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有大街小巷，巷子里发生的故事叫做巷事。
乡村只有村路，我把村路发生的些许往事姑且叫做“路事”。
乡村的路事没有城里的巷事那么精彩，但也有它带着乡土气息的特点和魅力。
刚懂事那会儿，我最爱听门外村路上响起小鼓的“扑通、扑通”声，那是“货郎担”特有的信号。挑货担的并不一定是“郎”，大多是老人和中年妇女。他们年老体弱，不像青、壮年那样身强力壮可以干重体力活，所以才选择了这种营生，挑起货担，走村串户，送货上门，挣点蝇头小利贴补家用。货郎担里无非是一些农家常用的生活小用品，诸如针、线、剪刀、发夹、手帕、毛巾、锅、碗、勺、盆之类，因为更重大的生活用品，比如粮、油、糖、烟、布、肉、蛋甚至肥皂等等，都是凭政府发的各种票到公家店铺去买的。每人每种各有限量，买完就没了。能够吸引孩童的，自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担子里的一些小玩具。这类玩具品种不多，但在那个生活异常简朴的年代，却也极具诱惑力。我小时候玩过的两三样小玩具——一个小拨浪鼓、一面小铜锣、几个玻璃珠，都是疼爱我的曾祖母掏钱从货郎担给我买来的。除了这些玩具，小伙伴们都还惦记上了其中一样既便宜又实惠的货物——用红红绿绿的纸包成的一小包爆米花。这种爆米花每包只有桃子大小，所以卖得也不贵，只要三分钱、因此，一般人都买得起，每包里面除了爆米花，还装着一小片有半个指甲大小、用薄铁皮压成的小玩艺，如猪、马、牛、羊等“十二生肖”，刀、枪、剑、戟等兵器，锅、勺、盘等用品……买来后除了品尝，还可以积攒其中的铁片。也因为有了这种爆米花，当年还流行一种小游戏——砸铁片。两三个小伙伴聚在一起，随便找一个有石头的地方，台阶也好，院子也好，树下也好，只要能放下一个铁片就行。一个人在石头上放好铁片后，另一个人手持铁片砸下，假如能把那铁片砸飞了，就算赢到手，接着再来第二次；假如一下砸不准或者没砸飞，那就得换个角色，砸别人者该自觉地把铁片在石头上放好，让别人来砸。随着这个游戏的流行，爆米花自然也畅销了几年。那几年里，每次听到货郎鼓在村路响起，我都会急匆匆地跑出去，像迎接贵宾一样把他迎进院子，再把曾祖母从屋里拖出来，好歹都要买上两三包。
我也爱听的，还有村路上传来的有节奏的“叮当”声，那是一种用小铁锤在铁片上敲打出的清脆音响。这是卖“麦芽糖”的小贩专用的信号。说是“卖”，其实更多的是“换”，鸡毛可以换，鸭毛可以换，鸡内盒（专指胃壁上那层膜）也可以换，还有牙膏皮、玻璃瓶、废铁等等。农户家里，隔三差五总有这些东西。我家也不例外。由于农家孩子从小过的都是苦日子，大人几乎不会花钱给孩子买零食，大多数人家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孩子处置，让孩子自己去卖点零花钱或者换点“麦芽糖”之类解馋。于是，我也像那些小伙伴一样，有了这些东西，都当宝贝般珍藏着。等到村路上响起“叮当”声时，会兴高采烈地跑去把挑着担子的小贩叫进门，然后精打细算地进行交换，这种交换一般都要进行七八次的讨价还价。小贩先是估量一下货物，然后拿起铁片和小锤子，“当”地一声先敲下一小片麦芽糖，小主人自然嫌少不干；小贩会故作犹豫片刻，才“当”地一声又敲下一小块，小主人还是摇摇头；小贩察言观色后，再“当”地一声又敲一小块，见小主人仍然摇头，小贩只好很不情愿地继续敲下去，直到双方都认可才结束。久而久之，我的家乡竟然创造了一个很生动形象的比喻——嘲讽哪个人做事谈话不够干脆利落，就说他像“换麦芽糖”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也很吸引人，那是用调羹（也叫汤匙），在瓷碗里敲出一串急促清脆的“噹噹”声，那是挑着鱼丸担子的小贩发出的专用信号。这种信号固然吸引人，但不受用。乡下人家没那么多钱给孩子买这么贵的食物享用。我的曾祖母尽管非常疼爱我这个长孙，并且在南洋做生意的叔公（她的亲儿子）时不时也会寄些钱回来孝敬她，每年也只能让我如愿以偿两三次而已。因此，每每听到这个信号，对我和小伙伴们来讲却是一种精神折磨。试想想，馋虫都被勾出来了，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又只能干忍着，那是怎样的无奈与难过呀！
除了专用信号，村路上每天还会响起各种叫卖声，比如卖豆腐、卖光饼、卖海蛎饼、卖虾米……这些都直呼其名，卖什么就大声地吆喝什么，老远就听得见，只要听到叫卖声后出门招呼一下，需要的东西马上就会送进家门，摆上饭桌。当然，这些都需要钱。而当年农家普遍缺少的正是钱，所以尽管很方便，大多数时候我们也是只能听见声音而见不到实物的。
村路上发生的往事远不止这些，还有婚丧喜庆，迎来送往……村路，连着农家的日常生活；路事，也就是农家生活中少不了的大、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