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陇西、北地的社会状况
历史学界所说的西汉前期，大体指从刘邦称帝，中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到武帝即位以前的60余年（前202—前141）。这一时期，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动乱，先是刘邦诛杀功臣，然后是诸吕专权及其覆灭，以后又是七国之乱。但在治理百姓方面，大体是实行无为而治、宽俭爱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书·景帝纪》班固论赞总结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甘肃地区的百姓和全国各地的百姓一样，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终于得以安定地从事生产生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刘邦建立汉朝以后，面对的是经历长期战乱，人民离散，户口损耗，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国贫民穷的严重社会状况。史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汉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甘肃之陇西、北地二郡，在秦末和楚汉相争时，除了北边部分地方被匈奴占有外，没有经受多少兵燹，加以较早为汉王所领有，汉臣已经对地方进行了初步建设，所以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甘肃虽然“少民”，其社会状况却明显好于经过战火蹂躏的中原地区。
刘邦刚刚称帝，就“兵皆罢归家”，下诏优恤军士和伤亡家属，招抚流亡，劝民归田。《罢兵赐复诏》云：
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这一诏书的内容，一是关东各地参加起义的士卒，复员留在关中（包括甘肃地区）的，按功劳给以土地和住宅，免除其12年徭役赋税；回关东的则减半，鼓励他们留在关中参加地方恢复和建设。二是给无罪或已赦罪的军吏赐给不同的爵位，凡七大夫以上的就给以食邑，而且免除其本身及全家的徭役赋税。三是劝告战争期间聚保山泽的百姓回归本籍，恢复其原有爵位，返还其田地、住宅。四是对因饥饿而自卖为奴的人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五是提高七级以上爵位拥有者的地位，与县令、县丞对等。六是要求地方郡县官吏及小吏要善待复员的士卒，妥善安置，否则加重处罚。刘邦出身社会下层，对小吏欺压百姓深有感受，所以他才能在诏书中指斥小吏，要求守、尉、长吏严加教训，他还要派遣人员下去调查，如有违背诏书要求的，将予以重惩。这些措施，使西部尤其是甘肃地方的人口增加，荒废的土地得到垦殖，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由于甘肃地区参加楚汉战争的人数较多，加之鼓励关东士卒留在关西，给他们爵位田宅，提高他们的地位，培育出许多军功地主，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高祖八年又下诏各县给战争中阵亡者给以衣棺，予以安葬。十一年，给跟随刘邦入关的士卒以更大的优待，终生免除赋税徭役。史载，“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为了增加劳动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安定社会，西汉前期还实行了许多具体措施。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通过免除两年赋役来表示对生育孩子的照顾。惠帝六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就是在生育年龄的女子如果不结婚就要征收600钱的算赋，以鼓励婚育，增加人口。汉初几位皇帝一再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提倡农业生产，鼓励尊老孝悌的风气。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帝时开始实行的“三老、孝悌、力田、廉吏”奖励活动。文帝十二年诏书言：“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从惠帝到景帝，一再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使包括甘肃在内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本来，按亩计征实物的土地税，周朝是十税一，秦朝时据说是“泰半之赋”。汉惠帝继位（前194年），“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古注引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也。”从其中的“初”字看，高祖本来已经实行十五税一，后来因为战事费耗过大，不得不停止执行，现在重新恢复实行十五税一，使百姓的田税负担减轻。