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江湖
孙中山曾说：“人生与弈棋、赛球并无二致。只要入局，就应该是一场志在必得的壮烈斗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挽回因大炼钢铁、“三面红旗”等运动给中国大地带来的损失，其极“左”的烈火反而越燃越烈，简直就是史无前例，把中国的百姓推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那时流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确实抓得轰轰烈烈，但农业生产却并没有被促上去。当时，农业生产集体化，实行的是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农业收入，除了要负担国家公购粮以外，还要负担大队管委会、党支部一班人马的开销，而且文艺宣传队、基干民兵、赤脚医生、民办教师、队长、会计、保管等等“公务人员”，都要摊工分吃饭。有些生产队的非生产性人员记工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到了农民无法承受的程度。本来生产队的耕地、畜力都在年年减少，产量也在年年减少，可是吃闲饭的人却越来越多，每年分粮时总是僧多粥少，工值只有几分钱，最好时也超不过两角钱；相当一部分社员家庭，人多工少，年终一算，不仅分不到钱，而且还倒欠生产队的。记得1966年，我是民办教员，全年365天是全工，父亲和妻子都是能出勤的劳动力，全年我们共挣得810个工，当年的工值是1角5分钱，我们家可分得121.5元钱。扣除口粮款84元，再扣除杂费21元，我们全家3口人辛苦了一年，就只剩下16.5元了，而且还是挂在账面上的空数，生产队因倒欠户太多，根本就无法兑现。这样，我只有把我的余额转到大哥的名下，减少大哥的欠额。当时的状况是，家家愁吃粮（包括干部家属也是如此），户户没钱使；父子分家、夫妻分居、逃荒要饭的比比皆是。我们兴泉的情况是吃粮靠两川——银川和东川（靖远的东川），花钱靠两山——煤山和石膏山，因为银川和东川的粮食相对丰富一些，我们的社员讨要和换粮都会到那一带去，生产队派一些劳动力去煤山和石膏山，挣些钱供生产队消费，不然生产队就难以水行磨转了。
人生是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活下去。要活命，首先就得吃饭，也就是说，吃饭是人的第一层次需要，然后才有其他，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吃饭。当时，我们兴泉大多数人家分得的粮食只能吃上半年时间，其余的日子，乡亲们就只能用砂锅、衣物、干枣儿等物品去换粮食以维持生存。最流行的当属白衬衣换粮，每尺白布3角1分钱，5尺白布就可做一件衬衣，拿到银川一带的沿河两岸，就可换得五六斤粮食。为了度日、为了生存，以物换粮、爬车背粮，已成为兴泉家家户户必经的谋生之道。用毛驴、架子车拉运着去东川谋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家是爬火车去银川，来去两天，最多3天就都回来了。在当时，锅里滚着水等着下米的情形家家都有。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去找崔克强办事儿，已是上午10点了，他们全家还没有吃饭，只见炉灶上的锅沸腾了一会儿，停一会儿，接着再沸腾一会儿，他老伴不好意思地说：“等银川背米的人回来。”其实在那年月，像这样住锅断顿的人家，在兴泉还真不是个别的，就连干部家里，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的，也时有断顿的现象。当时，刘祥义是县粮食局局长，郭养民是县农牧局局长，化成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科长，我姐夫蒋崇廉是县委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家属都住在兴泉，且孩子多，吃粮紧张，所以他们的家属也同样和兴泉的百姓一起跑银川背粮。举这些例子，一是说明当时干部都很廉洁，不贪不占，与民共患难；二是说明社会物资极度匮乏，不奔波就难以维生。想起这些往事，我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辛苦耕作年复年，饥荒度日好伤惨。
脱去身上袄与衫，送往宁夏卫和川。
妇孺生火待煮米，男郎爬车未归还。
安得众生皆饱腹，宜为我辈戮力愿。
众生吃饱是我的心愿，当务之急是我和我的亲人首先得活命。我已是4口之家的顶梁柱，为了家人能糊口活命，我也利用节假日融入了浩浩荡荡的背粮大军。
