中国拜伦”自居的蒋光慈不得不低头认输。他一面向宋若瑜作着解释：“教员是什么时候都可找得到的，而我的爱人却只有你一个，比较起来，到底哪一方面严重些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赔礼道歉：“我向她们道歉，请她们原谅我。”
若瑜当着老母亲的面，看着那一群天真可爱的女学生，真是左右为难，哭笑不得。
毕竟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独生的女儿在感情里所受的煎熬，老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经不住女儿的眼泪，母亲终于默许了和女儿去北京与光慈会一面。
夏日的北京，掩映在万木竞秀的葱茏之中。从郑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地抵达北京站。一个身穿玫瑰色旗袍、罩白色钩花对襟背心的时髦姑娘，轻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侧身汇入了鱼贯而下的乘客人流。走到车厢门口，姑娘双目顾盼生辉，迅速地浏览着站台上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寻找自己要找的人。
蒋光慈一见那照片中见过的标志性的刘海，情不自禁地跳跃起来，挥舞着双手高声喊道：“若瑜，瑜妹！我，我在这儿呢！”说着，急速地挤过人流，向姑娘靠近。
循着呼声，若瑜眼前一亮。啊，这不是在梦中魂牵梦绕、在书桌前时时用笔对话的那位侠生哥吗，梳着分头，戴着眼镜，英姿飒爽，满面焦灼。若瑜不好意思迎面喊他，只是在人群中艰难地向前靠拢。
人们被这对青年推挤得莫名其妙，纷纷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两人如入无人之境，依然是急速地走着，依然是急速地靠近。啊，两星终于碰撞到一起，宋若瑜把行李卷往地上一扔，期许地看着对方。
“我是侠生！”
“我是瑜妹呀！”
说完，彼此望着，一时语塞，好久，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蒋光慈拾起她的行李卷，叫来黄包车，两人穿街过巷，直奔东西牌楼大兴公寓。
为了迎接宋若瑜母女的到来，蒋光慈提前在公寓为她们准备了一间清洁雅静的房间。四周墙壁张贴着装饰纸，又特地搬来一张华丽的梳妆台，椭圆形镜面一尘不染，左右摆上两盆雍容华贵的芍药和飘逸潇洒的金丝菊。
若瑜拿出一个布质的小红匣，打开，递给蒋光慈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侠生哥！这是送给你的！”
蒋光慈郑重地接过匣子，只见里面放着一本装饰精致的《千家诗》。
“你翻开书看。”宋若瑜说着，不觉红了脸。
蒋光慈小心翼翼地打开书，但见扉页上用嫩黄的兰花叶子粘贴着一个桃形的“心”的图案，“桃子”的外围还绕着一圈红丝线。他看着，心头不禁“通通”地急跳起来，脸也刷地红了。
宋若瑜见蒋光慈看着兰花图案的脸忽地红了，便笑道：“这兰花花片有的是你从上海寄到信阳的，有的是我从自种兰花上摘下的。侠生哥！你是诗人，送你一部《千家诗》，送你咱两人栽的兰花结下的一颗心，不好吗！”
这充溢着诗情画意的话语，激得蒋光慈心里暖洋洋的。
第二天上午，蒋光慈陪着宋若瑜，来到坐落在北京城西南的“陶然亭”。光慈指着那飞向蓝空的亭翼的翘角，和亭下小道旁茂密的丛林荒草，娓娓地说道：
“‘陶然亭’这个名字的来历，出自清代康熙年间担任窑厂监督工部郎中的江藻。当时，他在慈悲庵正殿建了三间西厅，用于自己平时休息。这位工部郎中从白居易的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截取‘陶然’两个字，亲笔题写，并命名为‘陶然亭’。这里过去是文人墨客把酒邀明月的地方。你看，现在这里芦苇荒草，四野萧瑟，富人、权贵们不来了。可是，戊戌变法的英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来过，辛亥革命后的鉴湖女侠秋瑾也来过！”
提起秋瑾，宋若瑜怦然心动：“秋瑾来过，那我的老师丁明德是秋瑾的同乡、同学，她可能也来过！”宋若瑜说着，眼睛湿润了。