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诏令“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只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虽然是临时性的，却也有益于民。十二年下诏“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十三年诏“其除田之租税”，是全部免除土地税。当然，这种办法实行的并不长久。景帝元年下诏“令田半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纪》《志》记载不同，很可能是一件事。从一方面看，是不再全部免除土地税，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汉朝真正定制实行三十税一田赋。农民赋税的减轻，在历史上这已经是无以复加了。除了田税以外，汉朝还有人头税。汉王四年，“初为算赋”。如淳注：“《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这是汉朝征收人头税的开始。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就规定诸侯王、通侯及各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税率已经减了将近一半。到文帝时，“民赋四十”，更低了。景帝时恢复为120钱，成为定制。田税和算赋一再降低，甘肃地区农民的负担当然也极大地减轻了。
西汉前期，百姓的力役也比较轻，甘肃等地的劳力除了按规定服力役以外，见于史书记载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主要有修筑封邑和县治的城墙以及长安城的修筑。高帝六年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就是要求所有封邑和县城都修筑城墙，甘肃地区也不会例外，而筑城墙的劳力当然是地方百姓。《汉书·惠帝纪》载：“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赐民爵，户一级。”据《三辅黄图》卷1记载，长安城“高三丈五尺，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陇西郡之绵诸以东，北地郡之方渠、马领以南，都在长安城之六百里的范围之内，两郡百姓被征召参加修筑长安城，为都城的建设流了汗、出了力。
经过几十年富民政策，甘肃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独有的特色经济。司马迁在描述甘肃等地经济状况时，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西汉沿袭秦朝兵制，在各郡国实行征兵制度。《汉书·高帝纪》应劭注：“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阵），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汉初提倡民众养马，陇西、北地等地牧草优良，历来有养马的传统，当地百姓从小就有好武、能骑、善射的习俗，所以骑士较多。骑士的任务，要学习和训练射箭、驾车、驰驱和打仗，每年八月，郡县长官就要集中骑士举行比赛，评定优劣。而边郡的郡尉要率领骑士在边塞巡逻、举烽火和追杀敌虏。骑士还要接受朝廷的调遣，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陇西、北地等郡面对着不断侵扰的匈奴势力，当地百姓和骑士总能自觉地拿起武器自卫，配合边防军队作战。陇西、北地、上郡的车骑在全国各郡中最为精锐勇武，受到朝廷重视。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决定亲自率军平叛，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证后方安全和政令的畅通，刘邦下令征发陇西、北地等地车骑为监守都城的皇太子的卫队。史言：“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
这一时期，史书中记录了甘肃的一些自然灾害和特殊现象。汉惠帝二年（前193年）正月“地震陇西，厌（压）四百余家”。据国家地震局编《中国强震简目》称，此次地震的震级为六至七级。惠帝三年（前192年），“陨石绵诸，一”。高后二年（前186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这次地震还是六至七级，破坏比较严重，“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自然灾害给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汉景帝用出卖爵位的办法筹集赈济灾民的物资钱粮，受灾百姓得到一定的救济。
西汉在建立新的祭祝礼仪过程中，也在甘肃地区进行了一些祭祀活动。最重要的是所谓五畤。本来秦国就有关于农业的畤祭，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其统治中心的东移而不断设置新的畤祭场所，分别是西畤、鄜畤、上畤、下畤、畦畤、武畤、好畤、泰畤等。西畤在今礼县人先山，武畤和上、下畤在今华亭境，畦畤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泰畤在今陕西淳化北，好畤在陕西乾县东。这些畤经历了长期的演变，有兴有废，到秦朝末年，只余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和下畤，共四畤。汉高祖时，将畤祭场所设为五。《史记·封禅书》载：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这是说，汉高祖新设北畤，以与五帝及五行相合，而进行祭祀。五畤之祭是汉代最重要的祀典，西汉皇帝曾先后151次进行规模盛大的畤祭活动，仅高祖和文帝就有31次。此外，在朝那县“湫渊，祠朝那”。在西县，“西亦有数祠，各以岁时奉祠”。汉文帝前元十五年，黄龙见于成纪县，于是命鲁人公孙臣“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草土德之历制度”。