有人说，和蔼可亲的态度是永远的介绍信，我就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背粮了。我不赞成别人穿得破破烂烂，糊得蓬头垢面，以博取同情和施舍，我总是收拾得精精干干，即使爬煤车，也是外罩护衣，下车首先洗干净自己的手脸后，才和别人接触。自己和蔼可亲、礼貌大方，给别人的印象就不俗不陋，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们换粮食是以物换物、公平交易，而不是乞求施舍，对方看我举止得体，容易接触，往往还会把我让到家中谈生意、吃饭，就跟座上宾一样。如遇晚上留宿，对方也常常把我安排到他们家里上房的炕上。而其他大多数的背粮人，外貌不洁，所到之处，很难得到对方的尊重，留住就更难了，一是人家嫌脏，二是存有戒心，即使出于同情给点吃的，也不让进屋，只让在院子里吃，吃完就走人了事。这样的人，出门后大多都是在草场上和饲养圈里就宿，完全是乞丐形象。起初，我背粮都是单独行动，后来也领着朱万香妹妹跑过几回。万香妹妹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姑娘，出门不敢说话，都是我照料着换米，她只跟着背就行了。我们出去，一般换粮都很顺利，价格合理，也返回得快，家里人也都比较放心。
在整个跑银川背粮期间，我有很大的感悟：人活在世上，就应该有慈悲为怀的品质，要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善心。当时要不是中卫、银川一带的老百姓慈悲相济，我们度荒的困难就会更加多。虽然在那个年代，他们实际上也不太富裕，但对我们背粮的人却从不难为，凡是到门前的人，他们都能公平交易，不讹诈、不欺骗，碰到吃饭的点儿，也会多少给一些，不会眼看着让我们挨饿，甚至有些老人常常规劝家人说：“人生几十年，谁都会有难过处，对出门在外的人，给点儿让他们度难，我们少吃几口也就过去了”。我们背粮期间，中卫银川一带的草场上、饲养圈里常常挤满了换粮的人，看管的老人从不驱赶，也不呵斥，而是再三叮咛“小心失火，你们出门不容易，要安安全全地回去”。更叫人难以忘怀的是，凡是背粮的人，路遇顺车，不论汽车、拖拉机或者马车，只要是空的或者能捎带的，招手就停，分文不取。人在难中得到如此的关照，定会永生难忘。由此，我们也更加敬重中卫、银川一带的老百姓和给我们提供过方便的人们。
有时候，爱会自然而然地从信任、敬重和友谊中产生。我更愿意经由友谊到敬重，然后信任，爱无止境。在背粮的奔波中，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都是从友谊开始，继而互相信任，成为知己。在吴忠我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五月初炎，杨柳成荫；黄河岸边，绿浪滚滚；麦花飘香，稻秧浓浓。
那一天，我背着干枣儿踏进了吴忠市东门外的一个农家小院。小院很干净，也很敞亮，正面有3间主房，两厢也还有客房和厨房。小院的房屋虽是土房，但门窗都是油漆刷过的。小院的东南角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树冠遮掩了大半个院落，既有凉阴，又有生机，给人一种殷实之家的感觉。当我走到上房门前敲门时，听见里边有小孩子在哭闹。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身着淡青色的大襟外罩，黑色裤子，干净合体，脚穿自做的白底布鞋，头盘老式发型，面如银盘似的福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她一边哄着孩子说：“快别闹了，来客人了”，一边笑呵呵地招呼着我。我对老人也很友善，立刻上前尊敬地说：“快到端午节了，我给你们送来了些枣子包粽子好不好？”我一边说着，一边赶紧给她还挂着泪珠儿的孙子抓了一大把红枣儿。孩子见状也不闹了，手捧着枣儿默默地站着。我进一步亲近孩子问哭的原因，奶奶赶忙解释：“孩子已上三年级了，昨天老师布置的作文没完成，被老师撵回来了”。这时，我灵机一动，耐心地对孩子说：“当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可不行，尤其是作文，更不能拖拉，这是学业的基础，也是将来发展的基础。让我看看你的作文题，给你帮帮忙。”小孩子很恭敬地把作文交到我手里，题目是《我的一家》。我让孩子坐到桌子前，辅导他写这篇作文。老太太见状有些惊奇，赶忙给我让座，并沏了茶水。我引导着孩子把家里的成员一一给我细说了一遍——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奶奶在家操劳家务，爸爸是石炭井工人，妈妈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我叫他在草纸上有序地把全家人逐一介绍出来，描写他们的职业特点、工作过程和劳动态度，并引导他描述他们全家人和睦共处的幸福气氛，然后让他抄在本子上，这就是一片好文章了。抄好后，我让他念给奶奶听。奶奶高兴得眉开眼笑，又急忙给我端上了油饼子让我先吃一点，说是马上就做饭，小孩儿的脸上也绽出了欢乐的花朵。谈话间，我如实地说出了我的职业和家庭情况，并说明了我的来意。老奶奶听后很明事理，也很同情地说：“唉！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1960年，我们这地方可饿坏人了，人们都饿得往山里跑，找粮度荒。这两年我们这里稍好一点了，你就常来吧，谁还没有个难处呢？”老人家说着，就赶紧去做饭了，她一定要让我在她家吃顿饭，同时等一等她的儿媳妇，好让她回来后帮忙给我换点粮。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继续和小孩子交谈，了解并鼓励他学习。这孩子人很聪明，只是基础差，还没有找到学习的门道儿和方法。我指导他如何观察、如何读书、如何摘抄和积累知识，告诉他坚持下去，慢慢就会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继而提高写作能力。
