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里糊涂闹革命
博大、开朗而又准备容纳一切的心灵，是美丽的。
1966年上半年，举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兴泉小学也不在真空中，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王立言校长每天下午组织老师们在小会议室里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书籍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大多数老师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吴晗、邓拓、廖沫沙是何许人也，只能无聊地听听报纸，抄抄报纸上的标题和口号。过了一段时间，经多方打听，我对上述人物才有了简单的了解。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表了自己幼稚可笑的看法：《海瑞罢官》是一部京剧剧本，由吴晗编写，听说曾受过毛主席的表扬，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北大教授，是研究明史的专家；《燕山夜话》是邓拓先生的杂文集，他是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三家村札记》是北京晚报开辟的一个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专门供稿，那上面有些是学术见解，有些是时事评论，这些内容与我们农村、农村小学的距离太远，我们能批判个啥？我们还是不要耽误教学、误人子弟了。我的发言引起了争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还有从心里赞成而不敢说的。王立言校长为我的发言所触动，批判会开得少了，开会的时间也短了，老师们又开始抓教学了。我所带的班已经升到四年级了，我尽心尽力地给孩子们上课、批改作业、辅导练习，还布置一些课外阅读，让孩子们抓紧时间积累知识。我让孩子们明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的道理。当时的社会生活仍很困难，为了巩固学生不要辍学，我常常做家访工作，鼓励学生家长：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上学是一辈子的大事，家长们应该咬紧牙关、勒紧腰带供孩子，孩子们书读好了就会有出头之日。在我的努力工作下，我们班没有一个辍学的，班上的学习气氛也很好。
可是，个人的努力总是非常有限的，势如破竹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兴泉小学岂能成为世外桃源。红卫兵点燃的“星星之火”，燎原到了全国大地，到处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红卫兵高举的大旗。兴泉是喜泉公社行政机构所在地，公社党委、管委会都被夺了权、罢了官，从土改时就参加工作，跟着共产党，领导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搞集体化生产，发展人民公社，勤勤恳恳忠诚党的事业几十年的老书记王焕章、公社主任方烈儒等领导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糊里糊涂地成了人民的公敌。公社的大权被公社武装部接管了。
“文革”前期的风暴，是“破四旧”，以“砸烂旧世界”为目标；接着就是打倒“走资派”，展开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再接着就“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批判”，“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对“黑五类”实行专政，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来，农村里阶级斗争搞得翻天覆地，一浪高过一浪。
兴泉小学的阶级斗争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王立言、王成雄、马登明就自然成了斗争的对象，而学校内部则组织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时，红卫兵走出校门搞串联是风靡全国的热潮，兴泉的战斗队当然也不例外，要走出校门看看外面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老师们领着大一点儿愿意出去的学生，到兰州去参观他们是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是年轻教师，虽不是战斗队成员，但课停了也无事可干，就跟着战斗队一同到兰州去串联了。那时候，全国上下的红卫兵都在串联，到处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出门，坐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他们每到一地，一切都由接待站安排。