[1]《史记·平准书》。
[2]《史记·刘敬列传》。
[3]《汉书·高帝纪》。
[4]《汉书·高帝纪》。
[5]《汉书·惠帝纪》。
[6]《汉书·食货志》。
[7]《汉书·惠帝纪》。
[8]《汉书·文帝纪》。
[9]《汉书·景帝纪》
[10]《汉书·高帝纪》。
[11]《汉书·贾捐之传》。
[12]《史记·货殖列传》。
[13]本段引文见《汉书·五行志》及《高后纪》《史记·平准书》。
[14]参见汪受宽《畴祭原始说》（《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5]《汉书·郊祀志下》：“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
[16]本段及下引两段皆见《史记·封禅书》。
[17]《史记·张丞相列传》。
二、汉匈和亲
秦汉之际，冒顿单于所建立的匈奴帝国，统治了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对刚刚建立的西汉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匈奴贵族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西汉北部边郡的人口、牲畜和财物。北地郡、陇西郡首当其冲。高祖六年（前201年）九月，冒顿单于甚至对汉朝新徙封于太原郡以守边备胡的韩王信发动攻击，将其包围于马邑城（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并与匈奴一起进攻太原。次年初，汉高帝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击韩王信及匈奴兵，收复晋阳，听说冒顿单于居代谷（今山西繁峙西北），遂率兵北击，兵锋直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但由于轻敌冒进，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汉高帝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的阏氏行贿，才得脱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汉朝大军与匈奴的第一次交锋显示，在军事实力对比上，新建立的汉朝处于劣势。曾出使匈奴，对汉匈形势极为了解的刘敬向汉高帝献和亲之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陛下诚能以适（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由于吕后坚决反对以嫡长公主和亲，汉高帝只好以外庶人家女子名为长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双方正式和亲，约为兄弟。和亲条约规定双方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汉朝每年还以一定数量的絮、缯、酒、食等作为“岁奉”送给匈奴。双方开放“关市”，两族人民互通贸易，以此缓和与匈奴的紧张关系，缔结双方友好。
和亲是不同民族或政权间的政治联姻，双方通过婚姻嫁娶来保持接触并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而西汉前期的和亲，则是西汉王朝对当时威胁北部边疆的匈奴政权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和亲之策，使汉匈边境得到相对安定，“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以后一段时间里，双方再未出现大规模兵戎相见的事，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和王朝经济的恢复发展。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及汉武帝初年都延续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加强了汉匈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给予匈奴的岁奉十分丰厚。如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汉赠给单于“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用今语解释，这些物品是：以绣为表、以绮为里的绣夹绮衣、绣夹长襦、锦夹袍各一件，金制梳比一把，金饰腰间大带一条，黄金头带一条，绣十匹，锦二十匹，红缯、绿缯各四十匹。丰厚的“奉遗”使匈奴不必采取军事掠夺也能取得巨大利益，从而保障了和亲政策的顺利执行。当时甘肃地区属于西汉西北部的边郡，汉朝与匈奴的互市，也在陇西、北地诸郡进行，有利于双方边民互通有无，受到百姓的欢迎，满足了匈奴贵族和平民对农产品、丝绸和奢侈品的需求，匈奴人“乐关市，嗜汉财物”，双方关市不绝。
