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羌族内迁，矛盾加深
东汉羌人内徙，政治原因大于经济原因。在统治阶级方面，击败西羌以后，把降羌移置内地，分而治之，既可削弱西羌反抗的力量，又可利用羌民对外作战。在羌人方面，每当统治阶级压迫得他们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便利用各种机会武装反抗，向内郡发展，因此更扩大了他们在内郡的分布。
王莽末年，西羌入居塞内，金城郡各县都有西羌居住。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夏，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先零羌于临洮等地，守塞诸羌八千余人投降，马援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这是西羌內迁三辅的开始。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败烧当羌滇吾于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南甘都镇一带），降者七千人，徙置于三辅，于是关中各地都有了西羌。建初二年（77年），三辅的一部分降羌徙至河东。永元十三年（101年），金城太守侯霸击败烧当羌迷唐于允川（即大允谷，在今青海贵德县西北黄河北岸），降者六千多人，分徙于汉阳（治今武山东）、安定（治今宁夏固原）、陇西（治狄道）3郡。
上述几次迁徙并不能包括西羌东徙的全部历史。例如北地（治今庆城县西北，后迁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南）、西河三郡都有西羌，这些羌人何时由何地迁来，在文献上并没有记载。
羌人内迁由于迁徙类型不同，安置的地方不同，朝廷在地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强弱有别，因此，内徙后部落组织的变化也不一样。被安置在陇西、金城等地者，因接近羌地，汉朝统治力量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这些属国羌、守塞羌或保塞羌主要是西汉政府安置的，他们与编户民不同，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不负担租税徭役，但他们有帮助郡县守卫边塞的义务。正是由于他们有较大的独立性，因而种姓复杂，部落组织完整，内部凝聚力较强，往往容易聚众反抗。徙入安定、北地、上郡以至三辅的羌人，则与属国羌和保塞羌有较大区别。他们与汉民杂处，受郡县管理，但与边民仍有差别。这些羌人都是多次迁徙，部落组织或在战争中被打散，种姓家支已不完整，但还有一定的保存。两汉政府对归附的羌族豪帅，有的授以官职，承认他们对羌民的统领地位，但实际权力已大为削弱。这些羌人有的成为官吏豪绅的奴婢，有的被编为汉朝的羌兵、羌骑，东征西伐，流散他方。另一方面，部落成为郡县管辖下的一种社会基本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保留着部落名称和部落组织形式，但是其实质已有较多变化。
羌人的迁徙促进了民族的整合。羌人的内徙郡县，构成了西部中国民族流动的主体。这些羌人族群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与不同的族际环境，发生了许多族体形态的变迁，包括分化、融合与重构等，成为中国西部许多现存民族最为普遍的古代族源成分。羌人的迁入，形成了汉村和羌村犬牙交错的状态。刚开始，羌、汉两族在语言、习俗、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天长日久，羌、汉两族逐渐同村而居，相互通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语言逐步趋向一致，走向了各民族融合的道路。发羌、唐牦则与西藏的原有居民混为一体，到了唐代形成了吐蕃。现在岷江上游的羌族就是远古羌人某些南下支系的后裔，藏缅语族的纳西、彝、傈僳、拉祜、哈尼等民族，均有其先祖来自北方的传说，在一些习俗中保有上古羌人的某些文化因素。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纳西族等，也都有古代羌戎的族源成分。
内迁羌人与汉人杂居，并受汉朝郡县官府的统治，种种矛盾随之日益凸现。尤其是汉朝统治者对羌人的剥削和压榨，令他们无法生存，汉、羌矛盾逐步加深和激化。东汉时期，政府不仅从经济上对内迁羌人进行剥削，建立屯田制度，侵夺羌民的耕地和牧场，令羌民的生活难以继续，而且还从政治上对其进行压迫，设置各种机构对其进行统治，残酷镇压羌民反抗。
