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环水，支撑出一座赤塘山。赤塘山不高，和巍峨矗立的旗山相比，只能算个小山包。赤塘山是一座红土山，泥土的颜色很纯，都那么红彤彤的，倒映在山旁的池塘里，满塘也显出一派彤红，所以称之“赤塘”。究竟是山因塘而名，还是塘先依山得利，没有人答得上来，反正代代相传，沿用其称呼罢了。这座赤塘山横亘数里，形态像一只凤凰，于是又称“凤岭”。这倒更适合作为它的本名，不知为何竟被别名取代。
赤塘山原本是先祖们安息所在，多少年多少代延续下来，坟墓一座挨着一座，几乎挤满了所有地块。遮庇护它们的是参天的松树，就生在在坟头墓旁，高大挺拔，四季常青，树干最小的直径都有筷子那么长，看起来有碗口粗，一些更大的甚至有脸盆那么大；树高则有两三层楼房高，不用说，这至少是历经上百年岁月生长的结果。
这片松树林除了庇护祖坟，还给乡亲们带来了不少实惠。村里有时需要木料，可以就近去砍伐几棵；山下的村民经常去修整枝丫，那些树枝就足够他们当柴火使用；还有松香、松果……我一个小学同学，光靠父亲带着他采集掉在地上的松果卖钱，就能供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赤塘山就这么生生息了千百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变故，让它完全改变了模样。
那一年，平日里突然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派到村里的工作队长雄心勃勃，非要干出一项丰功伟绩不可。谁知巡查一通后，才发现这块土地原本就富饶肥沃，并没有“大寨式”的穷山恶水需要治理，唯一能够搞点名堂的，就只有赤塘山了，于是，便把指挥棒恶狠狠地压向这座与他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不幸的山丘。
随着这根政治大棒的强力挥舞，乡亲们不得安宁了，老祖宗们也不得安宁了。所有生产队员都被驱赶上山，先是砍伐松树，那些生长成百年的大树几天间全被砍光，也不知道运去哪里做了什么；接着还要费尽力气把树根刨出来，再抬着、挑着堆到一个凹处，等待平整山坡时填土掩埋；然后，便是让老祖宗们移居别地。从那一天开始，赤塘山间就哀声遍布，旗山山麓也随即遥相呼应。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在哭泣中刨开祖坟，收敛尸骨，再抬送几十里移葬到旗山深处，以致乡间大地上处处哭声，送葬的队伍天天可见；更为悲苦的是除了劳心劳力劳神外，迁坟需要一笔不小的花销，这对很多家庭都是一大难题，不少人家被逼无奈，只好依靠出卖粮食或者借债解决，因此笼罩在农家头顶的愁云惨雾自然就要更长时间都难以消散。
坟墓迁完后，就要平整山地，学大寨的样子修建梯田。好在旧坟遗弃不少石头，正好砌石墙时可用；挖土也不难，只要命令生产队员卖力气便成；可笑的是，梯田修成后才发现没水，什么也种不了。于是又突发奇想，在山下的池塘边修个抽水机站，靠抽取池塘的水来浇灌。修机站、买设备自然又得花钱，这就意味着当年乡亲们的口粮和“工分”又要被扣减不少。
没料到，正是这场天怒人怨的造地运动，成了我远离家乡的诱因。在平整土地时，为了赶进度，要求学生娃娃也要停课回村，和生产队员一起“战天斗地逞英豪”。我那时已经是初中生了，自然难逃此役。有一天在地头吃午饭时，几个青年哥劳累后躲在一角，禁不住七嘴八舌地抱怨这种“劳民伤财”，其中有人说了句：“要是能到哪个工厂去，哪怕一个月只赚十八元，我也立马就走，再不回来！”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说这话的青年哥可能早已忘记曾经说过这话了。他也一直留在家乡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早些年还当过村委会主任，但这句话却是被我“入耳、入脑、入心”了。打那开始，我就向在省城工作的老爸表明了强烈意愿；还时不时给在省城和外地工作的舅舅、叔叔们写信，请求他们帮我想想办法到工厂去当工人。也算工夫不负有心人吧，只隔了一年多，初中毕业后，老爸的单位“内招”，我便作为照顾对象，当了一名受早期“读书无用论”影响的“流失生”，被“内招”去三明钢铁厂当了工人。许多年后，听说赤塘山的梯田里曾经种过地瓜，种过橘子树；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没人愿意再在那种山地劳作，也没人再来统一管理抽水站，于是又任其回归自然。再后来，就不知变成啥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