“她——你的那位丁老师来过没有我没有依据，但是这里留下了多少英雄豪杰的足迹呀！”
他们边走边讲，不知不觉来到陶然亭边的临湖屋，两人选了一处有靠背的石凳坐下了。
这时，光慈把若瑜拉得更靠近自己一点，将自己的两只手和若瑜的两只手握在一起。若瑜在情意绵绵中，不知不觉地将身子歪倒在光慈的怀里，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光慈的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背，轻轻地一下又一下地抚拍，他低声说道：“若瑜！你知道我是共产党吗？”
若瑜吃了一惊，随即又平静下来。她慢慢地抬起身来，恢复了两人刚才并坐的姿势，低声说道：“一直以来，我不敢确定，但从你的诗歌里，我早就有所感觉……侠生哥，今天能听到你自己亲口对我说，我真为你自豪！”
“啊！我的苏维娅呀！”蒋光慈松口气，庆幸地紧紧搂住宋若瑜。
“什么苏维娅呀？”宋若瑜在他怀中吐着气，不解地问道。
蒋光慈扶正了宋若瑜的身子，说起了“苏维娅”的来龙去脉，把自己多年来中外追寻、人海搜觅苏维娅的痛苦经历说得格外动人。如今，终于找到自己的苏维娅了。说着，又握住若瑜的手：
“若瑜！现在世道如此动荡黑暗，到处是刀兵，到处是屠杀，我们共产党人是提着脑袋在拼杀，我怕将来会连累了你……”
宋若瑜默默地看着他，细细品味着刚才苏维娅的故事，品味让侠生哥把自己当做苏维娅来追求的幸福，不由又骄傲又感动：
“侠生哥！我求的就是为中华民族有个好的未来而奋斗的人，我爱的就是有理想、有志气的共产党人！……我不怕连累，我甘愿受连累……”
一阵静默，四只手握得更紧。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日子里，他们在西山的林荫处，北海的水榭中，景山的石径上偎依漫步、流连忘返。他们的轻声柔语，他们的促膝谈心，有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分析，有对革命文学的研究，有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探讨，有对未来小家庭的构想。他们完全从原来的孤独、苦闷的躯骸中解脱出来了。
晚上，他们仍然分房而卧。有时长时间在一起拥抱，蒋光慈感觉有些奇怪，便问若瑜：
“瑜妹！你的身上怎么有些烫呀？”
这是肺病病态的一种反应，宋若瑜也感觉到了，但是也说不出原因，只是说：“侠生哥，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或者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浑身像喷火似的……”
蒋光慈听着这话，把她搂得更紧：“瑜妹，咱们结婚吧！”
“侠生哥！我以前总认为，精神上的爱要比结婚后的爱高尚而有趣得多。人一结婚，就产生了许多损失。最大的损失，就是阻碍两人的学业和事业。因此，我打算待我东南大学毕业后，学业告一段落再和你结婚。”说到这里，她睁着一对大眼，凝视着蒋光慈；又伸出一只纤指，在蒋光慈的脸上调皮地轻轻刮着，继续说道：
“这几天我看你这么爱我，说实话，我也想结婚呵。但是，人的婚姻为人生中最重要、最富尊严的一件事，怎么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呢？我反反复复地想过了，我们必须到今秋或明春才能结婚。我的理由是：一来我们两方都没有预备组织家庭必须有的家具和用度；二来我们时下都很忙，你在张家口没有闲空，我在河南也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三来现在天气炎热如焚，等秋天或春天凉爽了，还可作一次平生最愉快、最有趣的结婚旅行……”
“我还有一桩事，一直想跟你说，”蒋光慈沉吟片刻，“瑜妹！我去年从苏俄回国，当即就回大别山的老家了……可是，回家后就……不得不与家里的童养媳拜堂成亲了。”
“侠生哥呀！……”宋若瑜睁着大眼，惊恐地喊了一声。
