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学的概念、精华及孔孟的儒学、仁学、诚信思想
（一）儒学的概念
孔子对中国及世界意义重大，孔子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和谐的世界。以孔子仁爱思想为凝聚力的中国社会，以孔子仁爱思想为做人基本信念的讲良心的中华民族，一天都离不开孔子。中国文化以道为核心，道由老子、孔子共同传承。以孔子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财富。孔子讲立德是国家的根本，全社会上上下下都要讲德。什么叫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原来，找到中心就叫德。众星拱之，是形式使然。要想居于有利形势，就要进入核心。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打造人性社会。仁爱是对人文的关怀，任何时候待己、待人、待事、待物都以人性为唯一价值标准，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超脱出来，回归简单人生。这样做人看得清，并且不累。对具体的人来说，仁爱就他的需求进行满足；对社会整体而言，仁爱是普度众生的爱，在普度众生过程中让众生各安其位。“述而不作”，讲孔子忠于史实作信实的讲述而不添加新的观点。无疑，有了孔子这种谦虚而智慧的做法，才使我们的古籍得到很好的传承，当然也使这些古籍所承载的文明得到很好的传承。孔子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行而称焉。”意思是说：泰伯这个人可以说道德完善，三次把天下让出去，人们都想不出办法称赞他。考礼制，谦让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同宗同族相让，比如泰伯让季历，忠“让”或“逃”，意思是虽是长子，无德无能，愿把王位让给弟、侄。不同氏族相让，比如尧舜禹相让，叫“禅让”，意思是另立祭祀人选。禅让由祭司主持。同一统治集团，在紧急情况下父亲把王位让给儿子叫“内禅”，比如唐玄宗让位于唐肃宗，为的是安抚民心。在《论语》这部高度谈理论、谈原则的语录书里，也透露了孔子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情趣：他喜欢生活本身，并不喜欢好高骛远。有了这点认识，我们就可以解读为什么他会关心学生的婚姻或工资，自己为什么又在生活中有那么些“穷讲究”。从“人”的角度讲，任何礼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形式严谨、动作舒缓、言词恭敬，以上可称“礼有三表”。“形式严谨”——“席不正，不坐。”“动作舒缓”——“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言词舒缓、言词恭敬，这是“礼有三表”，三种表现归到一处，这叫“礼有一心”（11）。
（二）儒学的精华
方克立论及儒学中有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但自然科学非其所长。古人讲“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后二者也非儒学之所长。儒学主要是一种“正德”之学，是一种道德伦理、政治和教育学说。也可以说儒学是一种“人学”，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包括怎样修身律己、成就理想人格，怎样善待他人、和谐人际关系，怎样治国理政、使天下长治久安。儒学中包含着我们的先哲探索宇宙、社会、人生真谛的丰富智慧成果，其中有许多是可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思想精华。
儒学是一种修身立德、培养高尚情操、成就理想人格的人生哲学
儒家最讲求修身做人之道。修身的目的在于以德润身、“以美其身”，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成就理想人格。个人的修身需要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深造之以道而自得”，所以儒家的修身立德之学，也就是所谓的“为己之学”。如孔子讲“修己以敬”、涵养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讲存心养性、善养浩然之气，《大学》讲“正心诚意”，《中庸》讲“至诚尽性”，荀子讲“以诚养心、以礼正身”等等，都体现了儒家反求诸己、以德润身的修身为己之学的精义。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居仁由义”，具有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历代志士仁人包括一些近现代革命家都深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吸取并践行了其中的思想精华，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的边检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儒家人生哲学中的优质资源，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仍然可以采用。
儒学是一种宅心于仁、善待他人、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学说
儒家重视“礼”即社会制度建设，但“礼”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要以“仁”为内在精神。“仁”是一种本源于孝亲之心的关心人、爱护人、体恤人的感情和态度，在与他人相处时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是按照“仁”的精神制定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和道德原则，来明分定伦，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比如在家庭中，如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这个家庭就和睦了。扩大到社会，就是要建立君有君德，臣有臣德，父有父德，子有子德，朋友有交友之道。每个人各守其分，各尽其责，依礼而行，整个社会就能够和谐安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最看重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众心成城，人和为贵”。“和”是儒家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学说，它所体现的道德理性精神，包括善待他人的仁爱精神、尊重自我秩序的守礼原则、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经过科学阐释和现代转换，在北京边检与顾客和谐中亦能发挥重要的积极意义。