汉匈和亲，对匈奴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习俗的进步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单于于文帝四年给汉文帝的信说：“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表明匈奴也认为和亲条约的执行，可以使匈奴有个安定的邻国关系，使人民能正常地生活。汉朝赠送的丝绸绵絮金帛米糵等物品，改变了匈奴贵族的生活爱好，单于和贵族都以穿着汉地生产的缯帛丝絮的衣袴、吃着汉地的食物、喝着汉朝的酒为荣，而“变俗好汉物”。文帝时选宗人女为翁主嫁于老上单于（前174至前160年在位），宦者中行说被作为翁主之傅，随其至匈奴完婚。中行说受到老上单于的信用，成为老上单于的谋臣。中行说建议匈奴保持自己的民族习惯，给单于手下的人教识字和计数，以便统计人口和牲畜头数，发展畜牧业。汉皇帝给单于的信用1尺1寸的木牍，中行说建议老上单于给汉皇帝信时，用长1尺2寸的木牍，上边用的印和封泥都比汉信加大加长，信首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不仅在单于之前加上这些修饰词以表明单于与汉皇帝一样都是天子，而且在皇帝前面加“汉”字，意为你是汉朝皇帝而不是我匈奴人的皇帝，强调匈奴在与汉朝交往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汉匈和亲断断续续维持了几十年，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刘邦在世时，投降匈奴的燕王卢绾就与匈奴兵一起骚扰上谷以东沿边。高后时，匈奴冒顿单于致书汉朝女主，言“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对高后颇多侮辱之词。汉朝君臣考虑力不能敌，坚持和亲。文帝继位后发生匈奴右贤王率众居河南地，入塞捕杀汉吏卒，驱赶保塞蛮夷的事。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兵14万大入萧关，其候骑竟到了甘泉（今陕西淳化境）。汉军出击，将其驱逐出境。其后匈奴军队每年都入扰汉边境，掳掠人民。汉朝和匈奴互派使者商谈和亲之事，文帝和老上单于都表示要以大局为重，重结和亲之好。军臣单于（前160至前126年在位）继位，又断绝和亲，攻击上郡、云中等地，“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景帝初年，赵王遂暗地与匈奴勾结，唆使其入边配合吴楚七国之乱，汉军破赵王。匈奴与汉重又和亲通使。“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对于甘肃地区来说，西汉和匈奴的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方安全，为西汉巩固在甘肃地区的统治赢得了时间，也促使了人口的不断增长。而设置关市等政府行为促进了汉治甘肃地区和匈奴治河南、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汉武帝时期甘肃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区奠定了经济基础。当时甘肃地区分化为西汉辖区和匈奴辖区，两个势力相当的政权在甘肃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对峙对后来当地的政治形势具有重要的影响。
[1]《史记·刘敬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本段及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者，皆不再注明。
[3]《史记·平津侯主夫列传》。
三、匈奴攻战河西后对陇上的侵扰
汉朝与匈奴和亲，双方边境得以稍微安静，匈奴腾出手来，专力向西发展，彻底赶走月氏，控制了河西走廊直至西域的许多地区。
冒顿杀父篡位不久，就亲自率兵向河西走廊进攻，打败领有当地曾一度强大的月氏政权。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大帐由其驻地南移，进驻河南地，随即以“汉边吏侵侮右贤王”为名攻进汉塞，捕杀边地吏卒，驱赶上郡沿边的“保塞蛮夷”。汉文帝派兵前往抗击并派使者送信给冒顿单于，谴责其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二年，单于回信，辩称右贤王是未经同意擅自做出此不适当举动，申言：
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大体意思是，右贤王仅仅因为汉边地小吏的侵侮就破坏了匈奴和亲之约，所以我处罚他，派他到西方去寻找月氏王的下落，以予以打击。靠老天的福佑，加上我们匈奴兵吏精良、战马强壮，终于夷平了月氏，斩杀了顽抗的敌军，全部夺取了他们的土地。楼兰、乌孙、呼揭以及他们周围的26国，都为匈奴所有，所有游牧射箭的人民都归于一家，北方的土地全都得到安定。这封信，透露了匈奴军队完全夺取河西走廊并领有西域26国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行动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77年至前176年间，攻击的对象是冒顿单于的宿敌月氏人。匈奴人调集了精兵强将，由负责匈奴西部事务的右贤王率领，用骑兵突袭的方法，寻找到月氏王的王庭，第二次大败月氏，月氏人不得不完全放弃其长期住牧的河西走廊，“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月氏人在伊犁河流域的塞族故地建国。“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南山就是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这一小部分月氏人南迁祁连山区，依附于当地原有羌人部落“南山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人称“小月氏”。