“你听我说……”蒋光慈赶紧抓住若瑜的手：“……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我订了‘箩窝亲’。那姑娘姓王，我们在一个街坊长大；作为童养媳，她已在我家住了六七年。她人很漂亮，心灵手巧，我们之间也有感情……”
宋若瑜激动得直摇头，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你听我说……”蒋光慈握紧宋若瑜的手，“她就是再好，可不是我的苏维娅呀！一来我担心以她的情况，对外面的世界懵懂不知，把她带出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连累她。二来，我也需要一个人在我身边照顾我，同时能分担些忧愁，可我能再娶三妻四妾吗？所以……”蒋光慈叹口气，“我已请家里征求她的意见，把她作为蒋家的女儿再找一个婆家。想必现在，她一定是找到一个比我要好得多的归宿了吧……”
宋若瑜睁大着眼睛，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直到听完。
平静了好久，她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低声说：“侠生哥……我相信你……”
在大兴公寓，这天一大早，蒋光慈就喊开了宋若瑜的房门，把自己昨晚才脱稿的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郑重地交给了自己的心上人。他要若瑜花一天时间从头到尾细细读完。然后，再听她的批评。
蒋光慈写作有个习惯，就是手稿很整洁，一处涂改都没有。如果需要涂改，他一定重换一张稿纸抄好。若瑜只用了一个上午，就阅读完全篇。
下午，光慈让若瑜朗读书稿的最后一节《维嘉的附语》。若瑜操着柔和、响亮的中原姑娘特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高声念着。这时，光慈得意地躺在若瑜的床上，静心地听。听心上人朗读自己的作品，乃是一种极其美妙、难以言喻的享乐啊！读完了这一节，光慈从床上欠起身，问道：
“瑜妹！你说，你的侠生哥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
宋若瑜略加思索，朗声答道：“我们都参加过‘五四’运动。那时，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浪潮降下来了，加之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包括我在内的一般青年都徬徨了，迷惑了，犹豫了；再加上个人经济的困窘、爱情的苦闷、失业的痛苦，一时觉得没有出路。”
蒋光慈细听着、思考着，盯着若瑜的眼睛：“你，继续说——”
“侠生！你是在给我们这一代青年指路啊！小说主人公汪中所走的路，是革命的路，是斗争的路！”
“讲得好！若瑜，你再继续讲——”
“我读汪中的经历，我是流着眼泪读的……侠哥！你也是咱中华民族的青年人啊！你的这部小说，一定会引起全中国青年人的共鸣！”
蒋光慈听着听着，走到若瑜面前，用双手捧起若瑜的下巴：“知我者，瑜妹也！你真正是我司文艺的女神！”两人久久拥抱在一起。
蒋光慈这次来北京，是请了假才走得掉的。当时，形势千变万化，他又公务、党务缠身，因此在陪若瑜一个多礼拜后，不得不忍痛回张家口。两人在西直门京绥火车站，作见面后的第一次挥手告别。宋若瑜看着远去的火车，流泪痛哭起来……
不久，宋若瑜的母亲秦氏，冒着炎热由开封乘火车来到北京。
宋若瑜安顿好老人，到邮局给蒋光慈发了一封快信，让他快请假赶到北京来，见见自己的母亲。她在信中向蒋光慈透露，自己的父亲刚刚听信流言，说蒋光慈已有妻室，现在是在玩弄他的女儿。尽管自己已向老人作了解释，但看来非得他亲口解释才行，希望快来“为伊解说明白”。
蒋光慈接到快信，怀着一腔喜悦，马不停蹄地赶来北京，首先拜见了秦氏：“大娘！你为我们辛苦了！”
秦氏坐在椅子上，一面喝着茶，一面上下打量着未来的女婿。她见蒋光慈年轻英俊，文质彬彬，一表人才，心里有一点喜欢了。第一印象就获得了好感。蒋光慈和宋若瑜在背后互相眨了眨眼，会心地笑了。
两个年轻人一再劝说老人家在北京多走走、多看看，来一趟不容易；在这个古都赏赏风景，开开眼界，机会难得。可喜欢归喜欢，老人心中仍是百般心事，无意观瞻，即使是在蒋光慈这位“导游”的指引下去看大钟寺时，也是一有机会，就避开光慈，一个劲地规劝女儿：