革命的洪流把我们拥上了去兰州的火车，虽然没掏车票钱，可是人几乎被挤死了。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三个人的座位都挤坐着四五个人，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全都挤着人，走廊上更不待说，人人都紧贴在一起。列车行驶中，常有从行李架上掉下的人砸得下面哇哇直嚎的现象发生；而要想穿过车厢，只有踩着旅客的肩膀过去，别无他策。我们从喜集水车站拥上车后，根本无法进入车厢，只好挤在车厢连接处和厕所门口。我班上有个名叫化得勤的学生，跟着我上兰州。他并不懂什么是串联，只是想到兰州找他爸，他爸当时在省政府工作。火车上人太多太挤，他又很小，我怕挤坏了他，就把他放在肩上一直扛到兰州。兰州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虽说食宿由他们安排，但人太多了，接待站也无法接待周到。我们把课桌拉并在一起，就是床，也无铺盖，枕着随身带的小黄包，躺上去就是一宿。天亮了，要吃饭了，小学校的食堂门前早已摆好长蛇阵。眼见得我们指望不上那里的饭，我就领着化得勤到外面用1元钱买了两个大饼，边吃着边往省政府走。当时我人年轻，天气又热，走起来大步流星，化得勤一路小跑地跟着我，不一会儿就到了省政府。门房经登记、电话联系后，告诉我们化得勤的父亲出差去了，这可把我难住了：省政府无人接收化得勤，串联队伍又没有具体人负责领他。听说我们小学的造反派们要去找兰州的造反派组织，我又不愿意与他们同行，所以就决定领着化得勤到兰州医学院，去找我的老同学刘学仁。
人与人之间需要真诚的友谊，同学之间的友谊往往是纯真的。在医学院的宿舍楼里，我找到了刘学仁。我们的相见，出乎意料，双方都格外高兴。我们久久拥抱，不愿分开。刘学仁热情地招呼并简单地介绍了医学院的情况，他说：“学校现在停课闹革命了，大多数学生和年轻的老师都出去搞串联了，老教师大多待在家里不敢出门，静观动向。我借口有病留校看宿舍，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看会儿书，有时候出去看会儿大字报。我也弄不懂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就糊里糊涂地身在其中了。我是农民的儿子，本想来到高校学些知识和技术，毕业后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解除病患疾苦，却遇到了这样的大动荡，真是有些生不逢时。”他说着真情话，满脸沮丧的样子，我看到后既同情，又痛心，也无可奈何。我们聊了一会儿，从窗口向外眺望，看见整个楼体铺天盖地都是大字报。有的刚贴上不久，就被撕毁了。院里的人行道上、花坛上、林带里，全是纷飞的纸片。大字报也五颜六色，字迹大小不等，书法潦草不齐，语言更是污秽，堂堂高等学府简直是斯文扫地。更有一幅醒目的巨形垂条，从楼顶直垂楼底，警告性地写着“谁敢覆盖就砸烂谁的狗头”……可以说校园里一片狼藉，一派“文化革命”的景象。刘学仁的宿舍里共有4架高低床，当时只住着两三个人，他就留我们住下了。每到吃饭时，刘学仁到食堂打来，我们一块儿就凑合着吃了。
刘学仁陪着我聊天，我们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他们宿舍的另外一位同学喜欢到外面去跑跑、看看，正逢他获知了第二天下午在东方红广场有个重量级的批斗大会的消息，我们决定一块儿去看看。第二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到了东方红广场，在临近主席台处找了个地方站着等。一会儿，大批的人群才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会场，他们高举着各自战斗队、造反派、司令部的大旗，穿着草绿色的军便装，头戴草绿色的军帽，高唱着革命的语录歌曲，摆动着绑有红袖章的臂膀，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地跨进了各自的阵地。刹那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浩大，震天动地，一场重量级的批斗大会的气氛就渲染起来了。随着大队人马的入场，我们被挤到了台前的最边缘处，整个广场，红旗如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会开始了，台上一个绑着红袖章的青年人，对着麦克风大吼一声：“把甘肃省最大的走资派汪锋押上来！”全场一片哗然。伴着吼声，一位反扣着手的矮胖子被押解上来，他几乎是滚到台前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立即弥漫了兰州全城：“打倒走资派汪锋！”“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我以往从一些书中了解到，汪锋是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得力干部，怎么顷刻间又成了“走资派”了呢？批斗会场充斥着一片口号声，一片嘈杂声。我听见汪锋在众多的批判责骂声中辩驳道：“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社会主义，我热爱人民！”可以说，整个批斗会仅仅是让汪锋亮了个相，根本没有批判出个所以然来，就在一片吵闹声中草草结束了。那几个彪形大汉押解着汪锋走了，参加大会的各个造反派和群众，足足撤离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才找到空隙挤了出来。