时已正午，天气晴好，不一会儿，她老头子和儿媳妇都回家来了。老奶奶分别把她老头子和儿媳妇叫到厨房里说明了我的情况，他们也因此像招待贵人一样招待我。那老头儿特意买了一包烟，还泡了宁夏人很讲究的三泡台茶给我喝。中午的饭菜很丰盛，有腊肉炒豆芽、韭菜炒鸡蛋，还有猪肉和白菜、豆腐、粉条的大烩菜，还有那白灿灿的米饭，简直叫人垂涎欲滴，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吃到的可口丰筵了。我吃着饭，心中却觉得受之有愧，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在想，人与人之间，以诚待人，就会赢得诚心相待；同时我也深深感到：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会有用武之地。饭后，担任着生产队妇女队长的媳妇开口了，她问我带的枣子有多少，打算怎么个换法。我心中盘算了一下，我是1斤枣子2角5分钱买的，捡出一些破烂的，最多就是3角钱1斤，所以1斤枣子换2斤米，我就满意了。听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很热情地说：“好吧！你先在家休息，我去张罗着给你换掉就是了”。不一会儿，她就领来一帮妇女姐妹们，张罗道：“这是我娃的表舅舅，从甘肃带来些红枣儿，咱们每人拿些过端午节，给他些米。他们那里是灾区，缺粮，就当咱们互相帮帮忙吧”。妇女姐妹们一是看在队长的情面上，二是也确实需要红枣过端午节，就都表示同意。她把枣子按人头分了，一共30多斤枣子，一会儿就拢来100来斤白灿灿的大米，原来她是按1斤枣子3斤大米兑换的。我一再声明要给她家留些，她不让我操心。晚上，他们一家硬是要我留宿在上房。宁夏一带的上房都很有特色，都是虎抱头样式，中间两开门凹进去，两边的两间凸出来，正面墙上开窗，窗里边就是两个大炕。那一夜老爷爷睡一边大炕，我睡另一边大炕。睡前，他们怕我寂寞，特意给我枕头边放了一台小收音机，好客之情之诚令我感动。其实，他们的热情好客，倒叫我有点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要求小孩和我一块儿睡。我们边睡边聊，又给他辅导了两个多小时，孩子高兴，一家人乐意，我也才觉得安然。
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树上的鸟儿就叽叽喳喳地唱起了晨曲。老爷子前去和生产队去青铜峡拉化肥的拖拉机司机联系，让他把我捎带到火车站。联系妥当后，我要出发了，他们全家人为我送行，尤其是那个小孩，天真无邪地说：“朱老师，你啥时候还能再来？”老爷子也一再叮咛：“你有时间就来吧，我们孩子就拜你为师了。”一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言语，都叫我为之动容。我深深地感到：只要心中存真情，世间处处有好人。这次我换粮的收获出乎意料，所遇情谊，叫我难以忘怀，那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也叫我常常挂在心上。
第二次去是在暑假期间。那一天，艳阳高照，大地一片火热，吴忠一带又是一派丰收景象。我给老太太带了一幅我自画自裱的中堂画，画的是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像。当我把画卷展开时，老太太当即就跪地叩首拜佛了，而且口中还念念不已：“敬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来到我家，我将供奉，我将诚拜”。她拜完后我要给她挂起来，她都不让，她自己把画轻手轻脚地供放在供桌上，又放上了白馍盘点、水果、鲜花之类的供品，然后燃上香烛，而且是一炷接一炷地一直不灭。第二天早晨，老太太才让我把那菩萨端端正正地挂在了正中堂。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作品，竟然让她如此尊贵，这又一次证明，我当年的学画是真的没有白学。这次我给孩子也带了两本小学写作常识的读本，小孩非常高兴，而且还告诉我，上次辅导的那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从那以后，他对写作文有兴趣了，而且一篇比一篇有进步，再也没有拖拉过作业。我看到小孩子喜形于色的样子感到很满意，很欣慰。这次我带了几件白衬衣，照例还是孩子的妈妈张罗着给换了，每件换得10斤大米。他们一家挽留我，我也想到吴忠市去转转，就留了下来。
