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匈奴在甘肃的军事斗争
汉武帝继位，改和亲为反击匈奴，采纳并适时调整完善“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并加以实施。西域归入中原王朝统辖。羌族反叛的平定，初步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之后，西汉加强了边塞防御体系建设和管理，汉匈经过几十年大战，终于基本解决了匈奴问题，呼韩邪单于附汉，郅支单于被灭。汉匈再次和亲，重又开始了数十年的友好时期。
一、汉武帝改和亲为反击匈奴
（一）盛世大君汉武帝
西汉前期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和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描述了汉武帝即位初年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形势，称：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只要不遇大的灾荒，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小吏甚至可以有好米好肉吃，平民也可以骑马，野外的马匹成群。更重要的是国家富裕了，都市和乡鄙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和财货。国家太仓的粮食一年一年地往上堆，从仓里堆到仓外，有的陈粮已腐败而不能食用。京师钱库中的钱藏得太多太久，许多串钱的贯绳都腐烂了，以至无法统计钱的数量。当时，还出现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国家“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这就为汉武帝施展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武帝即位前的几十年，西汉统治者迫于形势采取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统治时代，这种不平等关系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汉朝历史上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功绩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确定了适应封建政治经济体制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对维护和巩固皇权，对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综合文化的发展和不断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他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越分越多，诸侯王国越分越小，“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又借“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的罪名，将106个诸侯予以罢废。从此，诸侯的势力再也不可能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三是在政权建设上，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设置部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四是在经济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的政策，由官府经营铸钱、运输和贸易，禁止郡国铸钱，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五是大力开发西部和北部。他组织和指挥了对匈奴贵族势力大规模的反击战争，构筑以长城为主干的边境防御体系，发展西北屯田，开通“丝绸之路”，加强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并积极开发西南地区，平定南越割据政权。
（二）反击匈奴战略的确定
汉武帝即位之初，在加强皇帝对政权控制的同时，首先关注起匈奴问题。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在一封诏书中曾回忆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由此不难看出，武帝一继位就抱有以报匈奴之仇、雪匈奴之耻为己任的决心。
汉武帝登基之时，正值匈奴军臣单于时代。军臣单于为冒顿单于之孙，老上单于之子。从冒顿单于开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匈奴持续向外扩张，其国境东达辽河，西迄今中亚大部，康居、大宛等西域诸国都是其属国。汉之西北边外，包括祁连山及河西走廊、贺兰山，汉之北边外，即今内蒙古大部，都是匈奴的放牧生息之地，其铁骑则驰骋于今陕北、甘肃、晋北、冀北等地。此时的匈奴，实力已达极盛。
汉武帝即位之初，匈奴强而汉弱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和亲政策使汉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繁荣昌盛，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困扰中央王朝多年的地方豪强势力和诸侯王问题也逐步得以彻底解决，消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汉初以来一直重视马政，在边郡养马几十万匹，建立了一支与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西汉王朝已步入强盛阶段，汉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均得到一定解决，所剩的主要也就是匈奴问题了。所以武帝即位以后，抓住已经具备的有利时机，一改过去的安抚与和亲政策，开始重点考虑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并且已经有了与西域大国月氏联合打击匈奴的初步计划。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他即位第三年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史书中说：“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经过）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于建元三年（前138年）离开长安，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又遣使向汉朝请求和亲。