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社和关于未来的理论
1881年为了回答关于俄国农民公社问题的来信，马克思曾整整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思考，也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写信人是前恐怖主义者，当时的平分土地社成员，后来担任过马克思主义杂志《火星报》的编辑的维·拉·查苏利奇。马克思的回信写了四份草稿，这足以说明其中包含了多少辛劳和思索；这些信稿似乎集中了他在此以前整整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及他那3万多页笔记中的思想。信的草稿不仅证明马克思在苦苦思索，而且也证明马克思对一个新问题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它真切地表明马克思头脑中的“实验室”正在知识的尖端领域进行活动，在这里他又一次作为开路先锋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
俄国知识分子所发现的农民公社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人们对公社的实质以及历史各持己见。贬低农民公社的人认为，公社是沙皇政府用以控制农村、在那里征税的工具，它能帮助保持俄国农业和政治经济的落后（古老）状态。民粹派以及他们在知识界的支持者则认为，它是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组织的幸存者；它无疑是历史留下的残余，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潜力。这个对俄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个由此入手去研究各种更广泛和更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的题目，如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农民问题，这种“不规则”必然带来的辅助性经济的类型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问题。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四份草稿在讨论俄国农村公社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这里最好通过马克思自己的话来看一下他这封信的基本思想。
首先，“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这个社会所处的国际环境是特有的，即它生存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马克思认为，农民敌人的阶级联合，也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中的权力集团；“国家……商人……地主以及农业公社内部的高利贷者”按此顺序组成了这个联合。整个社会制度被马克思说成是“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的相对发达（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区为基础）及其两重性（土地既有个人所有也有公社所有）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国家和国家特别扶植的资本主义不断袭击、侵蚀并且摧毁着公社，但是并不存在公社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公社可能被摧毁，然而，一旦革命消除了那些反对公社的压力，在生产者的共同管理下，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技艺得到新的使用，公社生活的合作景象将会再次普遍出现。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很可能是这种结果。革命的起义以及随后出现的靠公社选出的代表会议——一个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经济和行政机关（即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将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的权力机关）对国家管理的乡的补充，可以消除农村公社的主要局限，并且打破滋生“中央集权制”的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俄国农民的合作习惯因此会使“个体的小型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来得更容易些”。马克思提出的条件是，“长久以来依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必须准备为这一改变提供最初的经费”，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绘的“原始积累”（以及四十年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恰好相反。而且，“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以使公社在保持目前的结构的同时走上正常（非剥削的）状态开始”。
总之，革命的及时胜利能够使俄国公社成为主要的“社会新生的媒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直接出发点”，以及使用“现代机械”的“大规模合作劳动”的农业区组织。这可能会使某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优越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原因正在于此。不管怎样，“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为了理解这一切，必须以纯理论的高峰退到对俄国现实的考察”，并且“不再惧怕‘古代’一词，因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当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
俄国农民公社问题因而被马克思用来作为一种工具，以考虑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那一代人来说是崭新的，而今天人们则会很轻易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关系到“发展中社会”、“现代化”、“依附性”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在整个“边缘”地区的不平衡传播。在马克思的新的认识中包含了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一个得到充分的解决。在这些认识中，刚刚形成的“不平衡发展”观念是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不是根据量（即某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发展得快些）而是根据全球的互相依存性和社会变革的互相影响来进行解释的。正如和田春树所表明的，马克思的确已经开始“认识到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独特结构”（“结构”作复数讲可能会更合适些）。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依附性发展”的思想在那里并不存在，但是它的基础已经奠定。马克思不仅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为资本主义时代设想了多样性的社会变革道路。这正是《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原始积累讨论的普遍应用遭到如此明确反对的真正原因。
解释马克思：神和巨匠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讨论的附加意义在于，它会教我们懂得马克思的理性本领和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讨论中引起争论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中出现的变化，他的长期沉默，以及他的道路和立场。
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本世纪50、60年代是令人瞩目的时期。马克思早期的著作是这个时期的巨大发现。
从表面来看，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仅仅表明，他的观点有了发展和变化。令人惊异的是，正是这些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著作中的非一致性的证据，再一次被用来神化马克思。人们断定，马克思在巴黎出现了“认识论断裂”。这种断裂把1844年的马克思（年轻并且带有部分黑格尔哲学色彩）与思想严密明确并具有终极性的纯粹和成熟的马克思分割开来。不管怎么说，马克思是一贯正确的，只是他的不谬性出现在较晚的时候。认为马克思突然产生了飞跃从而变得成熟和神圣并且具有科学性。
向所有这些观点进行挑战，首先需要我们承认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它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马克思；50和60年代的中期马克思；以及70和80年代的晚期马克思。晚期的著作尽管没有完成，但它的内容丰富，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的方法被用于探索世界图景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它的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伙伴，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一些被我们的时代认做属于自身的问题和疑虑。
但是，要做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因为马克思经常返回到早期的某一项研究，对它进行重新探索，用新的方式把它吸收进来（例如，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进行的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但是，对于那种时常反复出现的不考虑数十年间深入细致的工作和思考而将一种合成的“马克思观点”视为本质的愚蠢做法，现在该是摒弃的时候了。承认晚期马克思的特异性，也就是把马克思置入其自身的创造力中去加以认识。在这里我们还认为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公开场合的长期沉默找到了最接近实际的解释。他得了疾病，但是他从来都不是很健康。他疲惫不堪并且时常为1871年后革命在欧洲受到镇压感到沮丧，但是劳累和挫折对他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摆脱了第一国际的大量工作，从那时起，他再一次投身到研究工作之中。他密切关注着涌流出来的并不完全习惯的“顽强的资料”以及批评性的评论。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和整理。马克思再一次认真思考自己的理论结构，开始对新领域进行研究。在开创新路的努力中，“沉重的笔”往往是严肃深入的思考的代价。在一个学者跨入新的理论之门时，难道非要生病或者衰老才能使他不“急于付印”吗？
最后，谈到马克思立场观点的另一方面，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下述评论着手是有益的：“马克思理论的多面性得到了那些愚蠢和抱有偏见的人以外所有人的尊敬和赞美，他们把他当做思想家，即使与他有观点分歧。”但是，与此同时要牢记住，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分析。在马克思身上，自己的个人努力、道德观念以及理性生活是汇集在一起的。从1844年的起，在马克思的生活中，政治上的失败、希望的破灭以及个人生活的极度穷困一刻也未停息过，但马克思从未放弃过致力于年轻时所预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1863年冬天，马克思在生活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没钱交纳房租，妻子生病，女儿们由于鞋押在当铺里而无法上学，但他还继续进行研究和政治活动。这样的冬天出现过不止一次，马克思仍然坚持着，拒绝了十分温和的半官方的新闻界提出的宽大选择和建议。对这样一个人的历史是无法用狭隘的逻辑进行解释的，这种历史具有自身的逻辑，马克思的生活缺少了它也就不会具有什么意义。
