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在福建泉州，也有一些书院遗址保存下来，虽然不多，但却可看出古代泉州是书院繁盛之地。
历史上的泉州辖域广大，包括了今天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同安、金门等县市，是朱熹过化之地和英才辈出之乡。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在唐代举子读书山林风尚中，泉州的欧阳詹隐居读书也是典型事例之一。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考中进士的晋江人欧阳詹，就曾隐居晋江的山寺读书备考。同年与欧阳詹一同考中“龙虎榜”进士的有韩愈等著名人士，欧阳詹成为唐代福建最出名的人士。南宋时朱熹考上进士后，起家官为同安县主簿，兼管同安（包括今厦门、金门）的教育事务。他先后在泉州不少地方讲学，对泉州书院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欧阳詹和朱熹成为明清时期泉州许多书院的主要祭祀人物。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又是理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泉州的书院积极传播和维护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朱子学（闽学），是福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明时期泉州科甲鼎盛，也与泉州书院的繁荣具有密切的关系。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重要方面，有关科举和书院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以至于逐渐形成了“科举学”和“书院学”。不过，以往的书院研究较集中于全国书院的总体研究，区域性或地方性的书院研究也有，但有关福建书院研究的专著还是空白。历史上福建也是书院较多且影响较大的省份之一，很值得加以发掘整理。现在，陈笃彬院长、苏黎明教授合作写出一大本《泉州古代书院》，确实难能可贵。作者充分利用泉州各种地方志中有关书院的记载，以及南安《诗山书院志》等宝贵资料，论述泉州书院的起源，并对宋元明清各代泉州书院的发展进行了考述。该书还对泉州书院的组织制度与教学活动、泉州书院的影响与启示等作了概括性的研究，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也有较多的辨析。
地方志的记载往往互有矛盾，如不详细考证，就很可能出现误解。例如，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古代部分的论述基本上都直接依据《八闽通志》等史书的原始资料，偶尔在元代福建新建书院一览表中引用了他人的记述，但恰恰就在此出了问题。《泉州古代书院》认为元代同安并没有创建一所文公书院，新建的大同书院就是南宋时的文公书院。这一辨析是有道理的。一斑全豹，可见《泉州古代书院》的研究相当深入细致。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推动福建教育史和文化史的深入，也会促使福建其他地区书院史和科举史研究的进展。
泉州是一个物阜民丰、人文荟萃的奥区，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滨海之乡。该地民风具有尚勇孔武的特性和面向海洋的开拓性，因此清代以后移居台湾和南洋的民众特别多；同时，泉州民风也有文质彬彬、向慕教育的一面，这在近代以来特别盛行捐资助学的风气中显露无遗。《泉州古代书院》一书，为我们了解该地向学重文的传统提供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例证，也为当今发展泉州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参考。作为教育史研究者和祖籍泉州（泉港区峰尾镇）的乡人，阅读《泉州古代书院》甚感亲切。祈愿乡邦教育发达，人文聿兴。是为序。
（本文为陈笃彬、苏黎明著《泉州古代书院》序，齐鲁书社2003年8月出版；后刊《泉州青年》2003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