这次战役，匈奴人完全占有了河西走廊，使其疆界东自辽东，西至今新疆大部，控制了天山南北。
匈奴老上单于（或言军臣单于）时，匈奴又对月氏实施了第三次打击。《史记·大宛列传》言：“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又言：“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梳理一下月氏、乌孙与匈奴有关的历史，这件事就可以弄清楚了。秦汉之际，月氏攻杀同居于河西走廊的乌孙王难兜靡，傅父布就翖侯带了还是婴儿的难兜靡的儿子昆莫猎骄靡出逃，傅父将其藏到草丛中，然后外出寻找食物，返回时，见一只母狼正在给小昆莫喂乳，还有一只乌鸟衔着肉在旁边翱翔，感到很神奇，就带着他投靠了北方的匈奴。匈奴单于十分喜爱猎骄靡，将他收养。待他长大后，将原来乌孙的民众全部给予他，并任以为将。猎骄靡勇武有谋，屡立战功。这时，大月氏人已被匈奴打败而西迁伊犁河流域的塞族故地。猎骄靡则被匈奴委派带兵守卫其西部边疆，并不断扩充势力，“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老上单于为了完全控制西域，就同意猎骄靡的请求，派他带领属下军队远攻大月氏，报杀父之仇。月氏王被杀，匈奴人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喝酒用的碗，月氏人迁徙到今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流域。伊犁河流域遂为乌孙昆莫猎骄靡所有。
匈奴占领了河西，扩张了势力，进一步强化了与汉交往中的对比优势。首先，河西是水草丰美之地，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再经过乌孙、月氏等的长期开拓、经营，畜牧业水平很高。河西的大量马匹，补充了匈奴骑兵的战马，使其战斗力更强。其次，河西落入匈奴之手，使西汉王朝在战略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匈奴可以从西边对陇西郡构成威胁，促使西汉抽出更多的兵力、选派优秀的军事统帅驻守在陇西的军事要塞。匈奴直接威胁到了甘青地区羌族的生息，例如汉景帝时期研部羌族迫于匈奴的压力内迁。而居于甘青地区对西汉敌视的部分羌族部落便和匈奴联成一气，使中原王朝腹背皆敌。第三，河西地区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人西迁，于公元1世纪左右，在阿富汗到北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建立了古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贵霜王朝，影响了中亚和欧洲的历史进程。
匈奴占有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诸国以后，按照其惯例，属右贤王总管。《汉书·地理志》更明确地记载了匈奴人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格局，指出：“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就是说，匈奴人将河西走廊分给右贤王属下的两位王，西边归昆邪王统领，东边归休屠王统领。《汉书·匈奴传》还记载了几位与西汉时期河西走廊历史有关的诸王事迹。犁汗（汙）王（犁汗王，在史书中又写作犁汙王，汙、汗形近而通。）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由材料分析，匈奴犁汗王的驻地应在张掖以北。另一位是温偶王。据说，匈奴有斗地入汉张掖郡，这里出产珍奇的木材，有黄头赤目的鹫鸟，都是制作车辆和箭矢的上等材料。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汉大司马王根就让使者讽令匈奴单于将此地献给汉朝，单于回答：这是温偶王所居地，我问过他了，匈奴西边诸小王制造穹庐及车，都靠的是此山的材木，况且这里是先父的疆土，不能失去。拒绝了王根的贪求。另外，还有牧地与河西走廊西北相接的东蒲类王，驻守河西走廊的折兰王、卢侯王、酋涂王等。
匈奴占领河西，在甘肃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匈奴以河西走廊和河套等地为基地，对陇右、北地等边郡进行了一系列的侵扰，严重威胁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发生于陇西、北地的边境入扰，史书中主要记载了六次。
第一、第二次在高后时。六年（前182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狄道治在今临洮，阿阳在今静宁。阿阳向北一百多里，就是此时汉匈相拒的朝那萧关，匈奴人应该是从北向南进击的。陇西郡已经成为汉匈军事斗争的最前沿。