吴忠市不算大，有一些四五层高的楼房，也有几处较大的百货商店，街道很整齐，沿街有很多铺面。那时候，全国物资紧缺，除背粮乞讨者外，流动人口没有多少，所以整个街面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城市应有的热闹气氛。但是在离东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农贸市场，那里相对比较热闹，卖牛羊肉的比较多。因为吴忠的人口中大多数是回民，卖猪肉的就很少，只在一个较偏僻的角落里能买到。除了卖牛羊肉的，还有卖粮食、蔬菜、农用器具的，最热闹的当属活畜交易处，有甘南的马、内蒙的马，还有当地的骡马驴牛等等。一般牲畜买卖的程序都是先看口齿、体形、毛色，然后讨价还价。那里买卖的方式很奇特，双方都先和中介人袖口对着袖口，手指在里边做文章，谈质论价，然后中介人再和双方用同样的方式交流后，达成一致才算成交。这里完全用的是手语交易方式，既古老又巧妙，不用言语，买卖就成交了。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好，那里的市场明显相对活跃一些，老百姓也活得有点样子，而我们那里就没有市场，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记得有位哲人说：“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我在吴忠市场上转悠，也在不断地观察着想找个能换点粮食的小生意。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摊点上，我发现有棉毯在销售，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西安某棉纺厂在搞试销。那毯子颜色艳丽，是深橘黄色，质地精良，咋看都像是毛制品。标明的售价是每条9元，当时的普通棉毯则只有5元，只是质地和色泽都无法和这棉毯相比。我要买10条，相对来说算是个大买主了，经讨价还价，最后谈定每条7元。夕阳西下，空气仍是热腾腾的，我背着一大包棉毯，直热得汗水淋漓。跨进杨家大门，他们一家老少都喜出望外，问明情况后，赶紧招呼我冲凉洗脸、吃饭喝茶。饭后，我告诉他们，我打算第二天到新华桥一带用棉毯再换些米。杨家的队长媳妇立刻就问为啥，我解释道：“在你们一个地方换多了不好，一是怕给你们带来麻烦，二是怕有人怀疑我是投机倒把分子”。老爷子听后说：“这没关系，我们这地方的民风还算淳朴，不管那一套。你这是做生意，以物换物，一不是偷，二不是抢，怕啥？放心就在我们这儿换吧。”老太太是精明人，对媳妇几乎是用眼睛说：“才10条毯子，你悄悄找几个熟人拿掉算了，别张扬就是了。”媳妇问咋换，我说：“心轻便是利，换40、50斤都行”。就这样，我在家里和老两口拉家常，媳妇不动声色就走了，不大一会儿，就给我换来了600斤大米。老太太为我发愁，如何搬运？我说有的是办法。我让那媳妇出去给我买了5条棉线口袋，和原先换的米一起一共装了6个半截袋，以便背运。第二天，仍是天刚放晓，老爷子就给我联系好了拖拉机。我送给拖拉机师傅两条事先准备好的香烟，他把我和米顺利地送到了青铜峡火车站。在那里，我主动帮师傅先把化肥装好，并请他在就近的饭馆吃了一顿饭。这样，我要求他帮忙，他也就痛快地答应了。火车一进站，我先上车，他在下面递，我在上面拉，一口气就把6袋米全弄到了车上。之后，我让他赶快离开，免得有麻烦。我麻利地将6袋米全塞在了座位下，才抽出手来擦了一把雨点儿般的汗水，长长出了几口气，转身一看，脚旁还放着司机师傅给我扔上来的一小包馍馍，他则已经大步走掉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那影子竟随着他的远去变大了起来，勾引出我内心里深深的感动。
火车启动了，我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虽然已是满载而归，但却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总在担心，车上会有什么麻烦。火车轰隆隆地跑起来了，车窗大多数都开着，这本该让人感到凉爽，但由于车厢内的人太多，特别闷热。车厢的衔接处和走道里，站着的大多数都是甘肃的找粮人。不一会儿，列车员就例行公务，催着未买票的人补票。说是找粮人，其实和逃难差不多，身上都没有多少钱。出于无奈，列车员不得不催；被催者也无奈，也就不得不用几角钱或者1元钱补个下一站的票。一些身无分文的人，被赶着流动起来：藏厕所、走餐车，总之是要想办法躲过查票人员，就是不下车。我补了一张下一站的票，见列车员要拖地板，我就主动替她拖，她很感激。其实，我一是怕她发现那么多的袋子找麻烦，二是想和她套近乎，让她别再催着补票。火车在飞驰着，我的思绪也跟着飞驰。一过甘塘，我就开始盘算：我一人带这么多米，到喜集水下车目标太大，很可能会招来麻烦，所以决定到了条山再下车。我的三哥当时在十六团木工排，离车站很近，我得想办法联系上他，让他接应。火车在急奔，我的大脑也在飞转，不觉就要到条山站了。我开始把米袋往门口拖，列车员发现我一人带这么多米，有些惊恐，要找乘警处理，我死磨烂缠，就是不让她去找。我的理由是：这是6个人的米，我乘拖拉机先到车站上了车，其余5人未赶上火车。我极尽能力地恭维她，说她慈眉善目，是个会同情、能帮助苦难人的好心人儿，善人定会有善报的。慢慢地，她心软了，再说火车也已经到站了，她又要急着开门，也就不再和我纠缠了。我急忙下车，声声言谢，她无奈而又同情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丝丝笑意。