在更富理论性的层次上，马克思的著作所提供的线索并不仅局限于他的社会科学观念和他对人类遭受的贫困和压迫的反抗，它还包括了他的哲学人类学——他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它还为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奠定了唯一有效的基础——既非神学又非单纯的政治权宜之计（例如现行的派别或领导制定的党的路线）。这一问题十分紧迫，虽然它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想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思想和说教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行为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问题。
马克思显然无法忍受平庸的感伤，但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他为之沉醉的启蒙运动的后继者。他的学识是一件精心挑选的工具，用来完成一个宏大的伦理目标，即使“人的本质”从阶级社会的人为桎梏和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今日历久不衰的吸引力正是他这一面的最好证明，这种吸引力毕竟不同于对算术九九表的简单崇拜或沉迷。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并没有出现过“认识论的断裂”，也没有在1867年终止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不平衡的。马克思的最后十年蕴含着一次思想的飞跃——把分析的范围扩展到在全世界上范围内与“古典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事物，这一飞跃由于生命的结束而未能完成。马克思既是一位哲人，也是一位充满社会正义激情的人。如果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位最伟大的革命学者，首先就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就是马克思，而不是什么偶像。认识马克思就是要认识到他的变化。“站在马克思一边”就是要努力继承他的最优秀品质：他对未来新世界的理解，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他的极其真诚的理性本领，他的坚毅和道义的热忱。
四 江丹林：《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节选）【4】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一份思想遗产。自从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为名，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晚年在阅读路易斯·摩尔根、亨利·萨姆纳·梅恩、约翰·拉伯克和约·巴·菲尔的著作时写下的人类学笔记以后，在西方开始了关于“晚年马克思”的争论，那些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观点，似乎又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他们用人、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理论活动统一起来，认为马克思一生所走过的哲学探索道路就是一条从哲学人类学到经验人类学的道路，而人道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
难道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活动真是这样的吗？不久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收入了马克思在1879—1881年期间研究人类学所写下的四个极为重要的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娜·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书摘要》，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通过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初步探讨，笔者认为，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又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当然也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核心和灵魂，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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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意义——对坚持和发展唯物史现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不仅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些笔记，对于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通过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研究，进一步开拓我们的眼界。
以往我们在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理解失之偏颇，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后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学说都看做伪科学，认为其不再具有任何合理的思想和积极的成果了，因而往往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先驱者理论学说中合理因素的批判继承，并使之局限在形成时期，而不太注意在唯物史观形成以后的每一步发展中，还必须批判地吸取其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的积极成果，并把它们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以推动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作为19世纪40年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结晶进入世界的，因而它的观念、范畴和体系的理论形式是和它所出现的世界相适应的，并以自己时代的文明水平和知识结构为基础的，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唯物史观也必须随之发展，才能不断地同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文明相适应，缩小或消除原有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差距。所以，唯物史观不仅在其形成时期，应当有它的理论来源，而且在其产生以后的每一步发展中，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从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财富中吸取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不仅应当包括经典作家对其先驱者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的批判继承而加以吸收，并构成其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那部分内容，而且应当包括经典作家对其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果的批判改造而加以吸取，并构成其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那部分内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告诉我们，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不容置疑是具有巨大的真理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囊括人类对社会历史认识的全部真理。与唯物史观并存的各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学说，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力图对特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概括和总结，提供说明和解决办法，因而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实践的历史性、方面性和层次性，决定了理论多层时空的特征，这些理论学说都可以作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不同折射率的折光而保持其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就必须面向世界，深入开展对当代世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研究，从中不断地挖掘其中合理的内容，并把它们作为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实现其现代化，这也是唯物史观作为不是偏狭顽固、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宗派主义”学说的本质要求。
（二）通过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唯物史观原始社会哲学方法论理论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问题。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在他们关于唯物史观的著述中，再也找不出第二本书，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论和误解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改变了马克思和他关于唯物史观物质生产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基本观点。例如，俄国的民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列也夫说：“跟着时间的流转，……恩格斯以新的思想（两种生产的理论——引者注）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么后来，他承认家族制度的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另一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库洛夫等理论家们则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因违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拒绝接受，并对它大肆攻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并没有改变唯物史现的这一基本观点，民粹派的理解是错误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针对民粹派的观点，在1859年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严肃地指出：“像恩格斯这样的杰出的人物，由于在几十年中注意地观察着当时的科学运动，因而给自己对人类历史的观点做出极重大的‘补充’，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全部问题是在是否由于所加的‘补充’，恩格斯的观点改变了；是否真的被迫得承认在生产的发展之外，还有其他‘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起作用？”
