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匀速，而是呈周期性或阶段性变化的。台海两岸的交流也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有时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不过从长远的趋势来看，经济和文化的往来总是越来越频繁。在1998年两度访台之后，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未再踏上宝岛。期间于2001年下半年曾有一次应杨莹教授之邀，到台湾的暨南国际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讲学两个月并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但在得到中华发展基金会批准资助之后，由于要准备随时参加国家重点学科评审答辩等原因，结果放弃了那次台湾之行。而从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却有三次机会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并与对岸学者进行了密切的交流。1998年访台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学术散文（见《华人之声》1999年第5期）。今草此文，随笔记录这三次访台的一些学术片断和台湾印象。
诗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诗经·卫风·河广》）“一苇杭之”后来到《三国志》中演变为“一苇可杭”。“杭”今作“航”，即渡过去的意思。一苇是比喻小船，即小船如一片苇叶或一束苇叶。即使是在帆船时代的清朝，台湾海峡也不算太宽，难以阻隔两岸的往来。同属福建一省的闽台地区，梯航往来，长年不断，有从闽南移民过台湾去的民众，也有向慕科名到福州来应考的台湾举子。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中，便曾着力提到了台湾士子参加福建乡试的情况。“君看一片舟，出没风波里。”其时大自然的威力也曾起一定的阻隔作用，碧波万顷的大海在风云突变时也曾吞噬过不少生命，但许多举子不畏艰难险阻，渡海来闽参加福建乡试。在台湾建省之后，台湾的秀才还是要到福州乡试。甚至在日本占领台湾后，福建乡试还继续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还有一些台湾士人冒险来大陆参加乡试、会试。“闽在海中”，相当长的时期中，台海实际上只是福建省的内海。
然而，一苇可航的台湾海峡，在20世纪中一度成为多少人无法跨越的人为天堑。记得1977年我考上厦门大学以后，在校园尤其是滨海一带，经常可以听到大担岛飘过来的邓丽君柔情蜜意的歌声，还有大多以“共军弟兄们”为开头的广播喊话。但大担、二担和金门等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而且，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们这些厦大学生都算是基干民兵，也还须轮流在夜晚到海边端枪执勤，以防止对岸的特务游过来。不时还能听到对方发射宣传弹的炮声，有时校园上空会高高飘过一两个挂着传单包裹的气球。对厦大学子而言，台湾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神秘天地，因为我那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二舅就在台湾军界任职，当时我根本不敢想象还有一天能够见到从未谋面的他。
谁曾料想天地翻覆，90年代以后，不仅我的二舅回到永定家乡定居终老，我的博士论文《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甚至于1991年在台北由文津出版社出版。近年来，两岸往来日益频密，连我都还能不时到对岸访问，金门与厦门更是开放了“小三通”。遥想当年，一切恍若隔世。
2003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应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井敏珠主任和周祝瑛教授的邀请，我赴台参加“卓越与效能——21世纪两岸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探讨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卓越与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策略等问题。所谓“卓越”，是指台湾教育当局近年来推行的“卓越计划”，类似于大陆的“211工程”和“行动计划”，也就是从经费等方面重点支持部分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或研究项目。或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然，或许是受教育发展规律的制约，两岸的高等教育政策颇多类似之处。例如台湾的大学联合系统与整合计划，便与大陆的院校合并雷同。我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题目便是《大陆院校合并、升格与发展中的更名问题》。我们大陆代表九人到访之时，恰逢政治大学刚刚遭遇台湾的大学排行风波，即教育当局公布了各大学SCI、SSCI和EI三类论文的排名。由于这也是偏重理工的大学排行榜，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政治大学自然被排到很后，引起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政治大学的人文社科水平在台湾是屈指可数的，其教育学科的地位在台湾也名列前茅。在会议期间，两岸学者很自然地就议论到大学排名问题，多认为将综合大学、理工为主的院校、师范大学、艺术类大学等不同科类的大学，一起用以英文和理工主导的论文来排名，就好像将苹果、梨子和香蕉放在一起来排名，其科学性可想而知。