从以往的历史看，匈奴的所谓“请和亲”，实际上就是向汉朝索要财物和子女。年轻的汉武帝将是否答应匈奴和亲的问题交给大臣们研究，在朝堂上大臣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数为边吏、熟悉匈奴情况的燕人大行王恢，首先提出拒绝和亲、向匈奴开战的意见。他说：“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在主战派看来，大汉朝以和亲来侍奉落后的匈奴，实为奇耻大辱；匈奴不遵行和亲的条件，和约虽在，但仍照常犯边掠夺，故和亲于汉无益；匈奴人少，军力远不及汉朝，如汉朝决心倾力以战，必可将其征服；历史与文化传统都证明，像匈奴一类的“野蛮人”，只可以武力征服，难以用教化归化。但大多数朝臣不同意与匈奴开战，力主和亲。御史大夫韩安国说：“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疲），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意思是，汉军千里远征，与匈奴作战，很难取胜。匈奴是个马背上的民族，举国皆为骑兵，人民迁徙不定，汉军在朔北很难找到匈奴的主力，与其作战，难得将其制服。况且，匈奴世居大漠草原，与汉族风俗各异，汉朝得到匈奴的土地也不能增加王朝的疆土，获得匈奴的人众也不足以使王朝强大。汉朝军队远征数千里，人马疲惫，而匈奴则在自己的家门口以逸待劳，还没有打仗，汉军的劣势已经显现。还不如继续和亲。
面对朝中强大的和亲舆论压力和控制朝政的祖母窦太后守旧政策的掣肘，以及汉王朝方面对战争的准备尚未就绪等情势，汉武帝无法立即与匈奴开战，遂决定继续与匈奴和亲。司马迁记载道：“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然而，此时的和亲，不过是武帝的缓兵之计而已，在这种表面的和平背后，汉武帝正抓紧进行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准备。
元光元年（前134年）初，汉武帝派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驻屯云中，派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驻屯雁门，不时出击匈奴，以做试探。
马邑富豪聂壹长期与匈奴人做生意，对匈奴的情况非常熟悉。元光二年（前133年）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建议，由他假装投降匈奴，伪称在马邑城做内应，引诱匈奴单于入边，汉军以伏兵击之，必能大胜。汉武帝又一次召集公卿商议，他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绣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掠，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这一开场白，历陈当前汉匈边境形势及沿边军民的痛苦，明确表示了要兴兵反击匈奴的意见，企图通过讨论以统一朝臣的看法，同仇敌忾，出击匈奴。然而主战派和主和派大臣在御前再一次进行了激烈辩论。大行王恢表态赞同皇帝的意见，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坚持要汉武帝放弃打击匈奴的意见，继续与匈奴和亲。韩安国是著名将领，还在吴楚七国之乱时，他就率领军队为梁王与吴兵力战，使吴兵不能过梁，保证了都城长安的安全，为王朝调动军队、最终平定七国之乱争得了时间。武帝初年，韩安国曾经担任北地太守，在今陇东一线与匈奴的侵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知匈奴的特性和对匈战争的艰辛。在廷前与王恢的辩论中，韩安国理解武帝已经下定打击匈奴的决心，但还是不畏逆龙鳞，大胆陈言，反对与匈奴人摊牌。概括双方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争论：
1.是效前主之迹，还是根据形势决定政策？韩安国认为：“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意思是，当年高祖被围平城，吕后受单于侮辱，最终都选择了与匈奴和亲，是因为二位最高决策者以天下为度、以大局为重，而不计较私人怨恨。韩安国还历数五世和亲的好处，文帝在广武常溪打击匈奴劳而无功，却造成百姓忧患，不得不再次和亲的历史，说：“两主之迹，足以为效。”批评汉武帝放弃和亲而选择出兵打击匈奴，是“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义”。王恢指出，当年高祖面对的形势与今天的形势不同，说：“高帝身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小棺材）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意思是当年和亲与今天打击都是以百姓为本、教与时变的仁人之举，决定出击匈奴，不是报私怨，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2.对匈奴究竟应该是厚礼求和，还是慑之以威？韩安国认为：“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聪明的君主从来都不谋求对远方绝地之民进行直接统治。高祖“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认为历史证明对匈奴只能和亲，不可以武力征服对其进行直接统治。王恢列举秦穆公霸西戎，辟地千里，即今陇西、北地二郡地；秦蒙恬出兵打击匈奴，辟地数千里，以河为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的历史，认为，“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王恢特别指出，匈奴所以侵盗不已，是因为汉无可使其恐惧之威。说：“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它，不痛之患也。”不以武力狠狠地打击匈奴，汉朝将永无宁日。
3.匈奴是难制还是易击？韩安国强调匈奴骑兵运动迅速，来去不定，难以打击。说：“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鄙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王恢指出，能否制服匈奴，不仅要分析匈奴的特点，更要看自己的实力，他以战国时赵国以一国之力制服匈奴为例，说：“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如今，经过汉初几十年休养生息，民富国强，天下一心，“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痈溃，必不留行矣”。皇帝要出兵打击匈奴，是非常英明的意见。