“他讲自己的童养媳作为蒋家姑娘出嫁，出嫁了吗？有什么证据？鬼才相信呢！”
见女儿闭口不言，老人又说道：“天上飞的野鸭，不能算碗菜。孩子！娘对你说一千道一万，归总起来只有两个字：慎重。”老人家所说的“慎重”内涵有几层：一是看蒋光慈的言行是否一致，表里是不是如一；二是看蒋光慈是不是一个见花爱花、见柳贪柳的轻浮男人；三是女儿家最珍贵的贞操切勿轻易丢失。一层含意也好，两层、三层也好，都是做娘的一片苦心。但女儿对光慈却信任有加。
“娘，我相信侠生！有苦有罪我自己受，不怨您！”
女儿的话，如同枪弹一般，射在母亲的心上。老人沉默了，流泪了，脚步像灌上铅一样地沉重。
他们在大钟寺内坐下休息。
老人坐在石椅上，伸手摸着女儿的头，不知为什么，眼泪流得竟像断了线的珠子。也难怪，她一生总共养了九个儿女，那八个都相继夭折了，只留下这么一个若瑜。为了这个宝贝，她熬了多少心血，淌了多少眼泪，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如今女儿要与蒋侠生恋爱订婚，为了不使她上当受骗，自己不得不拖着老弱病躯，千里迢迢奔到这里……可女儿迷了心窍，什么话也听不进。万一蒋侠生在家娶了老婆，那她的千金小姐、掌上明珠，不就成了人家的“二房”了吗？唉呀呀！万一到了那一步，后悔莫及，哭也没有眼泪呀。
蒋光慈看到秦氏流泪，也就自觉地回避到另一个院子去了。
秦氏继续规劝女儿：“孩子！俺不管蒋侠生说得多么好听，讲得比鳖蛋还圆，不到黄河不死心，咱们宋家一定要到他蒋家实地调查！”
宋若瑜为了不使母亲过于伤心，只好违心地同意了母亲的意见。
蒋光慈在北京陪了两天，把自己与王书英解除婚姻关系的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可若瑜的母亲总是半信半疑，使得他又气又急，结果连喉咙也发炎了，话都讲不出来。他原先设想三个人在北京好好谈谈、玩玩，把与若瑜的关系确定下来以后，请她们母女到塞外张家口一游，让她们领略“一望西风烟草寂，驼鸣旃幕夕阳斜”的壮观景色。可现在他这副尴尬样子，怎么能在北京待下去呢？忍着悲痛，压抑着愤懑，他向母女俩告别了，提前返回了张家口。
宋若瑜母女的北京之行，在开封、在信阳引起了不少传说。“十里无真信”。一些人还无中生有，添油加酣，编造了不少谣言，进行了种种非议，多方面的压力都簇拥在宋若瑜一家人的身上。一些人把蒋光慈称为危险的“黑杀党”“过激派”，把宋若瑜称为“宋秋瑾”；“同居”“小妾”“轧姘头”……善意的规劝，恶意的挖苦，促狭的嘲笑，婉转的戏谑……浊浪排空一样压来。
宋若瑜有些招架不住了，她写信给蒋光慈说，“数日来心绪缭乱，悲苦已极！妹此次北上实为爱情所支使，本无足怪，不意竟为开封、信阳一般人所注意，并加以许多望风捕影之谣言，实一恨事。此种谣言对我个人无关紧要，然我母亲对之甚为愤恨，并对我加以许多责斥”；“最近几天我总希望接着你的信，使我于最烦闷中得到一些快乐！最近几天是我最烦恼的时候！除了你，谁还可以安慰我呢”？并说她想“到深山无人的地方去修心养性去，永远不到有人的地方来”……
针对宋若瑜的烦恼，蒋光慈复信说，“吾妹为爱我故，而备受许多之谣言与痛苦，实令我深感不安”；“扪心自问，我实负其咎”。星月当空，他一个人站在塞北张垣的城头，迎着热风，遥望南天：“近来每一想及我俩身事，辄唏嘘而不知所措。”他鼓励宋若瑜说：“吾妹若真健者，请千万勿为一般无稽谣言及父母指责所痛苦，置之不问可耳。我深不忍吾妹因我而受苦痛！吾妹若爱我，则斩钉截铁爱我可耳，遑问其他……”
最让宋若瑜伤心的要数她的父亲宋殿卿了。老人是一条中原汉子，为人刚烈，最讲信义，把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浓重的“大男子主义”和“重男轻女”思想，不支持女儿到外面去读书，更不喜欢女儿避着父母同人谈婚论嫁。当听到若瑜同蒋侠生谈恋爱时，老人不止一次地数落老伴和女儿：
“任你们把蒋侠生吹成神仙、吹成活龙，俺都承认。俺就是不信，像他老蒋家那样的人家，像他蒋侠生那样的人才，人都二十四五岁了，还不娶妻子？”