观看了这场批斗大会后，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晚上，我和刘学仁在宿舍躺着，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白天的批判“盛况”。我说：“省委书记都被打倒了，老百姓还能过上安稳日子吗？”他说：“听说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等一大批领导人都被揪出来批判了，看来国家非乱不可。”我在犯疑：我们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封建那一套呢？唉，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我们还会有好光景吗？我在医学院住了3天，和刘学仁深谈了3天，我们都对这场风暴式的运动觉得不可理解，但从形势看，还不敢多说，只能糊里糊涂随大流。我想到的更多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刚刚要恢复的工农业生产，眼看着又要遭到摧残，老百姓温饱难保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我在桌子上顺手拿了一张纸，给学仁写了曹操的一首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我说，历史上被人们称为杀人如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都能总结出“生民百遗一”的罪过，是“铠甲生虮虱”所造成的，我们的领导就不能从反“右”、大炼铁钢、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运动中总结些教训吗？为什么一个劲地搞没完没了的运动呢？而且，还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广泛，叫任何人都不得安宁？稳重而厚道的刘学仁拍了我一巴掌说：“赶快撕了吧，别再忧国忧民了，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这样的议论在别处可不敢发，以免引来灾难。回家去多想想办法，别再让媳妇、孩子挨饿了，这是你应该多考虑的。”学仁的肺腑之言感动了我，我更珍惜我们之间的同学深情。
风风火火地去兰州串联的人回来了，从兰州造反派那里领来的火种，点燃了兴泉小学的革命火炬。革命的中心是造反、夺权、斗争。战斗队的头头们就像镀金回来的“革命者”，神气十足地在学校大谈革命形势，说要在兴泉小学掀起革命的浪潮，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兴泉小学又一次像开水锅一样沸腾起来了。校长靠边站了，教师们乱套了，学生们放任自流了，兴泉小学革委会的班子也搭起来了。我也有幸进入了革委会，原因是我出身好，又是年轻骨干教师，历史清白，人缘好，威信较高。校革委会的组建被喜泉公社革委会批准后，就名正言顺地开展夺权斗争了。王立言被罢了官，革委会发动师生揭发批判他的反动罪行，搜肠刮肚地给他罗列了3条罪状：其一，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家藏一本变天账，妄图反攻倒算；其二，他把持教育大权，宣扬封资修的东西，阻止社会主义思想进入教育阵地；其三，他利用职权，强迫女教师与其发生两性关系。罪状列清，就进入了残酷的批判斗争。王立言被迫搬进一个小库房里，门口像丧堂一样，贴满了白色对联和条幅，内容就是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之类的。小小的屋内，四壁屋顶，全贴上了大字报。床周围的大字报像寿帐一样，王立言进出都得小心翼翼，不敢撕坏大字报；若是撕坏，会罪加一等的。各个教室的墙壁上，也都贴满了打倒王立言的标语和大字报，全校都成了批斗王立言的阵地。每天上午，王立言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同时脖子上挂着几十斤重的半截钢轨，轮流到各班教室接受批斗，交代他的反动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视为交代不老实，而被有些蛊惑起来的孩子蜂拥而上，打得鼻青脸肿。更让人惨不忍睹的是，王校长戴着钢轨的脖子一个上午就肿得像杀的猪一样，脖子和头一样粗了。一到中午，王立言爬着进小屋，爬着上床，然后就很难动一动了。下午，王立言还要站在教师们的批斗会上，接受进一步的攻心斗争。教师们的发言，有的是大唱报纸上的调子，有的是空洞的上纲上线，有的是用污浊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人生百态，活演活现。王立言每到我的班上接受批斗时，我从不让孩子们动手动脚，也不让孩子们谩骂侮辱他。他一进我们教室的门，我就取下他戴的钢轨，让他在我们教室多待一会儿，出去时我把钢轨再给他挂在脖子上。校革委会的领导知道这件事后，几次找我谈话，批评我斗争不坚决，态度不积极。我当时年轻气盛，就毫不畏惧地反驳道：“谁见过王立言的变天账？难道地主出身就一定是反革命？我到校后，从没有听到过王立言宣扬封资修的言论。我们搞思想革命不应该搞人身攻击和诬蔑。”几次谈话下来，都是不欢而散。为了扩大革命战果，学校革委会又提出，在批斗王立言的同时，要更加深入地扩大地彻底地进行革命，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我们都要批判”。革委会在师生中大讲特讲，要深挖细查，搞得老师们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都担心大祸哪一天临头。校革委会领导的几次找我谈话，使我也有点儿心悸不安，但是叫我违心地说白道黑，毫无人性地去折磨人，低眉下眼地跟着别人瞎起哄，那我办不到。但是，人心是复杂的，在革委会的鼓动和威压下，有些老师也就违心地跟着瞎起哄了，这在当时来说，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要扩大战果，王成雄、马登明这两个地富子弟，又是王立言手下的教师骨干、学术权威，就自然成为斗争对象了。他们的罪名也自然被列为牛鬼蛇神、王立言的忠实走狗。革委会把他们三个地富出身的反革命定成了“三人帮”，罪行是他们极力在兴泉小学推行灌输封资修思想，抵触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学校阵地。一时间，兴泉小学的斗争对象多了，批判斗争也更激烈了，掀起了又一个“革命斗争”的高潮。批斗的层次是师生大会批斗，全校教师会批斗，全公社的教师大会批斗。每到全公社大会批斗时，我因不忍心看到那个捆绑吊打的场面，不愿听到污蔑人的污言秽语，就主动和农中的王建国老师结合起来，写墙头标语，到各单位门前画“葵花朵朵向太阳”的“忠字画”。我们的心要求我们尽量避开那惨无人道的斗争场面。但是，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哪里还会有净土呢？老师们出于自保免受祸端和牵连的想法，强装出革命的样子积极参与；学生们年幼无知，说穿了是时代的风云裹挟着他们混热闹，瞎胡闹。
