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已有不少中国人撰文谈到日本东京的旧书店，谈到在神田书店街廉价买到旧书的兴奋心情。我的经验却与此不同，当你用高价获得心仪已久的绝版书后，可能会有另一种快乐和感悟。
在图书流通不太顺畅的体制下，对部分学者而言，可能有时买书比出书还更难。写书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计划掌握进度，也可以选择专题和写法，主动权在自己。虽说出版不易，但多数人经过各种努力或周折，甚至交出版费，只要是好书稿，最后总能找到一家出版社使其面世。买书则不然，主动权不在自己，由于发行渠道不畅，或者因学术书印数太少且时过境迁，有些你梦寐以求的书籍，任凭你有再大的本事“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多少年都无法获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部分人来说，可能存在买书比出书还更艰难的情形。
因研究“科举学”之需，多年来我力图将世界上各种文字出版的有关科举的原版著作收罗齐全。为买到1958—1985年之间中国出版的8种科举研究专著和史籍，我曾在1994年3月31日的《旧书交流信息报》上刊登过求购信息，愿出原书5至10倍的价钱购买，但最后只获得两本。其中一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唐摭言》，是黑龙江鸡西日报社的滕范杰先生寄来的，他原意要赠送给我，但我还是寄去10元钱以聊表感谢之情。为此，《旧书交流信息报》1994年6月30日还刊出一则消息《刘教授以原书20倍购买〈唐摭言〉》报道此事。不过，我最想买的几本书却迄未获得。例如，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一书，原价0.60元，现在即使以100倍的价格也不见得买得到；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原书价格仅0.40元，现在愿以200倍的价格求购，可也就是买不到。尽管这些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都有多本，然而我又不愿像个别人那样将书从学校图书馆中借出来，然后报失，以交10倍或20倍的书价罚款将旧版书据为己有。虽然自己每年都有许多机会到中国一些大城市开会和讲学，且每到一处有空总以逛书店为外出的首选，但还是有许多书始终无法寻获。
由于有过此类艰难的购书经历，所以当我在东京许多旧书店看到价格不菲但琳琅满目的旧书时，便感到格外的高兴。2000年，我作为厦门大学与日本创价大学的交换教师，在创价大学教育学部访问研究半年。创价大学坐落在东京都八王子市，乘汽车再转地铁到东京市区神田街总得近两个小时。第一次到东京市区我就直奔神田街。虽然早就听说东京神田街旧书店的名声，从一些文章中对其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可当我真正置身于一家家鳞次栉比的旧书店，看到那分门别类排列整齐的珍贵旧书时，内心不仅觉得兴奋，甚至还有点震动。神田街的许多书店分工明确，颇为专业，我关注的是有关中国关系或东洋史问题的书店，一些较大的如一心堂书店、奥野书店、南海堂书店、一诚堂书店、山本书店、东方书店、岩南堂书店等，图书分类摆放得非常清楚整齐，连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版书都还不少。日本的学术书一般都出精装本，并加有灰黄色的硬纸壳的封套，封套颜色因年代久远而变深变旧，但里面的书却往往保护得很好。对旧书分类如此细致，保护得如此之好，确实有利于保存文化和传承学术。
众所周知，日本的物价尤其是东京的物价高得惊人，日本书价之高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书的价格是十分贵，但一般人基本上总能找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在东京我买到了几乎所有日文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包括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史》、《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以及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日译本（书名改为《唐代的科举与文学》）等十余种。所购多数是新书，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犹豫再三之后才买下的一本旧书——荒木敏一所著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因为它实在太贵了。