老汉这话很有道理，于是也影响了若瑜的妈妈秦氏的态度。因此，老俩口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很有些“顽固不化”。现在，面对一波又一波谣言、诽谤的压力，老人出门都觉得抬不起头，在家又觉事事看不顺眼，不是摔摔掼掼，就是骂骂咧咧。他对着女儿说道：
“怎么样！小孩不听老人言，吃苦就在眼面前。按古人说，这叫‘众口铄金’；按俗话说，这叫‘唾沫都能淹死人’。怎么样？现在尝到这滋味了吧？”
对老伴，老汉更是横看竖看都来火：“小孩子不懂事，你老东西也是吃屎长大的吗？看你调教出多好的女儿呀！你愧对咱宋家列祖列宗！”
秦氏和若瑜又急又气又恨又恼，憋得说不出话，娘儿俩唯有互相埋怨落泪的份儿。
“哭，哭，就哭！”宋殿卿更不耐烦，“咱要派人到大别山去，任蒋家躲在哪个鳖窝都要把他抠出来，俺要看看蒋侠生那小子有没有说真话！”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开封距大别山虽远，可他的老家汝南县位于豫南，距大别山就很近了，其间贩山货的行脚商人很多，只要做点工作、费点唇舌，还是能打听到蒋家的真情实况的。
秦氏看若瑜在开封的日子难挨，于是便拿出自己的最后一笔私蓄，送女儿去南京东南大学复学去了。
临离开封，宋若瑜窝着一肚子的火，在大坑沿自家大门口，对着左右邻居高声喊叫：“我宋若瑜就是爱蒋侠生，爱定了！谁都管不了！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要嫁给他，嫁定了！”
邻里却笑她疯了，而宋若瑜清醒得很，在那样的年代，她也很清楚，她要追求的是什么，她的幸福在哪里。她是大坑沿一带第一个打破封建樊篱、打破吃人礼教的女性。
这年深秋，宋殿卿派出的“探马”来报：已经去大别山蒋家翔实打探过了。蒋侠生为蒋家的三儿子，自小与姓王的女子订亲不假，但现在两人已分道扬镳。王姓女子已经嫁人了，婆家姓潘。
秦氏在一旁听了，又欣慰，又委屈，不禁抹起眼泪痛哭起来。
脸色刚刚平和的宋殿卿，见老伴抹泪，又蹙起眉毛来：“哭啥？他蒋侠生还得办‘订婚酒’，俺‘大老宋’的女儿，他是好娶的吗？”说着，终于憋不住喜悦，“呵呵”地笑了起来。
若瑜得知父母的态度，高兴极了。在和蒋光慈的通信中，将在《英文选》上看的一首自认极其凄美动人的英文诗Under the Violets翻译成汉语，寄给光慈，以示庆贺：
紫兰花下
她的手凉了：面孔儿白了，
她的血脉已不流动了；
她的眼睛闭了——已经失去了生命——
着了十分洁白的衣服，与雪一样的洁净，
躺在这紫兰花下，阵阵被风儿飘零。
并没有用墓碑表明她的来历，
去引起人们的热泪与同情；
只有一些微嫩的树枝，
好似在说：此地有一位可爱的女郎，
躺在这里十分凄凉，十分寂静。
一些老树的树枝儿，
密重重地环绕着，阴沉沉地遮蔽着，
太阳的光线不能射在深处闪灼，
吸收了树叶的绿素，
凋残的叶儿一片一片的，向着它的坟墓飘落。
松鼠在树林中跳跃，
知更鸟儿隐在树叶中间狂叫，
深秋的时光一切的果儿熟了，
橡果和栗子一个个地坠落了，
这些秋天情况，她却观察得清楚。
晨乐队为她唱了，
从树林高处为她合奏着自然的乐歌，
春天的各种奥妙的歌奏者，
都来为她唱歌，
个个用它清新的声调为她祝贺。
光慈读了，美则美矣，但总觉得过于凄凉，不像若瑜一向的个性和爱好，想到一定是若瑜那段时间所受压抑太过，所以偏好这些哀婉的诗歌，他感叹女孩毕竟是女孩。
上海大学秋季开学的时候，蒋光慈回到了上海。
那时节，“五卅”惨案发生了，蒋光慈任教的上海大学，被洗劫一空；蒋光慈的学生，被强盗砍死；蒋光慈的朋友，被暗杀后投进了黄浦江。他震惊了，但震惊、愤怒有什么用，他要回到“五卅”惨案发生的地方去，他要回到上海去，化作巨响的霹雳，召唤中华民族的子孙，以反抗之火，点燃革命的火；让烈焰烧得更旺，怒潮掀得更高。
蒋光慈来到上海大学，找到了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经瞿同意，他仍然留在上海大学任教，同时让他发挥文学才能，为革命呐喊助威。
回上海战斗的愿望实现了，与若瑜妹培植了六年之久的爱情之树开花了，蒋光慈心情舒畅地笑了。
蒋光慈希望在寒假与宋若瑜结婚。对此，宋若瑜复信说：“结婚的事等我母亲来信再说，我是不愿做事使我母亲不安的，因为我母亲只有我这一个女儿，她是极爱我的……我也是很爱她的”；“她知道我爱你，她并不反对我同你结婚，不过她也是受了旧社会的影响，对于婚事太过于小心”。