我联系上了三哥后，就赶快把米先放在了他的一个徒弟家。此时的我已是全身困乏，躺倒就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烈日当空。三哥叫醒我后，我狼吞虎咽地吃饱了肚子，然后骑着三哥的破自行车回家找车拉米。到家后，我又歇了一会儿，才赶着大哥的毛驴架子车，到条山来拉上了米。返回家中时，已是半夜时辰了。老父亲和妻子看见这么多米，又惊又喜，满腹狐疑。我向他们做了解释，这才赶快把米藏好，然后大家就都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人这一生，就是长久的无花期，那短暂盛开虽绚丽多彩，但艰辛应是更长的主题。我用三四天的时间，用少量的资本，换来了不少的大米，却不能安然地坐享这白灿灿的大米之福，我得想办法把大米再换成钱，还清因结婚、生子、跑光阴所借的那两百多元的债务。我还得以这些米为资本，捣腾着过日子，不能坐吃山空。
那一年的暑假，烈日炎炎，人们都在挥洒着汗水为生活而奔波。听说白银公司的职工很多，他们每月供应的玉米粉都有剩余，却吃不到白米，在那里，每斤白米可换得二至三斤玉米面。我决定背100斤大米到白银去换玉米面，探探虚实，摸摸行情。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我趁人睡定，背了100斤大米，直奔喜集水火车站，爬乘拉煤车到了狄家台车站，也就是现在的白银西站。下车后我就犯难了：一是天还没有大亮，我人生路不熟的，不好前行；二是从家到喜集水车站，我已背着100斤大米走了10多里路，这会儿再走10多里路，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绝处还得求生。我背一会儿，歇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总算磨蹭到了白银市区。在白银针织厂的旁边，有一个马车窝铺，我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喝了些水，也打听到了行情。这个窝铺里有两辆马车，都已出去搞副业拉脚儿去了，只有一个50来岁的老汉在守家兼做饭。老汉正在蒸着玉米面窝头，我顺便向他讨问玉米面的来源。老汉说，每斤3角钱，是从工人家里收买的，同时，他告诉我，有大米可以每斤换得两斤半玉米面。顿时，我心中有了数。我决定把换得的玉米面就地卖给他，免得再费力往家里背。主意已定，我就行动。我一个上午就兑换完100斤大米，换回了250斤玉米面，我往马车窝铺背了两趟，可把我挣苦了。天气闷热，我汗流浃背，背一趟就是一个多小时，口干舌燥，好像胸中生了火一样。下午4点多钟，马车队的领导回来了，我已了解到他姓王，就殷勤地称他王队长。我递上香烟，与他寒暄了几句，就把250斤玉米面卖给了他们。交谈之间，王队长很重情，还留我吃了他们的面片子。饭后，夜幕已全拉了下来，我再三再四表达了谢意，收拾口袋一路小跑地奔向狄家台车站。一路上，夜黑人静，我身上带着点钱，有些胆寒发毛。走着走着，我索性放开嗓子吼起了秦腔：“非是娘进帐来儿不允情……”这样，不觉就到了车站。我决定过一下有钱人的日子，就用8角钱买了一张车票，这也是我第一次坦坦荡荡地坐在了车上。可惜，上车后一直没有人前来查票。半夜一点，我在喜集水车站下了车。我又是一路小跑、一路吼唱，两点多钟就平安到家了。这时，我真的有“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的感觉。全家人为我的平安到来而庆幸，我也为自己的顺利而窃喜。
我们来到人世间，天生就应该有能力应付环境中各种不寻常的挑战。我用大米换玉米面，再变卖成钱，南来北往，不能说不辛苦，不冒险，但是为了生存，总得不断地挑战自己，挑战环境。接下来，我得想办法把其余的大米都变成钱，但又要秘密进行，以防招来麻烦，弄得上纲上线、批判定罪。我请求大哥帮我走两趟。第一趟和上次一样，如法炮制，顺利归来。第二趟则不然，险些丢了性命。
那一次，我俩爬的是一列装载钢材的货运车，车行缓慢，轰隆轰隆的声音，好像车行进得很费力气。当那车行到红岘台以南的那条长长的隧道里时，我们只听见轰隆声更响了，我们也更紧张了，但却觉不到车身在前进。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加炭粒，连呛带打，我俩几乎要窒息了。我们赶快用自带的水壶把水浇在衣襟上，堵住口鼻，但还是无济于事。我感到绝望了，后悔不该带大哥共赴黄泉。我只身走了，还能有大哥照应老的，关照小的。现在我俩共赴黄泉了，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我正在绝望中胡思乱想，眼前赫然一亮，火车终于出洞了，真是天不灭我啊！我们兄弟俩连忙大口大口地吸着新鲜而凉爽的救命空气，使肢体慢慢地恢复着正常。其实当时我们是煤烟中毒，幸亏苍天有眼，我们暗自庆幸又跨过了一次劫难。
下了火车，我们仍感到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挣扎着把米背到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觉得有力气背着米行动了。那一路，我们浑身打颤、汗水淋漓。我们又到了王队长处。这次，王队长借给了我们一辆架子车，并指引我们到白银公司去换。他说那里稍远点儿，但换米的人一定很多。果然如王队长所说，不到中午，我们就顺利地换得了500斤玉米面。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工人师傅在出售自行车，我喜出望外，因为买自行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车子是永久牌的，干净锃亮，只是轮胎磨得有点平了。