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在陈支平教授和陈先珍主任共同推动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签订了第一份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的协议，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此后双方友好合作，硕果累累。我于2003年首次参加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活动，至今已有十年，其间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一些人和事时常浮现在脑海，萦绕心间。
据我所知，1999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应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邀请，对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考察、监测、评估，并将监测、评估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对武夷山6年一次复查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于2002年5月共同创建武夷山教学与实习基地。2004年，鉴于数年的教学实践和双方合作监测研究的良好成果与效益，双方又签订协议，建立“厦门大学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永久性教学与实习基地”。
我同武夷山结缘，是在本科阶段。1999年8月，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台湾中华大道文教基金会、武夷山道文化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道文化研讨会于8月20—25日在福建武夷山隆重召开。当时，我刚刚大学本科毕业，面试保送福建师范大学宗教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盖建民老师推荐我与会。我查阅了许多有关武夷山及其道教文化的资料，可惜后来没有成行。但从此开始，我对武夷山及其丰厚文化遗产有所了解，并心向往之。
2002年，我考取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次年就有幸参加了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活动，跟随盖建民、周志家两位老师两次前往武夷山参学。我们提交的第一份正式监测报告收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与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这份报告对监测规程做了梳理，特别是对石刻的保护提出去污、脱盐、除苔、补裂、封护等措施，得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重视。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主任俞建安先生告诉我们，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抢救了许多石刻。我们的工作得到认可，倍感喜悦。我记得这一年的第二次监测工作，是在春节的前些天，人们都在忙着准备年货，四处热烈的爆竹声传递着喜悦的节日情怀。俞建安主任、乐裕贤先生、张达斌先生放下家事，陪同我们开展监测事宜，当中一天雨水连绵，我们一行五六人在新村一家小酒馆里，边喝酒边谈工作，等待天晴，雨一直没停，我们就一直喝酒取暖，那种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2005年6月，我博士毕业留在厦门大学，任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师。夏天，学院委派我和朱艺楚老师带队前往武夷山进行文化监测活动，朱老师、我和同学们提交的十多篇考察报告收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与研究（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次我个人撰写了两篇文章：《白玉蟾修道思想管窥》、《白玉蟾与武夷山道友交游析略》，这是我探究武夷道教文化的开始，此后我对白玉蟾有所研究，即是此次活动奠定的基础。2005年3月16日，我和丽军登记结婚，当时我还是在读的博士生，没有拍结婚照，没有办婚礼，没有蜜月。这年年中，丽军告假，和我去了一趟武夷山，借由监测活动结下的情谊，武夷山的师友们——乐老、俞主任、达斌兄热情招待我们，让我们在人文殊胜、风光绝妙的武夷山度过数天“蜜日”。时过多年，我们仍津津乐道，感激不尽。
此后许多年，我虽然又多次因学术会议等工作到武夷山，但都与监测活动无关。这中间，福建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武夷山市道教协会会长林清道长，曾与我提及编撰《武夷山道教志》之愿想。此前，2001年，我的硕士导师盖建民先生也让我以《武夷山道教史略》为毕业论文选题。我深知武夷山道教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但资料搜集不易，这两次都不敢应承。不过，因此我心中一直存有遗憾，觉得自己欠了一笔文化债，也欠林道长和盖老师一份人情，总想找个机会弥补。2012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邱旺土副书记提议我再次带队去武夷山从事监测活动，这激发了我的心愿，于是积极响应，分别于5月、11月，和两批本科、硕士、博士学生共25人以武夷山道教文化为专题进行调研，最后收到论文近30篇。学生来自各个专业，科研经历有深有浅，提交来的文稿有的比较成熟，有的还有不足，但选题尚有新意，所以大部分编入文集。乐裕贤、俞建安等先生也积极供稿，林清道长、丘理真先生对考察队的工作给予有力帮助。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成果此前由厦门大学师生提供，现在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监测中心的专家和武夷山的文史专家也撰稿探讨，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监测工作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是可喜的事情。这里一定要说的是，十年来，我多次走进武夷山，承蒙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诸多领导和朋友的关爱与帮助，这本集子之成书与他们的支持是紧密相关的。我想告诉他们，我常常怀念那些相聚的时光，记取那些赏心乐事，借此前言，聊表谢意，并祝各位诸事胜意，吉祥安康。
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活动，持续时间已有十年，参与人员数百人次，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成果以报告、论文、图片、画册、讲座、视频等途径呈现，文稿结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供稿的《武夷山道教文化》是第七辑。我从参与的学生到带队的老师，亲身体会到这个合作项目意义重大。监测成果对于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师生们在活动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学识，还有社会经验以及丰富的情感体验。我想再次由衷地对促成、延续并帮助这个项目顺利实施的双方领导、老师、学友们致敬，感谢他们高瞻远瞩、无私奉献与热情参与，共同造就这一文化精品工程，成就许多佳话。但愿这个项目持续推进，同仁们的情谊历久弥新。
黄永锋
2013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