4.是深入敌后作战，还是诱敌来边伏击？辩论到最后，韩安国觉得自己的辩白，根本无法说动皇帝，于是转而谈起与匈奴作战时的方法，说：“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他的意思是，用兵打仗，应该是以饱待饥，以正待乱，以逸待劳。俗语说，强弩发射出去，最后可能连最薄的鲁缟也穿不透；飓风的尾梢，连鸿毛也不能吹起来。这并不是说，强弩和飓风一开始就没有力量，而是说，到最后力量就非常微弱了。现在汉军要长途行军，深入敌后，难以取得成功。如果从容行军就会丧失机会，如果快速行军就会缺乏粮草，到不了一千里，就会人困马乏，以疲惫饥劳之师去遭遇敌军，就是将自己的军队送到敌人的嘴里。如果不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可以擒获敌人，那么深入敌后作战，没有任何优势。所以说，还是别去打击匈奴吧！王恢于是公开了他的打击匈奴的计划，回答道：“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遁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故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险鞍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必全取。臣以为击之便。”王恢的意思是，可以引诱匈奴单于到汉边地来，汉军以精锐之师埋伏在山间险要之处，就可以擒获单于，取得全胜。
大行王恢与御史大夫韩安国等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辩论明确了双方的观点，廓清了糊涂认识，增强了抗御匈奴的信心，提出诱单于入伏围击的战术，汉武帝当即决定采纳王恢的主张，伏兵计擒单于。
元光二年（前133年），聂壹诈降匈奴，引诱匈奴抵马邑城。军臣单于亲率10万骑兵入武州塞，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谷中，准备伏击匈奴主力。单于行至距马邑百余里时，对周围情况产生了怀疑，既而又从俘虏的雁门尉史口中得到汉军设伏的绝密消息，于是撤兵。汉军无功而返，王恢以首谋不进罪被诛杀。
[1]《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西域传》。
[3]《汉书·武帝本纪》。
[4]《汉书·匈奴传》。
[5]《汉书·张骞传》。
[6]《史记·韩长孺列传》。
[7]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年，第1页。
[8]《汉书·韩安国传》。
[9]《史记·匈奴列传》。
[10]以下引文皆据刘向《新序·善谋下第十》（吉林大学出版社，《汉魏丛书》影印本）第386～387页。
二、河南之战
“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匈关系的完全破裂，汉匈之间最后的一点温存面纱也被撕破，从此，拉开了汉匈对抗的帷幕。
随后，汉匈双方的军事接触逐渐增加。汉朝对匈奴战争的军事战略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斩首型的，就是王恢和聂壹提出的诱致单于而擒之的马邑之谋，然而未能成功。第二阶段是应对型的，就是在匈奴每次入边汉都试图对其予以打击。第三阶段是学秦型的，就是学习秦蒙恬的成功经验，夺取和经营新秦中要害之地。第四阶段才是断右臂型的，就是夺取匈奴人所占有的河西走廊和西域，抄其府库，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第二阶段应对型的对匈军事战略，其实是文帝和景帝时都在实行的消极战略，对汉武帝来说，则是在尚未找出最佳战略方案前的临时措施。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路掳掠人口牲畜粮食。为此，武帝派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各率万骑出击。与这些老将同时率兵击匈奴的还有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其母卫媪，在武帝姊平阳公主家做女仆，生有一男三女，即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丈夫死后，卫媪与同在信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了卫青和卫步广兄弟。卫青出身贫贱，曾经牧过羊，因是其母的私生子而受到歧视，“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卫青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受尽了屈辱和磨难，在他的性格形成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建元二年（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因此被召到建章宫，成为武帝的亲信侍从。子夫成为武帝夫人后，卫青擢为太中大夫，成为贵戚，这是卫青命运的一大转折点。
在元光六年的这次军事行动中，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初次与匈奴交战，卫青就崭露锋芒，脱颖而出，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同时出击的几路大军中：骑将军公孙敖率万骑出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为匈奴所败，伤亡士卒七千；骁骑将军李广率万骑出雁门（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城南），遇匈奴大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李广被俘后逃归；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万骑出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不见匈奴，无功而返。而卫青率万骑出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至龙城（今多伦附近），斩获匈奴七百余人而还。四路大军独卫青有功，原因在于卫青主动寻击匈奴，这在战术上有重大意义。卫青的崛起更是此战最大的收获。
在失利面前，汉朝从皇帝到大臣都在反思，寻求打击匈奴的最佳方案。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提出学习秦朝成功经验经营朔方的建议。他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汉武帝发现主父偃的意见很有道理，攻占朔方之地，不仅控制了匈奴的要害之地，还能利用其肥沃土地生产粮食，减少内地向边地运输粮草的麻烦，是消灭匈奴的关键一着。于是不顾丞相公孙弘的反对，“竟用主父计”。