儒学是一种修己安人、以德治国、富有民本思想传统的政治学说
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系统的政治学说。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者正也。在孔子看来，正人先要正己，君子“修己”，近可以“安人”，远可以“安百姓”，乃至博施于民而济众，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孟子主张保障民生的“仁政”，以德服人的“王道”，荀子主张“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礼治，特别是古典儒家的那种旨在“以善养人”、提升国民道德品质与文明教养的教化治国理念，都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政治。这种政治要求统治者“君”给予被统治者“民”以一定的道德关怀，怀着“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感情，采取一些“惠民”、“安民”、“富民”、“恤民”、“与民休息”的政策和措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符合其长远统治利益的。许多儒学家都认识到了“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行天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先后提出了“民贵君轻”、“民本君末”、“天下为主君为客”等君臣关系理论，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但客观上对于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有一定的好处，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儒家“以德治国”、“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经过批判改造和创造性发展，可成为北京边检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历史理论来源之一。
儒学是一种尊师重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教育学说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看作是化民成俗、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儒学的一大特点。在现代教育的综合创新中，应该更加注意吸收儒家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是机缘而不是阻力，但对其作用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另外，儒家一直怀抱着“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在处理国家、民族关系问题时主张“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在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主张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而不同”，这是我国政府提倡建设和谐世界，是儒家不懈的政治追求，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的一部分（12）。
（三）孔孟儒学
从历史文献上来考察，孔孟连称始于魏晋之后。北魏《元昭墓志》中有这样的文字：“识总指途，并驱孔孟。”（《汉魏南北朝墓志集解图版49之二》）东晋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曾联名上奏《请兴国学疏》，文中以孔、孟对举，认为两人的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重纂三迁志》卷三）自此之后，孔、孟连称渐趋常见。元朝至元八年（1271），董文忠语元世祖：“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元史·董文忠传》）这里不仅出现了孔孟，而且还有了“孔孟之道”这一特定的学术术语，其意显然非仅囿于指代儒学，更是指一种官方的、主流的统治思想。
孔、孟生平出处相近
前面说过，孔、孟之间相差一百多年，但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来看，两人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大致相近的历史背景。也因此孟子说自己“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孟子·尽心下》）。不仅时间相近，孔、孟所处的地点也相隔不远。孔子生在鲁国的曲阜，孟子则生在邹国，史称“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孟子自己也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孔、孟的生平经历也相仿佛。两人都是幼年丧父。史称孔子3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他长大后连父亲的墓在何处都不知道，以致他在母亲亡故时，一时竟难以下葬，后来有人告诉他父亲坟墓所在，才将父母合葬。