他出示发票，原价是180元，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要价100元。我想成交，大哥阻拦，再三砍价，最后以90元成交。500斤玉米面，再加一辆自行车，我弟兄二人拉着架子车，一路交谈，一路春风地到了王队长处。王队长也是热心热肠，他张罗着帮我们到别的马车队出售了玉米面。为表谢意，我给王队长用3元5角钱买了一条较好的烟，他坚决不要，我诚心致谢，不要我也不快，他只好收下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想着这次的收获，疲劳和困顿早已烟消云散了。我用自行车驮着大哥，一溜风似的奔到了狄家台车站。因为有自行车，不便乘客车，我和大哥爬上了一个低车厢板的车皮。火车随着我们的心情飞奔，不觉就到了喜集水站。乘着月光，沐着夜风，我和大哥满载喜悦回到家中。一进院门，我已控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径直地把车推进了厨房——我的卧室，想给老婆一个惊喜。妻子看见一辆闪光发亮的车子出现在眼前，又惊又喜，忙不迭声地追问来路，我拍着胸膛说：“本丈夫买的，不是偷的，你只管高兴，不用担心”。然后，我又风趣而自豪地说：“以后你回娘家，再也不用抱着孩子用步步脚量里程了，我用自行车驮着你和孩子，咱们可以风风光光地走进你们蓆滩了”。曾记得，我陪妻子抱着我的大女儿红梅回娘家，走到红涝坝处遇到了倾盆大雨，我们为保护孩子，大人都淋成了落汤鸡，一步三滑地就近在一个石拉牌（突出的石檐）下躲了一会儿。那时，我就萌生了要买一辆自行车的念头。如今如愿以偿了，我们能不高兴吗？妻子也曾为了有一辆自行车，算了又算，盘了又盘。养猪、养鸡卖蛋，这样的计划我们年年都在制定，但终因吃饭这一首要问题尚未解决，买车的计划就一直没能实现。妻子为此而沮丧，我更因此而内疚。要知道，实现一个梦想就是一个精神的大丰收，那种乐呵劲当然是无以言表的了。
鲁迅曾说：“希望是附着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利用星期天和暑假，走南闯北地跑了几趟生意，虽然冒了不少风险，但收获也是令人满意的。辛勤的汗水总是能浇灌出甘甜的果实来，我家的小日子总算过得有滋有味了。有了大米糁（sǎn）饭、白面面条，总算能填饱肚子了；债务还清了，解除了我几年来的精神负担；日思夜想的自行车买到了，手头还有400多元钱，这在当时的兴泉农民中，可算是富而有余了。但是，我是一个追逐希望的人，绝不能坐吃山空。生活就是永不停歇地挑战，挑战环境、挑战自己。人总得不断地追逐希望，才能活得更充实、更理想些。
悲愤而忧愁的时候，人很难入眠；兴奋而思进的时候，也不容易入睡。当晚，我们小两口全没有了睡意，开始筹划下一步的小日子。我想让妻子计划着给父亲、她和孩子各做一套衣服，改变一下精神面貌。妻子反对，说是只给孩子和父亲各做一件，给我做一套，她自己可以凑合。经再三争议和磨合，达成共识：就只给父亲和孩子各做一件，我俩共同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盖房子。
盖房子，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更是我们小两口亟待解决的大事。我俩结婚后一直住在家里的那钥匙头般的厨房里，夏天还好将就，冬天就活活地能冻死人。因为我家的厨房在拐角处，冬天根本见不到阳光，又黑暗又阴冷，人睡在炕上都要头戴帽子，地下的水缸、菜罐全都冻成了冰罐罐。房间里，炕、锅台和案板就占用了大部分面积，人在地上活动的面积是非常有限的。天冷又无法生火，一是没钱买煤，二是生了火又无烟囱，人会被煤烟打着的，所以冬天我们就过着暗无天日的冰冷日子。大哥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内，4口人挤在一个两间【1】大的耳房里，做饭只能在磨房里凑合。所以，盖房子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俩统一了思想之后，就又开始盘算，生活还得继续艰苦，生意有机会还得去做，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盖房子的愿望。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支持，他老人家每天利用给生产队看粮食的机会，抽空就拔芨芨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编蓆笆子，准备给我们蓬房顶用。他老人家的行动更坚定了我要盖房子的决心和信心，于是，我们全家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奋斗。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得意时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张狂。因为有许多始料不及的事，会藏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我虽然暂时由饥饿而温饱，由欠债而盈余，但绝不能张狂外扬，而仍然应低调地做人，默默地奋斗。