元朔二年春，汉武帝“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使青校尉苏建筑朔方城”。这是汉武帝继位以来，第一次在河套和陇西用兵，取得了战略性的突破，改变以往分路出兵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一点。汉武帝派遣的是卫青和李息两位将军，而且，在军队行进中实行迂回战术。大军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沿黄河边向西，一直打到河套西北部的战略要地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的狼山口），又转向南，渡河打击匈奴蒲泥王、符离王的势力，直抵陇西郡治所狄道（今临洮）。汉军收复了河南之地，清除了河套南至陇西的匈奴势力，斩杀了2300余级轻锐骑兵，捕获了侦察兵（伏听者）3071名，夺得马牛羊百余万头只，而自己“全甲兵而还”，获得自汉初以来对匈作战的一次大胜利。汉武帝高兴地下诏表彰卫青的巨大功勋，益封青三千八百户。既以此炫耀汉军之大胜，又振奋了汉朝上下的人心。
根据主父偃的建议，武帝随即命令卫青部下的校尉苏建（苏武的父亲）带领10万人建筑朔方城（今内蒙杭锦旗北），作为汉朝在河套地区的军事基地。同时，以朔方城为治设朔方郡，以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为治设五原郡，以管理东西千余里的广大河套地区。还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作为对付匈奴侵扰的防御手段。同年夏，朝廷招募10万百姓迁徙到朔方郡，以充实和开发当地，巩固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获得了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解除了匈奴对关中的威胁。从此，汉王朝在同匈奴战争中的不利形势开始发生改变，昔日匈奴刺向汉廷的利刃，成为汉军反击匈奴的长戟。
匈奴不甘心河南之战的失败，先后出动骑兵袭扰代郡、雁门、定襄及河南地，企图夺回河南地。
汉武帝决定狠狠地反击匈奴，于是发起漠南战役，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受命率3万骑兵从高阙出发，打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北），牵制单于和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部急行军六七百里，越过阴山，乘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老巢。醉酒的右贤王闻讯大惊，狼狈北逃。汉军俘虏右贤王部下1.5万余人，裨将10多人，牲畜数十百万，凯旋归师。汉武帝得到战报，大喜，派使者持节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
这一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1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成果。然而，四月的战役中，右将军卫尉苏建和前将军赵信率领的3000骑兵，却与单于军遭遇，作战失利，全军几尽，苏建只身逃回，赵信投降匈奴。赵信受到单于信任，被封为自次王，他教单于改变策略，远离汉境，率匈奴主力退到漠北一带，再以小股骑兵骚扰边境地区，引诱汉军长途行军寻找匈奴主力，在汉军疲劳时，再伺机打击。于是“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
[1]《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本节以下凡引该传，不再加注。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三、断匈奴右臂战略
真正使汉朝在对匈战争中获得绝对优势的，是汉朝实施的断匈奴右臂战略。“右臂”一词来自于《战国策》卷19《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章，张仪说：“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蕃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砍掉其右臂使其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的意思。
从文献上看，断匈奴右臂的建议，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最早提出的。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在经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人捕获，拘留10多年，后来与其随从堂邑父逃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大月氏，却没有得到月氏人向匈奴复仇的承诺。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人抓住，元朔三年（前126年）才乘军臣单于死后匈奴内乱之机，逃回长安，为太中大夫。此后，张骞因反击匈奴的军功，晋升为九卿之一的卫尉。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张骞与李广由右北平出发，分路寻击匈奴。由于行军误期，罪当斩首，以钱赎罪，成为平民。元狩四年（前119年）夏，卫青率大军出塞千余里，与单于军决战，单于败逃至幕北（大漠之北），幕南无王庭。但是匈奴仍然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依靠西域地区雄厚的物力和人力资源，随时可能出幕与汉军作对。汉武帝考虑到这一点，逐渐产生了积极对待西域问题的想法，于是派人向赋闲在家的张骞咨询，史称“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张骞没有正面回答大夏的情况，却讲起乌孙的历史，建议王朝招引乌孙东迁河西故地，与汉结盟，这就是张骞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他说：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汉武帝认为张骞推荐乌孙作为汉朝在西域盟友是正确的，于是重新起用张骞，以其为中郎将，率领大批随从和牛羊金帛第二次出使西域，谋求与乌孙联合抗匈之事。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根据实际，对“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进行了调整。