由于孔子是父母“野合”所生，有学者认为是“外庶子”，不能继承父亲的贵族身份，加上父亲死得早，所以孔子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都较为贫困，当过管钱财的“委吏”和管畜牧的“乘田”，他自己也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据赵岐的说法，孟子也是“夙丧其父”（《孟子题矢》），具体几岁不说，后人猜测孟子也是3岁丧父。孟母为了教育好孟子，曾三次搬迁住址，孟母三迁，成为历史美谈。另外，孔、孟都有游说诸侯，宣扬自己政治理想的经历。孔子从鲁定公十三年离开鲁国，到鲁哀公十一年回国，在外前后共漂泊14年。据司马迁说，他“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实际上孔子没到过这么多国家，比较较真的王充认为，孔子至多到过十几个国家。孟子也曾游历诸侯。约公元前329年率弟子首游齐国，成为齐威王顾问和稷下大夫。孟子于齐宣王八年（公元前312年）回邹，时年61岁。从公元前329到公元前312年，前后近20年孟子都在诸侯间周游。由于时代的差异，孔子周游时常常是狼狈不堪，贫苦得很，有时甚至如“丧家之狗”。相比较而言，孟子则阔绰多了，也风光多了。他出游时，有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诸侯王也能慷慨资助，如齐威王一次就赠金一百镒，宋国也曾送他七十镒金，薛国也赠金五十镒。可见孟子是富裕多了。孔、孟也都堪称是教育大家。孔子首创私人办学，有教无类，史称他有三千弟子，七十贤人。孟子40岁左右在齐鲁一带招收弟子讲学，据赵岐说孟子有名有姓的弟子共有15位。且不论孟子到底有多少弟子，他是古代一位著名教育家则是不争的事实。晚年他回到邹国后，就专心讲学并与弟子合著《孟子》。
孔、孟都有相近的“信而好古”的思想偏好，都志在传承古代文明
孔子自称“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这儿的“古”，实即尧舜所代表的历史文明。孔子对尧舜非常崇拜，他曾如此大赞尧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一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对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也是很神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些话就生动表明了他的“好古”心态。孟子也是“信而好古”的。弟子认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自己也承认，他最为崇敬“三圣”即抑洪水、平天下的大禹，兼夷狄、驱猛兽、给人民带来安宁的周公，著《春秋》而让乱臣贼子害怕的孔子，他的心愿就是“承三圣”（《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司马迁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卷七十四）。正因为孟子“好古”，所以他也十分尊崇周公。他称周公为“古圣人”（《孟子·公孙丑下》），认为周公兼有“四王”之德，“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言。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路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
孔、孟思想的主旨相近
宋儒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二程集》卷十八）肯定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推进和发展，同时也表明孔、孟思想是有其相近性的。
孟子志在传承孔子之道
在学术脉系的传承上，孟子和孔子没有直接的授受关系，为此孟子不无遗憾，如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不过，一般认为孟子思想源自孔子。司马迁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子思之学源于伯鱼，伯鱼出自孔子。从《孟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他引用孔子的话达22次，引用孔子弟子的话4次，引用孔子事迹12次，曾子及其家族人的事迹5次，引用子贡的话2次、宰我和有若的话各1次。（13）这些数字表明孟子对孔子的学术是十分心仪的。孟子接孔子思绪，继续发扬了孔子所传承的尧舜以来的文化脉系，并以继承这种文脉为己任。
孟子荣获“亚圣”地位，渐渐靠近孔子
东汉赵岐首创孟子“亚圣”说，后世儒者又纷纷从不同角度论证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和当然代表。如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对孟子的推举尤为典型。他认为：“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宋儒程颐也表扬孟子在宣扬圣人之道上居功至伟，他甚至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从思想内涵上看，历史上的道统论为孔、孟连称奠定了观念基础。道统论意为从尧舜以来，古代文明有一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古人称之为“道”。道统论视孔子为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为尧舜以来文明的总结和光大者；而孟子被定格为孔子的继承者和推进者，他们属于同一道统、同一学派，亦即同一价值谱系内的同样的大师。道统说包孕了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也就为孔孟儒学概念的提出打下了学理上的基础；道统说使孔孟之道成为儒学的代名词，孔孟儒学成为儒家文化的当然代表。
（四）孔孟仁学