日本一般的普及型大众化的旧书比原价低很多，但一些绝版的旧书则比原价高许多倍。例如这本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出版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正文463页，即使加上前言、目录、索引也不到500页。可就是这么一本外表普通的学术书，因为是绝版，岩南堂书店的标价竟高达46000日圆，按2000年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3300元左右，还要加上5%的交易税。如此高的价格，对一般中国大陆学者而言，确实不容易下手。到图书馆借来复印是很简单，我在1993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研究“科举西传”问题时，就已复印过此书的部分章节。但我既然研究“科举学”，即使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都在收集之列，想搜寻的就是原版书。经过讨价还价，得知最多只能降价1000日元，因此一时不愿买下。此后几次再去东京市区，根据《神田古书店地图帖》按图索骥，跑遍了附近所有200余家书店，发现只有3家书店有售《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且都是46000日元的价码，我才确信此书的价格就是这么高，从事旧书的同业对绝版书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市场价。在意识到除非自己不想买，否则就得在这个价位才能成交之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回到岩南堂书店将此书买下。
书买回创价大学住处之后，我从未告诉其他人这种“荒唐事”，因为担心其他中国访问学者对买贵得离谱的书难以理解。甚至至今我也未告诉家人买了这么贵的一本书。有时我也觉得，对花去普通人在日本一个月或当年在中国几个月的生活费去买一本旧书，用宝贵的外汇去购买日本的高价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似乎不相符。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待在东京是拿日方给的薪金，这只是以日本的钱买日本人写的书或以日文出版的书，目的是用来做中国的学问，也就心安理得了。而且，我还有点庆幸地认为，在东京的购书收获比预想的目标还高出许多，主要还是得益于日本旧书市场的高价格。正是因为贵，旧版的稀有珍贵之书才会最后落到真正需要或最想要它的人手中。由此自我安慰，便会以另一种欣慰的心情看待旧书价贵之现象了。
在东京购书之后，我最深刻的感悟是，对旧书高价应作如是观：总有一部分人宁愿价格高而买得到书，这比旧书很便宜但却买不到书更好。只要是稀少的书，不贵的话书就无法收购进来，便宜的话早就被一般人买走。绝版书高到一定价格，才会使并不是太需要的人拿出来流通。旧书价格便宜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正因为便宜，每个读书人都只想去淘旧书，除了少数经营旧书的业者外，一般人特别是从事学术的人都不愿意将买来的旧书再转卖出去。相当部分人都这样只买不售，难怪一些印刷量少的旧书在市面上总是见不到踪影。而且，旧书太便宜的话，经营旧书的业者很难有大的发展。我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贵，但是值得”也是一个经营之道。在走向全面小康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人数空前增加，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比原书更高的价钱去购买自己想要的旧书。因此，中国的旧书业在以低价服务广大读者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兼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其发展可能？
经过在东京的购书体验，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即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些早年出版但在出版地已买不到的图书。友人转送了一本《东京23区书店、图书馆完全指南》，内中包括了大东京市所有书店的名录和坐落简图。由此，我又扩大搜寻范围，将大东京市与中国和韩国相关的书店跑了个遍。“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都出版有科举研究著作，东方文字中、日、韩、越文也有不少相关专著。通过神田街附近的“高丽书林”，我买到和订购到10本韩国出版的科举研究专著，其中有些十几年前出版的图书在韩国本地也不见得能买到。同时，我还买到了许多台湾早年出版的科举图书，如1968年出版的《清代鼎甲录》、1969年出版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1976年出版的《试律丛话》等等。由于两岸从事学术的人在20年间增加很多，有些198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大家都想补充，而当时的印数不大，僧多粥少，因此有些书我几次到台湾都未能买到，甚至连住在台北的台湾学者都买不到。按现在大学教师的购买力，除了特大套的图书，一般的书都买得起，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书，很少会在书店中停留20年未卖掉的。然而，在日本的一些书店中，因为书价高且需要的人不多，长年累月沉淀下来，故还存留不少10多年甚至20多年前出版的台湾和大陆图书，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东京的书店中买到许多中文书的缘故。所购之书价格比原出版地现在的书价还高一大截，但却是物有所值。
因此，产地不如聚地，“礼失而求诸野”，这是我在东京购书的另一感悟。
（2000年11月，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