他所实施的“断匈奴右臂”，并非仅指交通西域，进而对其控制，也包括对河西走廊的夺取，以及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合，三点之中控制河西走廊是关键一着。例如，东汉初班固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东汉延光二年，尚书陈忠称：“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两段引文中的河西，都是指的河西走廊，该走廊，东起乌鞘岭（今天祝县西北），西至玉门关，其南为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北侧则为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所组成的走廊北山。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河西”，又因它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百公里或数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犹如一条长廊，故称河西走廊。走廊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是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并且走廊上河流纵横，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此时匈奴浑邪王居走廊西部，休屠王居走廊东部。而班固与陈忠所言的南羌，就是居住于今甘肃、青海以河湟地区为主的羌族，因其地位于陇西郡及河西走廊以南，故称“南羌”。
河西走廊、西域以及青藏高原北部，对于匈奴的生存发展和汉朝的安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汉王朝来说，既有来自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又有来自羌人的军事威胁，尤其是二者的结合，对汉王朝在西部地区形成腹背受敌的态势。匈奴控制着河西走廊，与羌人相接，既能极方便地与羌人联络与汉朝为敌，又能保证其源源不断地从西域这个物资“府库”中向漠北输送物资。领有河西走廊以及控制西域、南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随着汉匈战争形势的发展，已成为战争能否深入，及其最终成败的关键。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去的时候就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捕获，回来时“并南山（今祁连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后来又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张骞出使归来的报告表明：汉军若要西攻匈奴，既不能深入羌中，与西羌相遇，遭其阻击，又不能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的骑兵主力，因而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的西羌边缘地带穿行而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到达河西浑邪王和休屠王驻地，收到轻骑出击的效果。这些情报为汉朝筹划和制定河西作战方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汉武帝了解到河西走廊的重大军事战略价值，在实施断匈奴右臂战略时，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重心放在攻取河西走廊，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上，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各族人民从匈奴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断绝匈奴对西域各国人口和物资的掠夺，与西域以乌孙为主的诸国结盟，孤立匈奴。综上所说，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一方面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络，使其无法共同反汉，同时控制西域，断绝匈奴对西域资源的掠取，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匈奴失去了河西、西域以及与羌族的联盟，就犹如失去了打仗的右臂一样，再也无能为力了。
这样说，从时间上又出现了问题。张骞关于断匈奴右臂的建议，是元狩四年（前119年）针对浑邪王投降、汉军占有河西以后的西部局势提出来的，而汉朝占有河西走廊是此前三年即元狩二年（前121年）的事，怎么解释这种先有作战行动，后有战略提议的事呢？我们认为，不应该拘泥于史料中断匈奴右臂说法的先后，而应看问题的实质。早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因为从匈奴降者口中听到月氏王被匈奴所杀，匈奴是汉与月氏的共同敌人，而产生了与月氏通使，以便共同“灭胡”。可以说，当时，汉武帝已经有了与西域国家联合对付匈奴想法的苗头。只是因为其后张骞有13年没有消息，这才暂时将此事搁置。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从西域归来，向汉武帝大讲西域的富厚，提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竭力主张通使西域，认为“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如此大的诱惑，汉武帝怎能不想办法去通西域呢？张骞的这一番言论，发表于汉领有河西走廊以前五年，其实也可以看做“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建议。另外，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朝控制了匈奴东西部交通的要道，随后的漠南之战后匈奴主力北遁，汉军北部战场的压力骤减，汉武帝终于决定正式将战场转移，展开河西之役，由此来打开通往西域的孔道，经过调整的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开始实施。
[1]《汉书·张骞传》。
[2]《汉书·西域传下》。
[3]《后汉书·西域传》。
[4]《史记·大宛列传》。
[5]《汉书·张骞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