孔、孟忧世忧民，特别具有人道情怀，后人称之为“仁学”。仁学是孔孟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甚至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仁，连生命都可以放弃，足见孔子对仁的推崇。与此相应的是，《论语》中“仁”字出现100多次，从中亦可见孔子对“仁”的关注。孟子也同样重“仁”，他认为“仁也者，人也”，“仁”的本质就是确证人的价值和意义。《孟子》反复申述“仁政”，反对战争，宣扬不杀人者才能一统天下。孔、孟的思想都鲜明地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维护和颂扬，他们的学术歌颂人的价值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权利。
“仁者爱人”
从内容上看，上古文献中的“仁”，有爱人之意，如“爱亲之谓仁”、“言仁必及人”等；又有道德之意，如“洵美且仁”中的“仁”就是讲的人的内在品质。从思想渊源上看，上古有关仁的见解，不少被孔子所继承。如《左传》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是仁的法则，《论语》则有“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为仁的主张。《左传》认为“不背本”是仁，《国语》也说“爱亲之谓仁”，孔子则宣扬孝悌为仁之本。《国语》说仁是“杀身以成志”，孔子则申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国语》说仁是“勇而有礼”，孔子则由此发挥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当然，孔子对先人思想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国语》主张仁是“杀无道，而立有道”。对这种看法，孔子不以为然，他主张臣事君以忠，赞赏“仁不怨君”。孔子好学多思，博览群书，晚年又悉心整理上古文献，故他对古代先哲有关仁的观点很了解，吸纳先哲的见解也是很自然的。
从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来看，孔子所标举的“仁”，一指高尚的品德，一指卓越的贡献。实际上，孔子的“仁”也是他所期许的道德的统称，包含主要的美德。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含蕴了勇，勇只是仁的一种表现。近人谢无量研究指出，孔子之仁包含诚、敬、恕、忠、孝、爱、知、勇、恭、信、敏、惠、慈、亲、善、温、良、俭、让、中、庸、恒、和、友、顺、礼、齐、庄、肃、弟、刚、毅、贞、谅、质、直、廉、洁、决、明、聪、清、谦、柔、愿、正、睿、义等德目。
在有些具体场合，孔子所言的爱人固然有宗法血缘和尊卑贵贱上的讲究，但就其思想的根本倾向来看，孔子所谓的“爱人”所指是没有特别针对性的，是要求对所有人的爱，即“泛爱众而亲仁”。弟子司马牛没有兄弟，看见人家都有，内心甚为苦闷。孔子问人不问马的典故，则更为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孔子爱人的人道精神真谛。一次家里马房失火，孔子上朝回来，赶紧问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首先关注马的损失有多大。
下面这则记载也表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一次季康子就治理国家的问题请教孔子。他说：如果我杀无道的坏人而亲近有道的好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治理国家，为什么要杀人呢？只要努力向善，人民也会跟着学好的；君子就像风一样，小人就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也就向哪边倒。这里孔子不仅反对杀人，甚至连“无道的人”也不同意杀，足见孔子对人的生命的重视与维护。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孔子反对暴政，抨击暴政猛于虎，要求统治者实施“德政”，其要义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因此他呼吁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之所以赞扬子产，因为“其养民也惠”，意即子产对人民很仁爱，使人民生活得不错。
这样综合起来看，孔子“爱人”之人，是指所有人的，用今天的评议来表述，孔子“仁者爱人”，肯定了所有人的价值；它是超越的，是没有先在条件的，只要是人，都应该去爱。孔子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这可以说是孔子仁学的精华所在。
“仁也者，人也”
孟子的时代，诸侯间战争愈演愈烈，人民生活困苦，生命也惨遭涂炭，用孟子的话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因此孟子更为急切地宣扬仁学。孟子所理解的仁，从他的论述来看，含有厚道、亲切、温情、爱怜之意。如孟子说“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这句话就揭示了“无欲害人之心”与“仁”的密切关系。一次梁惠王问孟子：怎么做才能使我的国家更有利？孟子说：你谈什么利呀，有了“仁义”足够了。你过度崇尚利，那么大臣就会怀着谋利之心来事其君；作为儿子的，也会怀着谋利之心来事其父；作为弟弟的，也会怀着谋利之心来事其兄；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仁义”可言，全是赤裸裸的以利相交了，千百年发展而来的人伦美德就将毁于一旦。
事实上孟子也认为仁就是人，直接将仁与人画上了等号，他说“仁也者，人也”。因此在孟子那里，仁学实就是有关人的学问，是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充满人文关切的解读，如孟子“性善论”就意在论证人的伟大和优越。历史上孟子首倡性善论，他认为人性的本质先验就是善的。人有着极为优越的禀性，因为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四端”之心，这就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按孟子形象而生动的说法，“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此四端之心，孟子认为也是人不用学习而先天就具备的品质，是一种“良能”，“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良能也”。孟子强调人的这种道德性和智慧性，近乎一种非人为的自然本性，是人，就有这种“四端”之心，就有这种良知良能。