可是春节，带给蒋光慈的是焦躁和不安。春节之前，他接到了若瑜写给他的信，其中说：“一切事安置好了，就动身到上海去！我刻下有点小病，头很疼，不能再写下去。最后希望你珍重身体，千万保重你的身体！……”
大年初一，蒋光慈孤独地闷在房间里，神思惘然。他在惨淡的灯光下，就着两碟小菜，捧着一杯酒，祝福过父母康健、家人平安后，又把杯子举向开封的方向，在心中默默祷告：“亲爱的若瑜妹！祝你早日康复，早日来到上海……”
喜庆的爆竹，依然在街头巷尾零零星星地“嘭——啪”炸响。正月初三下午，绿衣邮差给他送来了电报：“哥：妹病重，盼来开封。瑜。”蒋光慈手捧电报，心急如焚，涌起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去开封！
蒋光慈向正在住院的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打了招呼，稍作一点准备，于2月16日踏上早春的旅途。从上海到浦口，再转乘至徐州的列车。透过破烂的车窗，只见凋残的山河树木、破败的城镇村寨缓缓地向后闪去。车到云龙山麓，山头的残雪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着刺目的冷光。火车一声又一声长啸，驶进了拥挤不堪的徐州站。
蒋光慈手里提着一只小皮包下了车，走进车站，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祷告：“上帝保佑！顶好我就能转乘到车。”
来到车站办事处，问有没有到开封的车。办事处的人，在小窗口内直是摇头，牢骚满腹地说：“唉，现在是兵事时，火车不是乘旅客的，是专门乘兵大爷们的。什么时候有车，只有兵大爷知道，或许连兵大爷自己也不知道。……大约明天上午总有车从开封开来罢，可也说不准！”
蒋光慈听了此话，急得直跺脚，在心里连声喊道：“若瑜，若瑜，我这该怎么办？”
他怀着对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的怒火，两眉紧锁，心里充满了牢骚愤恨，无从发泄，只好住进靠近车站的一家小客栈，面对着昏暗的煤油灯，心中百感交集，无聊得不可名状，最后竟趴在桌子上打起盹来。
正待光慈要解衣睡觉的时候，房间的门被推开。头戴便帽、身穿蓝洋布长袍的账房先生，望着他笑眯眯地说：“先生就要睡觉么？天还早呢。”
“是的，我现在要睡了。”蒋光慈说，“我有急事要到开封。车站上的人说明天或许有车，请你们好好地替我打听打听。”
“先生”，账房先生仍是笑眯眯地说，“徐州当然不能同上海比了。自从打仗以来，俺们徐州闹得更糟。你先生在车站上没有看见么？那些逃荒的可怜的穷人……”
“听说山东现在闹得更糟呢。”光慈皱着眉头说。
“可不是呢，山东的老百姓现在简直不能过日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论斤卖，饿死的饿死，被军队杀死的杀死，说起来真是不忍听呐！”账房先生一边说，一边认真地看着这位年轻的客人：穿着一套笔挺的浅灰色西服，修长的身材，和蔼的面容，金丝眼镜后面闪着一双敏锐的眼睛。讲话时，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使人感到这是一位外表斯文、内心刚强的有学问的人。看着客人，账房先生不知道怎么突然转了话题，问道：
“先生！一个人睡觉是很寂寞的，找一个姑娘来陪伴吧？……”
蒋光慈听了这话，抬眼瞅瞅账房先生，心想这老东西刚才还是人模狗样，怎么转眼间竟要我干这种事，简直不是人！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用不着！谢谢你。”
“不要紧啦，出门在外嘛！”账房先生说，“这姑娘是‘私门头’，乡下姑娘，清爽干净，包管你中意……”
“不要不要！去！去！”
账房先生走了，蒋光慈气得半天才平息下来：什么“不要紧啦”，这种事情，也是不要紧的么？我如何能做这种事呢？我自己的爱人在病床上等我呢！
他越想越觉得账房先生对自己莫大的侮辱，可恼，可恨！他将床铺整理好，解开上衣，就势往床上一躺。谁知刚眯上眼睛，一位姑娘推门走进房间。这时，光慈坐在床沿上，两眼一愣，不知如何是好：把她推出去？向她说“不要”？或者请她坐下，怎么对付呢？