上述的第一种观点，有一个合理的因素，就是看到了恩格斯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之后，对唯物史观作了补充，而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恩格斯的这种补充同已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并把人类自身生产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抽取出来，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它看做是经济关系的基础，从而又从唯心主义角度根本曲解了恩格斯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虽然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批判第一种观点，但由于它没有看到第一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因而在实际上曲解和否定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这一阐述，所以，它最终不能驳倒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到了本世纪20年代，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先是日本的经济学家河上肇，后是苏联的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等人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力量的角度，点名批判了恩格斯的这一补充。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看这个对唯物史观至关重要的问题呢？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基本上沿用了苏联哲学界的观点，对此未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最近几年来，随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我国的哲学界已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极为重要的贡献和补充，它与马克思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以充分的史实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就在于他们都把两种生产的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提了出来，并科学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并不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恰恰是对其作出了重大发展，把唯物史观的研究应用推广到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先于恩格斯探索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血缘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从而全面完整地探索了唯物史观关于原始社会的哲学方法论问题，而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第一次对两种生产理论作了全面、精辟的概括，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由上可见，我们只有把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研究原始社会的哲学方法论，科学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问题，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三）通过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分期及其经济形态理论的理解，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列宁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预测始终保持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组织、生产、消费和分配发表了许多天才的猜测和宝贵见解：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又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地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指出了其基本特征，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
然而，马克思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分期及其经济形态的理论，其理论上的依据是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既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显然是正确的。
然而，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是那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俄国、中国等。所以，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然就不能照套马克思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分期及其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否则，就会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弯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以及当前的改革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以及与之同时的有关通信等著述，却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在这些著述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不仅有“一”，而且有“多”，是“一”与“多”的辩证统—，因而资本主义并非是不可逾越的，而在这些逾越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有其特殊性，这就是“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即“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所以，把这些国家中的社会历史的阶段及其社会经济形态简单地类比或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生前的设想，显然是不行的。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出于过早的逝世而未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具体的探讨，然而他的遗训，却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
五 荣剑：《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晚年笔记”探析》（节选）【5】
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把意义深远的《资本论》创作工作弃置一边，而去钻研那些似乎和经济学研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古代社会史、东方社会史等著作，给后人留下了篇幅浩大的读书笔记。本世纪70年代，马克思“晚年笔记”陆续公开问世，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一个最容易使人想到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为什么要摘录这些笔记，这些笔记和马克思以往的理论有什么联系呢？国外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是他努力建立人类学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早期哲学人类学思想的逻辑延续。我们认为，把马克思“晚年笔记”置于人类学科学的范围内来予以考察，有可能忽视马克思“晚年笔记”所包含的更为重大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出发来研究他的“晚年笔记”，旨在说明马克思摘录这些笔记的理论动机及其和他整个社会历史理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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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新见解
从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中，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能克服周而复始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来临，并能取得胜利。但是，无产阶级运动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起义中达到顶峰以后，似乎昙花一现，而资本主义却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发展阶段，革命迹象消失了。这些新的情况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在西方社会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他越来越感到“世界历史”的形成不完全是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他清楚地看到，当西方资本主义开拓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以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会由此彻底消除；特别是俄国社会中公社制度的顽强生命力，使马克思产生了一种研究东方社会问题的紧迫感。为此，他利用刚刚掌握的俄文，开始系统地研究俄国土地关系和社会政治发展情况的官方文献和学术专著，他自己就说过：“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十多年来，整箱整箱的俄文书籍往返于彼得堡和伦敦之间，马克思为自己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上就有一百二十多种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基本中断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工作，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摘录有关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著作，“晚年笔记”和四大本关于世界史的札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完成的。很显然，马克思对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全新的专门研究”（恩格斯语），是为了探索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的新的途径，是为东方社会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理论准备。