第三次在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这一次入扰影响很大，前后延续一个多月。综合诸史所说，起先是匈奴右贤王由原驻地南进，进抵其白羊王所居之北地郡之北，黄河以南，紧贴汉朝边境。汉朝的边吏不知因何事曾“侵侮右贤王”，在后义卢侯难氏的挑唆下，右贤王率兵一再出入边塞，捕杀凌辱守边吏卒，驱赶上郡保塞蛮夷，杀害和掳略人民，抢夺财物。汉文帝决心反击，派遣丞相灌婴带领8.5万车骑，到高奴，迎击右贤王。同时以中尉所辖材官归属于卫将军，驻防长安，以防不测。汉文帝亲自到甘泉指挥。右贤王见汉军来势凶猛，退出边塞回其驻地。
第四次是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寇狄道”。狄道是陇西郡治，无论向西、向北与匈奴占领区都有300～400里路以上。匈奴侵掠狄道，是其骑兵长途奔袭能力的一次检验，至此，陇西已没有一块可以躲过匈奴侵扰的安静土地。
第五次是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这是一次由匈奴人进攻边塞，杀死边将而引起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突。在《史记》《汉书》的《文帝纪》和《匈奴传》中都有记载，各自详略不同，以《匈奴列传》最为详细。言：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áng），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事件发生于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亲自率大军14万人攻入朝那县的萧关，杀死了负责这段边境防务的北地郡都尉卬。卬之姓氏，徐广注云姓段，然《史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瓶侯孙单，父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战死事”。则卬姓孙乃确凿无疑。如果说匈奴在围白登时的40万骑兵是倾其所有，则这次出动的是其全国兵力的35%。显然是单于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挑衅。匈奴人攻打的是距其南边边境与汉朝都城都很近的朝那要塞。在本章第一节已讨论，秦和西汉朝那县在今宁夏彭原县古城乡。萧关在今宁夏彭原县任山河。朝那县辖地包括今宁夏固原一带，其北侧有秦国长城，当时为汉匈冲突的一大要塞。而萧关则是长城内侧控扼关外交通要道的军事要塞。王北辰先生说：“就萧关的地理位置论，它位于高平川水（苦水，今清水河）上游，再南即是几条水的分水岭，路经萧关则分向各方：沿泾河谷南下，穿过弹筝峡（三关口峡谷），经平凉而趋长安；经萧关而东，沿今茹河河谷可去古彭阳（故址在今镇原县城东38公里彭阳乡）；向西，越陇山（六盘山）取葫芦河路远通古秦州（今天水市）。正因如此，萧关才是交通要枢，弹筝峡北口的屏障。”北地都尉孙卬对入犯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无奈寡不敌众，战死疆场。孙卬是捍卫汉朝边境牺牲的第一位有记载的高级军官。攻进萧关，匈奴军队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和畜产，随即向东，沿今茹河河谷到达彭阳。在彭阳城，匈奴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彭阳往南，经今泾川、华亭，放火烧了回中宫，进入今陕西陇县、千阳一带。另一路从彭阳继续往东南，经今宁县，进入陕西旬邑县境内。当时，匈奴侦察骑兵竟然在皇帝常去的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境）附近出现，也曾在当时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出现。频传的烽烟，令朝廷极为震惊。文帝紧急部署，一方面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及骑兵十万屯驻长安城外渭水之北，同时，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分守三郡。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内史栾布为将军，率大军抗击匈奴入塞大军。汉文帝不听群臣劝谏，要亲自上前线，被皇太后坚决制止。文帝来到城郊，慰劳即将出征的部队，大军进行整顿，申明教令，赏赐全体吏卒。汉军雄赳赳地迎战匈奴军，匈奴军被驱逐出汉塞。后来威震匈奴的汉将军李广就是在这时初次参战，史称：“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至此，老上单于率军在塞内已一个多月。汉军随即撤回。通过这次入塞，匈奴对汉朝的边防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尤其对其军事应对的迟钝感受颇深。此后，“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第六次在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这一次匈奴分别攻入上郡和云中，大肆杀戮掳掠而去。汉朝见战祸又起，下令沿边各地坚守以防备匈奴大举入犯，派将军分别屯卫代郡的飞狐、句注及北地郡，又以周亚夫等将军分别驻扎于长安西的细柳，渭北的霸上、棘门，以备敌。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匈奴骑兵一再在边地骚扰，曾进入代郡句注塞的边境，因当地为进入内地的要隘，故烽火直通甘泉、长安。一直到汉大军到达边境，匈奴人才远离边塞而去。