姑娘年约二十，身穿蓝布没有加滚的很长很长的外衣，完全是一种朴实的北方的风味。她长着一副诚实的、白净的面孔，脖子旁的外衣襟襻没有扣上，露出雪白胸脯的一角，两只乳房小山样地突兀着。她关上门，羞赧地垂着头坐下，一声不响。看来她的确与上海街头那些蓝眉毛、绿眼睛、红嘴唇的当街拉客的妓女迥然不同。那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使得光慈对她起了无限的同情。他想叫她出去，但张开口，忽然溜出一句话来：
“你是哪里的人？”
“俺是山东人。”
“你什么时候来徐州的？”
“才来三、四天。”
“你一个好好的姑娘家，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没有……法……子……”姑娘说着，很悲伤地哭了。
蒋光慈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说：“姑娘！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的爱人在开封生病住医院，我急着要去看她。我给你几个钱，你可以回了！”
姑娘面对光慈“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边磕头边哀求道：“老爷行行好吧！俺若是现在回去了，俺的婆婆一定会说俺得罪了客人，不会……，俺一定要挨打！”
“你的婆婆？你的婆婆逼你做这种事情？”光慈很是诧异。
“也是因为没有法子，没有饭吃……”
“你已经结婚了么？你的男人呢？”
“俺是童养媳，丈夫还没有跟俺成亲……五年前，他被抓壮丁抓走了，一直没有消息。”姑娘说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俺也不知他是……死……还……还是活……”
原来姑娘姓张，是山东济南府东乡的人。十岁的时候她娘死了，家又穷，于是她爹把她送到婆婆家当童养媳。婆家的家道起初还过得去，不想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公公被县里的军队捉去了，说他通什么匪，要枪毙他。婆婆为救公公，变卖了家产，花钱活动。结果公公还是被枪毙了，家里也落得一贫如洗。接着，她的未婚夫又被抓了壮丁，家里只有孤苦伶仃的婆媳俩，苦挣苦磨熬了四五年。不料山东闹军阀，军队奸淫焚掠，实在比土匪还要凶。婆媳俩在山东蹲不住了，逃难到徐州，几个零钱又被小偷偷了去。眼看就活不下去，才奔了她公公的故交，也就是这里的账房先生。茫茫人海，艰难世道。婆媳俩无路可走，在婆婆的痛打逼迫下，在账房先生的劝说开导下，她才走了卖肉体换钱这一途，以养活婆婆和自己。姑娘哭着说了这些，最后悲痛地叹了口气，哭道：“俺的命……真苦……”
一股无法控制的怒火，在蒋光慈的心头燃烧。他直起腰，慢声地对姑娘说：“你留下吧。”两人只得在床两头和衣而眠。姑娘望望光慈，感到有些奇怪：两头穿着衣服睡觉，他叫我来干什么呢？哟，这位“客人”真是一位好人啊！
一觉睡到大天明。光慈醒来，已经是早晨八点多钟。他将还沉在梦乡的姑娘推醒，让她洗了脸，然后从皮包里拿出七块大洋，郑重地递给姑娘，说道：
“你现在可以走了！”
“怎好拿你的钱呢？”
“不拿钱，你回去又挨打了。”
姑娘双手接过钱，呆呆望着他，转过身慢慢地走出门去。
也许是好心终得好报吧，去开封的火车终于来了。蒋光慈挤在三等车厢中，摇摇晃晃，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开封。下了车就直奔南关医院了。
冬日天短。蒋光慈坐的黄包车到达南关医院时，已经是掌灯时分。光慈提着皮包刚下车，就听医院中有人惊喜地喊道：“呀，来了，来了！”
看护若瑜的张女士，迎着光慈微微鞠了一躬，白团脸上满是笑色：“你是蒋侠生先生吧？”蒋光慈点头称是。张女士领着光慈转身就走，像一股清风一样旋向宋若瑜的病房：“密司宋，密司宋！蒋先生来了！你的蒋先生来了！”
两人走进病房。宋若瑜刚从病榻上坐起来，脸上漾起淡淡的红晕，满面春风，笑得像一朵怒放的牡丹。张看护望着若瑜，充满爱意，向着蒋光慈笑道：
“蒋先生！宋小姐哭了好几回了，盼着你来呀！你看，简直像一个小姑娘似的……”说着，转身走了。