从目前掌握到的文献材料来看，马克思至少在1872年编纂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时，仍然没有放弃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定理解：他—方面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做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特有的社会形态。如前所述，史前社会的发现使“亚细亚生产方式”失去了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意义，而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道路问题突出出来了。马克思在晚年通过阅读同时代人所著的有关东方社会的著作，使他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土地所有制关系等重要问题有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有别于他在50年代末形成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50年代末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而且，他把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土地公有制形式，以此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重要标志。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制度和土地所有制关系有了新的见解，他看到了原始社会中氏族公社和东方社会中农村公社的重大区别，即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农村公社的这种双重属性构成了马克思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他决意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一概念已经不能确切地说明东方社会的基本特点。但是，放弃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由此否定了东方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道路。既然东方社会是处在向人类社会的“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那末它显然是有别于处在次生形态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在50年代末就充分肯定了“亚细亚道路”的特殊性，即肯定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条基本的演进路线，一条是“亚细亚道路”，一条是“日耳曼道路”。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的统一，即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是自己劳动的天然前提。尽管在亚细亚所有制中，劳动者本身认为生产的客观条件是自己的财产而与之发生关系；而在日耳曼的封建所有制中，劳动者本身是作为土地的附属物，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之一而属于他人所有；但在这两种所有制中，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并未发生分裂。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这种分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即“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这说明，马克思在50年代末，并没有把社会历史发展完全看成是一条轨道，但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开辟出来的世界历史体系中，东方社会只有一种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时，在理论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修正了他在50年代提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这在他的“晚年笔记”中有充分的体现。
马克思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由于该书广泛地涉及东方社会的—个核心问题：公社土地所有制。柯瓦列夫斯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把握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
其一，公社解体的内在原因。这里主要涉及了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关于财产关系变革所引起的氏族内部的变化，是马克思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针对这些论述，马克思有若干重要的评论。
其二，公社解体的外部原因。柯瓦列夫斯基考察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土地政策及其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所产生的影响，考察了英国对印度的入侵使不可分的氏族所有制逐渐走向消亡的过程，考察了法国、土耳其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而产生的各种集体形式的土地占有制逐渐解体的种种后果。这些论述和马克思以前所了解到的东方公社所有制在资本主义侵蚀下趋向解体的情况是相吻合的。
但是，马克思根本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用西方模式来机械套用东方社会的那些观点，对他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进行了批判。按照柯瓦列夫斯基的见解，东方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实际上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化过程。马克思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关于“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一节时，有时把“封建化过程”改写为“所谓封建化”，有时打上引号。当柯瓦列夫斯基把存在于印度的“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混同于西方的封建化过程时，马克思评论道：“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第283—284页）。马克思在另一处还这样写道：“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第274页）。在摘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时，马克思也同样对菲尔的西方学中心论进行了批判。菲尔在论述东方乡村公社中的家庭和公社的关系时，把东方的公社和社会的关系看作是封建主义，马克思对此评论道：“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总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一把尺度去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
和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社会的殖民侵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种种破坏行为称之为一场“社会革命”的话，那末，在晚年他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他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时曾这样写道：“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第300页）。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这难道就是东方社会的未来命运吗？正是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晚年不断地阻挠着他。
从1877年起，马克思开始着手探讨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他在该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主要是批驳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于他的一种观点，后者在一篇文章中武断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了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要求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度提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成。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显然曲解了他的思想，“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为此解释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由此可以把握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根据这个原则，就不能机械地把西方的发展模式硬套在东方社会上。但是，对于东方社会究竟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回答得非常谨慎，他只是这样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在这里，马克思暗示了东方社会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设想。
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问题，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又被不断地提了出来。马克思于1881年2至3月间写的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的草稿，是马克思集中阐述这个问题的主要文献材料，而这封信及信的草稿又刚好是马克思在充分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等人的著作并详细作了摘录后写的，因此，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和“晚年笔记”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是在三份复信草稿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在复信草稿中体现出来的，其中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俄国农村公社制度长期延续下来的基本原因。农村公社所有制在西欧各地也曾广泛地存在过，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它逐渐消亡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俄国的“农业公社”有着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即，“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构成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从而使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并长期和资本主义共存下去，成为资本主义的“同时代的东西”。