汉景帝时期，匈奴时有小规模的入扰，只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一事，影响很大，但与陇西、北地二地无涉。
据史书记载，高帝至景帝间，匈奴入扰北边共13次，其中竟有6次涉及陇西、北地，可见二郡在汉初之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匈奴铁骑所过之处，蹂躏庄稼，抢掠财产，杀掠吏民，焚烧村庄，给陇西、北地等地官吏百姓造成极大的苦难。贾谊在一篇奏疏中说：“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意思是，边郡地方的人即使有很高的爵位也还得随时抗御匈奴的侵扰，而难以真正实现朝廷免除其徭役的奖赏；不仅成人，连小孩闲时也要练习军事，准备人自为战；边塞和烽燧的军士们不分昼夜侦察敌情，以烽火通报匈奴侵扰的消息，无法卧床休息；边防将领和官吏只能披着甲胄和衣而睡。二郡的军民勇敢地起来抗击侵扰之敌，精神令人感佩。汉朝皇帝因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只是派兵将匈奴人驱出边塞即止，而后又谋求和亲。汉文帝时大臣晁错指出：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1]《汉书·匈奴传》。
[2]《汉书·西域传》。
[3]《史记·大宛列传》。
[4]《史记·大宛列传》。
[5]《汉书·高后纪》。
[6]《史记·孝文本纪》。
[7]《汉书·文帝纪》。
[8]刘满说：“任山河地处两山之间的峡口，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正当由镇原通往固原的公路，而且这条公路不是新修的，而是旧有的土路。这条路就是匈奴入萧关、到彭阳的道路，也是班彪由甘泉经彭阳到高平的道路。总之，任山河位于固原县东南三四十里，形势险要，又地当固原县通往镇原县的道路上，这与史书所记萧关的情况是相符的。因此我们认为，萧关就在任山河附近。”（《再论萧关的地理位置》，《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9]王北辰：《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45～246页。
[10]《史记·李将军列传》。
[11]《史记·匈奴列传》。
[12]《史记·匈奴列传》。
[13]《汉书·景帝纪》。
[14]《汉书·贾谊传》。
[15]《汉书·晁错传》。
四、文景时期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措施
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匈奴骑兵对北地、陇西等边地的威胁。随着匈奴一再违背和亲约定南下掠夺，西汉统治集团认识到匈奴贵族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只有积蓄力量反击匈奴才是解决北方边境安全和王朝安定的根本之道。文帝、景帝时期，除了对匈奴继续奉行和亲政策伴以厚礼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王朝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反击匈奴的准备。
文帝、景帝时期，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减轻农民的徭役、赋税负担。提倡节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政治上，文帝和景帝实行宽松的统治策略。选拔贤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直臣，吏治清明。废除诽谤妖言之法，鼓励民众讲真话议论国是；废除收孥法，一人犯罪，家人不再连坐；废除肉刑，死罪可以用腐刑代替，实行谳疑狱，允许犯人申诉，刑法减省，禁网疏阔。文帝还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严惩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百姓的负担更加减轻，从制度上杜绝了奢靡，保障了节俭的成果。出现了被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为防御匈奴对西汉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文、景二帝时，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准备。史称：“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为了准备大规模反击匈奴，特别加强了对陇西、北地等地北方边防的建设。
第一，调兵遣将，强化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汉文帝后元五年（前159年），文帝曾亲自巡视陇西，对陇西、北地等郡的边防有了清晰的了解。文帝、景帝都特意选择优秀人才在陇西、北地为官，如袁盎、李广、公孙昆（hún）邪、韩安国等，都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人物。文帝前期，中郎将袁盎一度被“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李广（？—前119），“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公孙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书十余篇”。