由于整个暑假我都在紧张盘算，不停奋斗，所以过得很充实，不知不觉又开学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还在继续燃烧着，革命大串联、文攻武卫的形势还在继续着。兴泉小学的领导们仍在热衷于搞运动，时不时地将王立言、王成雄、马登明3位地富反坏分子揪出来斗上一阵，教学工作仅仅不过是老和尚撞钟而已。我虽无力扭转形势，只能力所能及地把自己所带的班稳住，让孩子们能学多少尽量学多少。为了能让孩子们少受影响，我尽量不让他们到外面去搞串联之类的活动，把我班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的。为了弥补教材单调这一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尽量让他们多背点语录、诗词，并让他们通过写大字报练写毛笔字，通过画葵花朵朵向太阳之类的宣传画，让孩子们练习学画画，再就是让他们多学唱些语录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学跳一些革命舞蹈。总之，就是不让他们到外面去瞎胡闹。我班上学生的家长大部分对我的安排都很满意，说我把孩子们没有带坏，把孩子交给我教很放心。当时，我这样的行为可谓别出一格，学校领导很不赏识，用他们的话说我属于没有紧跟革命形势，是很危险的，但他们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把我这颗眼中钉拔掉。我是穷人的孩子，我知道穷人的孩子念点书多么不容易，也知道掌握文化知识对穷人的孩子将要开始的一生意味着什么。认准了这个理儿，我行我素，我就依着良心尽最大的努力坚持着我的教书工作。
国庆节期间，学校放了一个礼拜的假，让学生们回去帮助家里搞小秋收。我利用这几天时间又去了趟吴忠。这次我带的货物是从兰州买来的3件毛衣，那是甘谷妇女的手工织品，在甘陕一带是很有名气的。那毛衣质地松软、色泽艳丽、样式大方而漂亮，我是每件30元得手的，大概线质不是很好。这种样子的毛衣要在商店里买，价格大都在40元左右。那天，秋高气爽，我一路顺风地去了吴忠的老朋友杨家。杨家全家人的热情是我预料之中的，孩子见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口叠声地告诉我，他的作文进步很大，每次都受表扬，有一次老师还专门以他的作文为范文进行了讲评，他对作文越来越感兴趣了。看到孩子为自己的进步如此兴奋，我这个教师也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方式的教学在我之前的教学生涯中其实也不常见。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问我这次带来的是什么好东西。我打开包儿，亮出了3件漂亮的毛衣，杨家媳妇立即穿了一件，她比前看后、爱不释手，那毛衣在她身上合身得体，令她笑不合口。她说：“这毛衣色泽、样式都是最时新的，只怕价格太高，农民们穿不起。”我说：“所以，我只带了3件。若3件都换成米，我也背不动；若每件换上50斤米，再添30元钱就行了。”她当即就穿了一件，并拿着另外两件出门了。不一会儿，她就回来告诉我说都办妥了，晚上装米给钱。第二天，我又到吴忠农贸市场去了一趟，还想办几条上次买的那种棉线毯，可是卖主说就进了那一批，以后再未进到。做生意和做其他事一样，机会很重要，抓住了就得手，错过了就再难遇。我只好空手而归。第三天早晨，依然是老爷子为我联系了拖拉机。司机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所以一切顺利。临行前，我给老太太塞了30元钱，我知道她儿媳妇穿了一件，怎能要她的钱呢？老太太死活不要，我直说，经常给他们添麻烦，我是不能拿他们的钱的。老太太无奈，只好收了，又叮咛一番，要我常常来转，说是孩子更想念我，也更需要我。我坐上了拖拉机，又一次在这家人的盛情中，与他们依依告别。我和吴忠杨家的交往，是以我能胜任的小学作文的辅导为契机的，交往了几次，辅导了几次，我又送给了孩子一些辅导书籍，孩子确实进步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帮了我不少的忙。
幸运总是眷顾着有准备的人。我们正准备着要盖房子，幸运的机遇就到来了。又进入腊月了，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嘎嘎冻地，一帮古浪朋友跨进了我家的大门。这些是我大哥前几年当生产队长时，为互济牲口草料、田地籽种而结交的朋友。为首的一位叫鲁伦，30来岁，黑红的脸膛，一副很结实的身子骨，说话也直来直去，善交往、重友情。还有7位，我只认识抬车岑的会计仲儒魁和甘城的刘仁，其余我都未曾谋过面，不好称呼。这次他们来，推来了两架子车豌豆，每人150斤，想请我大哥领到中卫换大米。在古浪的甘城一带，大米可算是珍珠一般贵重，谁家若在红白事上有一点大米饭上桌，那可就是上等席了。他们听说景泰人这几年常常换粮，把大米能当家常饭吃了，感到很惊奇，就成群结队地冒险来找大哥帮忙，也想换些大米回去过年、过好日子。听明来意，我们赶忙盛情招待，大哥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大哥家小锅小灶无法应酬，我就在我睡的厨房的大灶锅里，蒸了一大锅白米干饭；因为没法买到肉，就炒了一锅酸白菜，还炒一锅红萝卜土豆丝。我们热情，他们高兴，一顿素食美餐更加增进了我们的贫贱之交。