第二，俄国在农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这就为俄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创造了条件。从经济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俄国公社不仅为专制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公社中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有可能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这就意味着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存在着两种发展的可能：或者是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或者是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第三，俄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多次强调，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第四，俄国社会的未来前途取决于革命。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才能造就出俄国公社正常发展的历史条件，从而使农村公社很快变为俄国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由上可见，马克思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所提出的许多新的见解，对他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作了重要的修正，特别是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有深远意义的。但是，不能由此而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末提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已经过时，因为这一理论是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总结出来的；一个特殊的民族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也同样可以超越这个阶段。事实上，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恰恰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晚年笔记”及其所代表着的这个时期的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已经完全解决了东方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问题——他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是在于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指示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方向，这就是把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道路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特殊道路结合起来。毫无疑问，沿着这个新方向前进，当代的许多现实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注释：
【1】节选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节选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节选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4】节选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节选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附录Ⅱ 延伸阅读书目
一 中文参考文献
[1] 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龚廷泰、智百鸣《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 〔美〕L.克拉德：《民族学与马克思的人类文化学》，慕尼黑版1973。
[4] 〔美〕劳·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阿森版1972。
[5] 〔美〕劳伦斯·克拉德编：《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阿森版1972。
[6] 鲁越等：《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 〔苏〕M.A.维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的历史哲学观》，莫斯科俄文版1972。
[8] 〔英〕M.布洛克：《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系史》，牛津版1983。
[9]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编辑部：《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 〔法〕毛里斯·戈德里埃：《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观点》，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英译本1977。
[11]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 〔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美国人类学》，陈为译，载《民族译丛》1986年第4期。
[13] 〔英〕莫里斯·布洛克：《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冯利、覃光广译，载《世界民族》1986年第3期。
[14] 〔英〕莫里斯·布洛克：《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剖析》，蒙宪译，载《世界民族》1990年第1期。
[15] 荣剑：《马克思的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考察——兼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创作动机》，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16] 〔日〕小野泽正喜：《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宋建华译，载《世界民族》1988年第2期。
[17] 〔匈牙利〕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孙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 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19] 〔英〕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0] 赵家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的理论贡献》，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二 外文参考文献
[1] Schlomo Avineri，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New York：Doubleday.
[2] Maurice Bloch（ed），Marxist Analyse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New York：Wiley，1975.
[3] Gerald A. 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4] 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vol.II，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
[5] 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 at（eds），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Doubleday and Company，1967.
[6] Carol C. Gould，Marx's Social Ontology：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i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78.
[7] Michel Henry，Marx：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1983.
[8] Karl Korsch，Three Essays on Marxism，Pluto Press Ltd.，1971.
[9] Lawrence Krader，Maksim Maksimovich Kovalevskiǐ，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Sources，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Van Gorcum，1975.
[10] Lawrence Krader，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Sources，Developmentand Critique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Assen：Van Gorcum and Company，1975.
[11] David McLellan，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Harper Books，1973.
[12]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3] Gajo Petrovi？，Marx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A Yugoslav Philosopher Reconsiders Karl Marx's Writings，Garden City，NY：Doubleday and Company，1965/1967.
[14] John Plamentz，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15] Adam Schaff，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5/1970.
[16] Vernon Venable，Human Nature：The Marxian View Cleveland，OH：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45/1966.
[17] Valentin N. Volo？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9/1986.
[18] 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