就这样，好端端的一所学校，被“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燃烧得如火如荼，老师们成了斗红了眼的鸡，学生们成了无人牧放的羊，我投身教育的一颗热忱的心，一会儿感到冰凉，一会儿又急火如焚。我本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都尽力灌输到乡亲们的娃娃的身上，让孩子们个个成才，但是世道相悖，人心不宁，我有心不能如愿，有力不能使出，心情相当沉重。学校的教学秩序混乱了，教材没有了，革委会也从不提教学二字。我不忍心让我班上的学生无度地疯狂下去，白白地浪费了光阴，就利用不参加批斗会的时间，尽量和孩子们在教室里相处。我也想躲在教室里逃避是非。在教室里，我给孩子们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抄写《雷锋日记》和《毛主席诗词》，既让孩子们接受思想熏陶，又让孩子们认字识词，积累些知识。这样一来，我班的学生起哄斗争的积极性渐渐淡漠了，钻研学习的气氛又有了，学生基本上都能到校，旷课者寥寥无几。其他班就没那么幸运了，乱哄哄一片，旷课不到者多多。革委会忙于闹革命，也无暇顾及了。革命是首要的，老师们的生活自然无人问津。记得尹聚臣老师突然患了急性黄疸型肝炎，躺在床上几天都起不来，浑身皮肤黄得像黄蜡一样，无人过问。他是临洮人，在此教学多年，单身一人，举目无亲。看到他的情况，我有些害怕，只能私下里送他到兰州治疗。我先托关系让他住进了医院，又回到县文教局给他要钱。幸好尹老师的病在我的关照下，很快就康复了，又回到了兴泉小学继续任教。后来，由于他的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被评为特级教师，一直在兴泉小学工作到退休。尹老师对我非常感谢，兴泉的父老乡亲也对尹老师非常敬重。尹老师在兴泉的口碑很好，他平凡而伟大的贡献，在兴泉村上一直传为佳话。
曾经看到过爱迪生的一段话，“如果人们都以同情、慈善，以人道行径来剔除祸根，则人生的灾患便可消灭过半”，令我感触颇深。“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中国几乎摒弃了同情、善良，更别提人道行径了，除了斗士，很难看到人间真情。兴泉小学的“文化大革命”好像也深入不下去，批来斗去，搞不出个啥名堂。正好上面也有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也就开始上课了。王立言、王成雄、马登明他们3个被揪出来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都被剥夺了上课权，送到兴泉村的石膏山上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学校里恢复正常上课，困难重重：教师思想不统一，学生疯狂乱闹已成风气，一时要安定下来，还真是积重难返。有些学生的父母被打倒了，有的成了“走资派”，有的成为“保皇派”，他们也因此成为另一些学生的攻击对象，常常受歧视、遭辱骂，成为受人攻击的狗崽子。如刘尚明同学的父亲是粮食局长，被定为“走资派”打倒了；张小平同学的母亲是人民教师，被定为了“保皇派”，这两个学生就常被欺负。这样的现象在学校里经常发生，一旦被我遇到，我就坚决制止——批评攻击者，鼓励和安慰被攻击者，努力引导、教育，让同学们之间消除隔阂和误会，团结友爱，建立同学之间的友谊。
我们班恢复上课后，我首先给同学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班务工作也抓得比较紧，班风相对好一些，尤其在我教的语文课堂上，秩序正常。但是，算术课堂的情况有些棘手。我们班的算术是由一位女教师讲授的，一是她的课讲得不生动，难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二是她在文革斗争中和我班上的学生不是同一派的，所以学生就对她有看法，进而在课堂上故意捣乱。她的课上不下去，就哭着来找我。我给学生们讲道理，让他们从思想上很快接受了这位老师。同时，由于这位老师有个刚满周岁的小孩，逐节上课也确实有困难，我就和她商量，让她只带我们班的音乐和图画课，因为她是兰师毕业的，这方面有特长，算术课则由我替她教了。她非常乐意，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我们班的语文数学由我一人教，尽管辛苦些，但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相处在一起，可以更好地实现我的教学设想，从而让学生尽快地安定下来，尽快地走上人生的正道。
那段时间，我不愿向革委会的领导靠拢，也不敢和其他老师频繁接触，怕生是非。我空有一腔热爱教育的热情，难以拼洒，只好默默地和我的学生相厮守。这次糊里糊涂地闹了一场“革命”，使我投身教育的热情没能旺盛地燃烧起来。“文化大革命”是我涉世之初遭遇的第一盆冷水，但也是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抗争的。现在想来，人生的一些坎坷，是无法预想的，也是无法摆脱的，这就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