受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弘祺先生的邀请，2003年12月27日至2004年1月1日，我再度赴台湾，到桃园大溪参加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喜玛拉雅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东亚教育与考试的传统特色”学术研讨会。台大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是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唯一一个在大学设立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重点研究机构，2003年8月成立以来，接二连三主办了有关东亚文明研究的系列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喜玛拉雅基金会举办的第七届“中华文明二十一世纪的新意义”系列学术研讨会，有美国、日本、荷兰、韩国、比利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20人参加，主要探讨科举、书院等传统教育和考试问题。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科举传统与东亚考试文化圈》的论文报告并主持了一场会议。在会议闭幕时大家谈到与会感想，我便引《诗经》中“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句诗来表达大陆学者赴台参加会议的感受。大陆学者赴台交流，两岸的手续都很烦琐且存在许多未定因素，往往到临近开会的最后几天才能确定是否能够成行。还好事在人为，经过不懈努力，多数终能成功。
因为SARS肆虐，2003年真有点流年不利，许多原计划于年中举办的学术活动都不得不推迟。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从9月改到12月21—23日举行，会上也有十余位台湾学者参加。与10月份政治大学的会议一样，年底到台湾参加的这次会议也是受SARS影响延后举办的一次会议。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学术会议安排在年末岁尾，大概这是2003年最后一个有大陆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了。这导致了我在台北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元旦。回想在新年前夕，与李弘祺先生等三五好友围炉聚谈的情形，印象特别深刻。李白曾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而当我人在旅途，身处逆旅（台大福华文教会馆），更感时光易逝，“冯唐易老”。他乡遇故知，以别样的方式跨越新年，确实具有别样的意义。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应淡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暨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陈伯璋教授的邀请，我又于2004年3月24日至30日到淡江大学参加“大学卓越政策之检讨与展望”两岸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追求卓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的论文报告。该次会议的主题仍然是探讨大学“卓越计划”，提醒人们反思“卓越政策”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的合理性，反省实施中的利弊得失，解脱一味追求研究语言国际化的迷思。淡江大学在台湾的私立大学中多数指标排名数一数二，又是台湾与大陆交往最多的大学之一。厦门大学则是大陆与台湾交往最为频繁的大学之一，1995年厦门大学与淡江大学签订的学术交流合作协议是两岸大学间最早签订的校际合作协议。并且，成立于1978年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是大陆第一家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而成立于2002年的淡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则是台湾最早成立的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两校和两个研究机构具有颇多的联系和类似之处，这使我跟淡大的同仁心理距离很近。
会议原计划在3月初举办，结果好事多磨，受选举影响也延到大选以后。我们抵台时正好是台湾大选刚过的敏感时刻，据说我和其他三位参加此次会议的大陆学者是台湾大选后第一个到访的大陆代表团。在台期间不时可以感觉到选举纠纷和族群撕裂带给人们的影响，但主持接待我们的陈伯璋先生和元照智胜出版集团的万圣德总经理等人士十分热情友好，让我们几位大陆学者宾至如归。淡江大学花园化的校园是台湾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我们下榻的会文馆周遭便是精致的庭院，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淡江大学与大陆学界关系密切，主要原因是学校领导有远见卓识，或许还由于淡江大学所在的淡水镇地处台湾岛的西北角，从地理上看距离大陆最近。淡江大学也是坐山面海，从觉生图书馆高层往西看去，便对着台湾八景之一的“淡江夕照”。西眺海平线上的天尽头，在目力不及但可以想象得到的对岸不远处，便是闽台先人参加福建乡试之所在。
台海泱泱，源远流长。辗转回到厦大白城的居所，东望水光接天的台湾海峡，时常会浮现“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奇思异想。近年来，两岸的交流一波三折，不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望跃过“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峡谷之后，迟早能进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境界，我也衷心祈愿未来两岸能够风平浪静，和衷共济，一起走向繁荣的明天。
（原刊《达拉斯新闻》2004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