陇西、北地二郡西北面皆临匈奴地区，守边的士卒，有从本郡及各地征调者，有专门成建制调自其他地方者，如高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复发材官屯陇西”。还有“保塞蛮夷”，就是归附汉朝的少数民族自愿为汉朝守卫边塞者。如文帝时晁错所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景帝时，羌族酋长“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
第二，繁育马匹，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为了适应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文帝、景帝把军马的饲养、繁殖作为一项整饬军备的重要措施。汉初，社会经济凋敝，马匹稀少，以至“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马价高达每匹值百金。文、景时期，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养马事业的发展。首先鼓励民间养马。文帝时，“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其次，国家在西部地区设置马苑，大规模养殖战马。《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太仆所属机构及其职能，言：“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景帝时，“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用官奴婢3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并且下诏除10岁以上的老马之外，“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国家派专门官员作为牧监，并对马苑严加保护。官府和民间马匹的大量繁殖，为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做好重要的准备。
第三，募民实边，军民联防制匈奴。文帝时，晁错研究了汉匈形势后，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认为对付行动快捷、来去如飞的匈奴骑兵，要以静制动。建议使用免税、赐爵、赎罪、给以配偶等优厚的待遇，招募内地郡县奴婢、罪人和平民移居边境地区，让他们平时居住耕作，修城挖沟，匈奴骑兵侵扰时则人自为战，保卫家园。
晁错又建议，边境地区的基层官吏要关心爱护迁塞之民，而不可苛刻。要为迁塞之民安排好生活和生产条件，使其安心边境地区。在迁塞之民中实行伍十里连邑的管理和自治体制，制定赏罚制度，居民在防备匈奴中夺回被掠夺的人畜时，则给以一半的奖赏，使其成为守边的重要力量。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募民徙塞下”，使边境地区驻守了大量亦兵亦农的移民，增强了边防力量，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和防守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成为历代发展西部仿效实行的最基本措施。
第四，积粟塞下，为大军反击储足粮草。与匈奴对抗，戍守和作战的将士和军马都要吃粮，长途奔袭，更要求粮草先行，边境地区粮食的储备非常重要。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陈述农民的疾苦，商人兼并之烈，建议朝廷以粮食为赏罚，既能激励农民多产粮食，还可以充实边境地区的粮食储备。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办法，下令百姓向朝廷交纳粟粮，运送到边境，运600石就给以第2等的上造爵位，达到4000石的给以第9等的五大夫之爵，达到1.2万石给以第18等的大庶长之爵，各级爵位都有相应的交纳粮食数字。犯罪者也可以交粮食赎罪。不久晁错又上奏道：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意思是，天下百姓纳粟于边，等边境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后，就要求将粮食交纳到各郡县仓库，以备灾荒赈济。郡县存粮能满足一年的需要以后，就可以随时免除农民的田租。文帝又按照他的办法实行，当年就下诏只收本年一半田租，第二年完全免除田租。实施晁错的建议，减轻了农民的田租，边塞郡县有了储备粮，为后来大规模反击匈奴做了最重要的物资准备。
[1]《汉书·匈奴传下》。
[2]《汉书·袁盎传》。
[3]《史记·李将军列传》。
[4]《汉书·公孙贺传》。
[5]《汉书·高后纪》。
[6]《汉书·五行志》。
[7]《汉书·文帝纪》。
[8]《汉书·晁错传》。
[9]《后汉书·西羌传》。
[10]《汉书·食货志》。
[11]《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
[12]《汉书·景帝纪》。
[13]《汉书·晁错传》。
[14]《汉书·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