但换这么多的米，大哥有些为难，我便自告奋勇带朋友们去换。大哥如释重负，朋友们也高兴得雀跃欢呼。鲁伦倡导他们每人给我一砂锅豌豆，不让我白出力。我再三推辞，他们还是分给了我80来斤豌豆，让我做换米的资本。这事儿说定后，我们聊到半夜，大哥安排他们休息。第二天天亮后，鲁伦倒出一大盆子面，让给他们做饭用——他考虑他们来的人多，我们这儿吃粮紧，就主动带来了面。不仅如此，鲁伦还特意给我父亲带了小半袋子莜麦炒面，说是专门给老人家准备的。我很感动，也因此更敬重山里的朋友，他们厚道、为人诚实。早饭后，大哥领着朋友们在兴泉转悠了一番，因为兴泉是个很大的自然村，他们想领略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民风。下午，大哥找了几个小伙子，用架子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我这就要领着朋友们爬车去换大米了。
腊月的天气，寒风刺骨。下午4点多钟，来了一列东去的很高的箱货车，要爬上去可不容易。我先爬上去，让他们从下面往上抬递，我在上面拉，但是，这些山里的大哥是初次爬车，有力使不上。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急忙打开了低门，让他们抬着一件件滚了上来。上车后，鲁伦大哥说：“我们这些山里人，多在家，出门少，没经验，若无朱老师，我们今天就别想上车了。”我安排大家坐在一块儿，挤在车厢的前壁挡风处，互相把脚塞在对方的皮袄里，这样互相取暖，不觉得太冷。9点多钟，我们就到中卫车站了。我琢磨着，中卫离景泰太近，换米的人太多，我们这样大队人马去换，恐怕有些不便，就决定到平罗堡再下车。我们提前几分钟打开门，车进站后刚一停稳，我们就鱼贯下车了。我先把他们安顿在候车室，然后径直去找我之前背粮时认识的朋友陈国强。
敲门后，朋友闻声披衣开门，嘘寒问暖一番后，我问他还有8个人可否接纳。他说，领这么多人干啥？又不抢人？我说这次是大生意，这帮朋友带来1000多斤豌豆，要和生产队换大米，让他快去找他的队长哥哥联系。这是双方互益的好事，生产队非常需要豌豆做饲料。队长大哥一听，喜出望外，他正愁无处去弄饲料豌豆，我这个朱老师就给他们雪中送炭来了。我们说着、笑着，推了两个架子车就把他们接了过来，安顿在饲养院里休息。队长特意叮嘱饲养员，把炕烧热，让大家热乎乎地休息，我则被安排在他的家里和老爷子睡。第二天，大家商定按每斤大米1斤2两豌豆兑换，不一会儿就装齐了。陈队长专门安排我这些山里的朋友们吃了顿大米饭，山里的朋友们感动地说：“这是我们这辈子第二次有大米饭吃饱肚子，我们沾了朱老师的光了。”饭后，陈队长把我们送到火车站，那时已经两三点了。经平罗堡往西去路过古浪的货车都是重车，且在平罗堡大多不停；即使停了，也不能打开车厢门子。而这种车，山里的朋友一是穿戴太多，二是无爬车经验和能力，根本上不去，所以我决定乘坐晚上8点多的客车。山里的朋友们一听就急了，都说客车没钱咋坐？我说每人掏1元钱，买个上车的票就行了。我收了8元钱，买了8张到中卫的车票，然后把他们分成了两组，让他们分开在两个车门上车，还带着他们进行了抬拉上车的练习。我叮嘱他们，上车后要赶快把米袋塞在座位底下，再把身上的皮袄弄整齐，然后就近坐在车厢连接处或厕所门口，列车员问什么都装听不懂，装作少数民族，谁也拿他们没办法。车一到，我们按既定方针办，顺利地上了车。快到甘塘子了，列车员开始查票，他们一个个装聋卖傻，只瞪眼不说话。列车员看到他们的装束和黑红的脸膛，干急无奈；我则上前打圆场：“他们是天祝的几个土族人，出门找走失的牲口多少天了，已身无分文了，还补什么票？”列车员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只能口喷“呆子”之类的话，骂骂咧咧地走了。
甘塘一过，再无查票之类的事儿了。我让山里的朋友们别担心，赶快抓紧打个盹儿。列车又轰隆哐当地跑了两三个小时，凌晨5点钟，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喜集水车站。我告诉山里的朋友们，车到站后，不用慌忙，慢慢下车，列车要在这里加水，下车的时间很宽裕。此时，大哥已经赶着驴车等候在站台上。一见大哥，朋友们才又有说有笑了。“啊呀，真是把人吓坏了，要不是朱老师，我们就真如呆子一般，遇事无措。你们真是把火车给跑精了。”我说：“你们的少数民族也装扮得不错。”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和寂寞，不知不觉就到家了。我的媳妇早已准备了一锅包谷面糁饭，热气腾腾地等着大家。虽是杂粮，朋友们却都吃得津津有味。饭后，朋友们要走，我把朋友们给我的豆子换的米，又分别分给他们，他们坚决不要。我说：“你们从抬车岑到兴泉要走两天时间，连换米带回去的时间，就是整整7天，还要一路顺利不出一点儿麻烦，换点米多不容易。你们的人情我领了，把米拿回去，再把豆子还给我不行吗？”在大哥的一再劝导下，朋友们终于把米装上了。但是，他们都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在腊月里，一定到他们那儿去一趟，我痛快地答应了邀请。
不是患难之交，不是真正的朋友，再重的礼品也敲不开心扉。这次和山里朋友的交往，为实现我盖房子的心愿架起了一座桥梁，于是，我便顺着桥梁奔上了盖房子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