孟子所反复论证的良知良能，重点不在先验的认识能力，而意在揭示人性所本然具有的道德认知和识别能力，用孟子的话说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尤其再三强调的是恻隐之心。因为恻隐之心即是仁，即是爱，是对人的生命安危的关切。有时候孟子又称此恻隐之心为“不忍人之心”，它实即关注人的存在状况的爱心。孟子以为人都有此不忍人之心，其例证就是如果有人突然间看见一个小孩马上就要掉到井里面了，都会产生紧张和痛苦，并顿生抢救他的念头；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并非为了讨好这个小孩的父母，也并非是要在亲戚和朋友面前表现自己，更不是出于听不下去小孩的叫声，而只是人的爱心使然！人性中本就有爱心，那么仁者爱人就是自然而必然的。孟子“四端论”着意论证爱心的自然天成，实也是在为仁学寻找合理性的先验论据，是在证明孔子所提出的仁学的合理与应当。
孟子的“人——禽”之辨的用意固然也意在强化修身养性的必要，用孟子的话说即“养心”。因为按孟子的见解，人如果吃饱了，穿暖了，无所事事，不知反思自己的行为，社会也不加以教化，那么人就有禽兽化的危险。孟子以为正是为防止人性的堕落，所以官为司徒的契创设了五种社会规范，即“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但我们以为，孟子强调人——禽之辨另有深意，那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反思与颂扬。孟子以这种辨析说明：不论人与禽兽的差别是多么微小，但人就是人，禽兽就是禽兽，其间有绝不可混淆和泯灭的界线。孟子用心划出这一界线的意图，不是遮掩人的光辉，而是彰显人的伟大。
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存在，那么合乎逻辑的自然会产生对生命的敬畏；孟子由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进而认为人的生命是至上的，所以他说“仁也者，人也”。并断然论定：“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是认同周礼的，史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作为华夏文明进步重要成果的周礼，是严辨男女之别的，这是人之为人、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怀着这礼赞生命的信念，孟子疾呼人应有人的生活，孟子四处宣扬“仁政”的旨意也正在此。孟子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鼓吹实行仁政并不难，统治者只要扩充此“不忍人之心”于天下百姓，就能够建立起仁政。受先圣的影响，孟子设想的仁政，要义是要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穷民”过上体面而快乐的生活。在物质上他要求“制民恒产”，即实现井田制，给予人民一定数量的私田，还给人民一定面积的宅基地，让他们有住处。孟子认为人没有肉是吃不饱的，也只有穿绢帛才暖和，为此孟子要求统治者使人民有条件养家禽、种桑麻。孟子的“仁政”还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税敛，给人民创造宽松的生活环境，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孟子还强调“仁政”的道义性，其具体表现一是不要让已满头白发的老人为了生计还要劳作，要让他们安享晚年。二是统治者要轻徭薄赋，善待人民，不能把人民看成牛马，要让他们有喘口气的机会，让他们有娱乐、休闲和学习的时间，用孟子的话说是“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孟子不仅看到了人的生物性，更体认到了人的精神性；人活着不仅只为吃饱穿暖，还追求活得有意义，有想象的自由，有学习文化的自由，有弄懂人为何是人的权利。
如果说孔子在观念上重复并突出了早已有之的“仁”的概念，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那么孟子则进而主要从人性论和理想政治的角度，论证并深化了“仁”，使其成为“仁学”；如果说孔子树起了仁的人道大旗的话，那么孟子则使这面旗帜汇成了蔚为大观的仁学大潮。总之，孔孟拉开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仁学序幕，随着“仁者爱人”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一观念就成为古代中国的自然法。暴君虽然可以无视它，但其结果就像秦二世一样地迅速灭亡；只有遵循这一自然法，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方可坐稳江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五）孔孟诚信思想
孔子“无信不立”的诚信观
人所共知，孔老夫子对其所处社会的道德状态是颇为不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时浮夸风和虚伪之气的盛行。如孔子就很感慨地说过“吾未见刚者”，亦即耿直坦诚的人太少了。孔子推重诚信，对“好谀”之风，孔子虽然很难过，但并不绝望，相反，为扭转这种虚伪的风气，他大力宣扬诚信。从《论语》一书来观察，孔子先后38次谈到“信”字，至于涉及与诚信相关内容的次数就更多了。孔子还非常重视诚信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信”即诚信，是孔子的四项基本教育内容之一，实际上孔子也希望其弟子在诚信方面表现优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就是日常的待人接物，孔子也倡导力行诚信。一次子张问孔子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处事，“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文意是说，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做，即使到文明落后的不开化地区也是行得通的；否则，即便去你熟悉的城里，也是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