蒋光慈示意若瑜不要下床，他自己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笑着从皮包中拿出一个硕大的苹果。那稀罕的苹果，红红的，宛如若瑜此时的笑脸。若瑜拿着苹果，放到枕边，两手猛地搂住光慈的脖子，嘤嘤地哭了。
光慈松开若瑜，为她擦泪，一边伸一只手指轻刮她的脸，笑道：“大姑娘还哭鼻子，羞不羞呀？”
宋若瑜“扑哧”一声笑了，红着脸说道：“侠生哥，我曾对你说过，我是一个小孩子，总好胡思乱想。我昨天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汝南老家的乡下。我看见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骑在一条黄牛的背上，一边吹着短笛，一边唱着很好听的豫剧，很是有趣呢。她那种逍遥自在、快乐无比的生活，真是令人爱慕！我忽然联想到卢梭的返于自然的学说，悔恨自己不该来繁华社会读书，不该与繁华社会的人们接触。生在乡间，活在田野，多快乐呀！无论社会坏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必去过问。”
“这也不对。这不是逃避现实吗？”光慈笑着批评道，“这不是咱们敢说敢干、敢打敢拼的‘中州女杰’说的话呵！”
初五早上，蒋光慈在宋若瑜的陪同下，备了一份厚礼，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大坑沿宋家。若瑜脸上没有一点病态，走路精神抖擞，离家门老远，就亮起嗓子喊道：“俺娘呀——”
宋殿卿和秦氏早有准备，听到女儿喊叫，赶忙出门迎接。
“好，好，”宋殿卿荷荷笑着，见光慈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非常高兴，两眼差点溢出泪来，只是一个劲地招呼道，“家里坐！家里坐！”
左邻右舍的人见宋家接待个这么有派头的“准女婿”，都涌出门来瞧稀奇、看热闹。宋殿卿顿觉得意洋洋，扬眉吐气。他一个劲地向邻里们抛散过年才吸的烟卷，一面呵呵地笑着，眼睛眯成了两道缝。
大老宋回到家里，见桌上已摆上了片糕、白切、寸金、金枣等四碟茶点，“准女婿”和女儿已坐在桌边笑着喝茶，觉得十分妥贴，便在桌上沿坐下。光慈见老人坐下，站起来微躬着腰说：“大伯！我和若瑜商量好了，决定中午在酒楼里办一桌宴席，算是我们的‘订婚酒’……”
一向对儿女婚姻的仪式、仪规非常在意讲究的宋殿卿，今天却突然非常开通，连连摇着手说：“蒋侠生呀！你也算是咱家的稀客了。大过年的到外面去吃饭，多见外呀。今天俺当家，这‘订婚酒’就在家喝吧。以后你们咋办，俺和你娘就不管了！”
中午，秦氏烧了满满的一桌菜；宋殿卿还拿出一瓶开封产的“杜康”。在家宴开始前，宋殿卿特叫光慈拿出了一挂准备在元宵节燃放的鞭炮，用长竹竿挑起点燃了。那又脆又响的爆竹声，宣泄了老人心头所积聚的人们对女儿婚事造谣、诽谤的恶气！
就这样幸福着，若瑜的高烧、咳嗽仿佛好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地，火热的酷夏将要更替温暖的春光，蒋光慈和宋若瑜两人早就提前进入到感情的盛夏。由于生病，若瑜只好休学来到上海。本来还想对准女婿继续观察、考验的秦氏，看到光慈和女儿情投意合、卿卿我我的，算是彻底放了心。
就在两人紧锣密鼓地筹办婚宴的时候，蒋光慈父母从小儿子给家的信中，知道他要在最近结婚，特地托回乡的亲朋，给他们带来一些结婚必用品。光慈和若瑜打开一看，是两套男女穿的家织细布生褂裤；一双男式厚底布鞋和一双绣花软底鞋；一对绣有红鲤、荷花的“鱼水和合”枕面。光慈一看那熟悉的图案，熟悉的绣技，就知道是谁的作品了，眼睛霎时湿润起来。
1926年6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蒋光慈、宋若瑜在卡德路（今石门一路）一家名“万福楼”的酒家，设了一桌宴席，请了瞿秋白、钱杏邨等人。蒋光慈的老乡、同学李宗邺，也从远道赶来了。除了父母亲人，生命中重要的人都到了，蒋光慈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端起酒杯，高声宣布：“今天，我跟若瑜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