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家乡变了样，我特地找机会回去看看。刚进门，婶婶和几个弟妹就七嘴八舌地邀我一道去给稻田“送水”。一听到这“水”字，我的心刷地就凉了三分。在我的老家，水就意味着白花花的大米，意味着秋后能放开肚皮享受几餐温饱的滋味，意味着春末能把腰带扎得稍微松一些。所以，每到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乡亲们的眼睛就全盯上了这个“水”。为了一滴水，他们甘愿整宿整宿地不合眼，守着水渠里的水从满到干，再从干到满；他们还会互相监督、争吵，甚至为了水而大动干戈，闹得鸡犬不宁。不知多少年了，也不知有多少人，每当被那种日夜不息的水车声、锅盆声和叫骂声组成的合奏曲骚扰得精疲力尽时，都会本能地从心底发出沉闷的叹息，渴望着某一天会出现一个奇迹，让这种苦痛的劳役永远消失。然而，时到今日，婶婶和弟妹们不仅全家上阵，还匆匆忙忙拉上我这稀客去当帮手。唉！看来这水是越发变得金贵，越发难求了。
路上，来往着忙碌的人群，偶尔碰上熟人，都不过送来一个微笑，或者轻轻点点头，竟没有谁肯花费那么半分钟的时间停下来跟我搭句话。默默地赶了一段路，弟妹们忽然叫道：“阿利伯，阿利伯！快，追上去！”
我抬眼望去，前面的小路上正转出来一个瘦小的老人。他披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头戴宽边大草帽，若不是两只裤管高高地卷起来，打着一双赤脚，迈着习惯性的快步，谁也不敢说他是个“乡巴佬”。这就是那个阿利伯？提起他，我倒记起了一桩往事。那是在过了两三年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之后，种田人又分到了几分“自留地”。有一天，也是顶着这么大太阳，我用脸盆一趟又一趟从河边往地里送水，直到累肿了胳膊，走疼了脚，还没法使那些垂头丧气的秧苗直起腰来。绝望中，隔壁田里满满的一汪清水正白剌剌地闪着银光，倍加惹人眼热。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理驱使下，我慢慢地挪到田埂边，飞快蹲下去，用手指在中间横穿了一个洞，一涓凉丝丝的水立刻顺着指缝渗出来，接着又把我引进了一种乐滋滋的境界。不知过了多久，一只大手突然揪住我的头发，把我像小鸡一样拎起来，又一只大手紧接着甩在我的脸颊上，把我甩倒在田边，又顺着河岸滚下去，一直滚到河里。当我从水里挣起身子时，我看到河岸上那棵歪脖子荔枝树下站着一尊又黑又壮、光着膀子的凶神恶煞。他瞪着大眼睛朝我直骂，骂得唾沫四溅。一些乡亲闻声赶来，看到这情形，不禁摇摇头，乱纷纷地说开了“这人也太小气，就那么两滴水嘛”，“跟一个小孩子计较，没点大人样”，“看他把人家孩子弄成这模样，心肝也太狠了”……听到这些议论，我涌出了泪水。泪眼朦胧中，好像看到他也红了眼睛，抖动着嘴唇在嘀咕：“这是两滴水吗？这是两滴水吗？天老爷！”
他就是当年的阿利伯。
我紧紧地盯着他，看到他走近河边那棵熟悉的歪脖子荔枝树。树下已经围着一圈人，看到他走来，先是自动地让开一条路，接着又把他更严实地围在当中。一会儿，平空响起“突突突”的马达声，一股碗口粗的水柱越过人们的头顶，“哗啦啦”地倒下来，倒在古老的渠道里，奔跳着流向前去。“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奇地问身边正在赶路的弟妹。
“阿利伯的抽水机给大家送水啊，他家这两年种茉莉花苗挣了两万多元钱呢。”弟妹们心不在焉地回答。
人群散开了，很快就跟着水头分散到田野的各个角落。这时候，我才看清那棵荔枝树下新添了一座红砖青瓦的小屋子，阿利伯倚在漆得碧绿的门框上，嘴里叼着一支又粗又大的卷烟，望着水花微笑着。那水花，活像活蹦乱跳的珍珠，在阳光的照射下，美得叫人心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