东汉统治者采取“屯田”的办法掠夺羌民的耕地和牧场，以夺取和占有“羌中之利”，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远徙山林贫瘠地区，无以为生。东汉时期，向陇西、金城二郡戍兵、徙民和进行屯田的次数很多。公元2世纪初，东汉统治者击退烧当羌之后，在西海东部和河曲两岸大力进行屯田。最初是金城西部都尉曹凤在所驻地龙耆进行屯田。后来金城太守侯霸建议在东西邯屯田五部，在逢留河（大、小榆谷北的黄河为逢留大河，即今青海贵德至尖扎一段黄河）屯田二部；金城长史上官鸿建议在逢留河北岸的归义、建威二城附近屯田二十七部。此次屯田开始于永元十四年（102年），屯田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生产粮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西海故郡或扩大金城郡的统治地区至临羌塞外之地。这种掠夺扩张行为引起了羌民大规模的反抗，5年之后，金城、陇西、北地等郡普遍爆发了羌民反抗暴政的武装斗争。在金城，当煎、勒姐二羌攻陷破羌县；在陇西，钟羌攻陷临洮县，生擒陇西的南部都尉；在北地，先零别种滇零羌建立了政权。河湟地区的郡县机构陷入被包围的状态，护羌校尉侯霸不得不将其衙署迁至张掖，金城太守衙署从允吾（今青海民和县古鄯镇）迁移到陇西郡的襄武（今陇西东南郊），河湟地区的屯田也因此废止。永建六年（131年），护羌校尉韩皓又到湟中屯田，把屯田中心移至于赐支河与逢留大河之间，以驱逼群羌。羌民害怕自己的土地被官兵侵夺，于是诸部之间达成和解，各自警备，准备对屯田军展开斗争。继任的护羌校尉看到形势不对，把屯田中心移回湟中。东汉统治者的屯田政策始终是和西羌的农牧利益相对立的，侵夺了羌民的耕地和牧场，危害了羌民的利益，必然会引起羌民的反抗。
东汉王朝的州郡官吏以及豪强地主对羌民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深了汉羌之间的民族矛盾，甚至还直接引起了数次羌民的武装反抗。东汉建武九年（33年），班彪上言道：“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范晔也总结道：“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当时边塞将吏以羌民为兵丁部曲，指挥他们在各处打仗，通过徭役或兵役的方式，榨取他们的劳动力和财产，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不仅如此，羌民还受到豪右猾吏的困扰和徭役，“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军士劳怨，困于猾吏，饿死沟渠，暴骨中原。……酋豪泣血，惊惧生变。”
东西羌及白马羌的武装反抗前后有50多次，统治者出兵征伐的次数更多。“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统治者对于羌民的屠杀是十分残酷的。
[1]三辅，是汉代都城地区三个郡一级行政区域的名称，指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指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右扶风指长安西至今甘肃华亭一带，左冯翊指京兆北至今陕西洛川、黄陵一带。
[2]《后汉书·西羌传》。以下凡引自该传者，不再加注。
[3]《后汉书·皇甫规列传》。
二、东汉前期羌人的反抗
东汉初期，居住于大允谷（今青海贵德县西北黄河北岸）的烧当羌，因种小人贫，屡受先零、卑湳二强羌的欺凌。烧当羌首领滇良在诸羌中素有威望，他不堪忍受强族欺凌，就召请诸种落首领会议，诸部联合，从大榆谷入边，大败先零、卑湳二羌，杀其三千人，夺取其财物，留居大榆谷，逐渐强盛起来。滇良死后，其子滇吾继为首领。中元元年（56年），武都参狼羌人起兵反汉，被镇压。滇吾从此成为众羌之首，许多部落前来归附。
中元二年（57年）秋，滇吾与其弟滇岸率步骑五千进袭陇西边塞，先后在枹罕（今临夏东南）和允街（今兰州红古川）击败陇西太守刘盱统领的汉军，杀500余人。东汉王朝派遣谒者张鸿率诸郡兵前来，与烧当羌人战于允吾和唐谷（今青海乐都西），亦被羌人打败，张鸿和陇西长史田飒战死。同时，天水郡兵也在白石被牢姐羌人打败，死一千余人。归附金城郡县的烧当羌有人犯法，临羌县长将其女头领铜钳逮捕，杀其种人六七百名，消息引起明帝重视，他谴责妄杀无辜的长吏，要求地方为该种尚存者送去医药，允许其回归故地。
永平元年（58年），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率大军4万，在金城郡之浩门与烧当羌大战，斩首600级。追至洛都谷，却被羌人打败，死一千余人。滇吾率羌人出塞，马武领兵穷追不已，在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南），将烧当羌人打败，杀四千多人，余众七千人投降，被安置于三辅。滇吾远遁。其弟滇岸向驻守狄道的谒者窦林投降，被封为归义侯，加号大都督。次年，滇吾也向窦林投降，弟兄二人都被送到洛阳，受到汉明帝的接见。滇吾之子东吾立为烧当羌首领，他入居塞内，安分守己。
建初元年（76年），安夷县（今青海平安）吏强抢卑湳妇女为妻，其夫不满，将该吏击杀。安夷县长宗延领兵追捕羌妇之夫出塞。卑湳众羌怕无罪而被诛杀，遂群起杀死宗延，然后与勒姐羌和吾良羌联合反叛。陇西太守孙纯派遣军队在和逻谷杀死卑湳羌数百人。次年夏，滇岸子迷吾（？—87）不愿忍受压迫，率诸羌离开金城郡县出塞。金城太守郝崇率兵追击，迷吾在荔谷应战，汉兵战死两千多人。武装反抗迅速扩大，诸种羌人与属国卢水胡皆起兵响应。迷吾率诸种羌5万余人进袭陇西、汉阳，被东汉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打败，迷吾等投降。马防筑索西城（今岷县北梅川镇），驻兵防守，并恢复各地的亭候，以便守候和报警。
元和三年（86年），迷吾与其弟号吾重新联合诸羌武装反抗。号吾率兵入陇西境，被郡兵俘获。号吾说：“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将号吾放还，羌人各部都退回原居地。迷吾率烧当羌人退至黄河北的归义城（今青海贵德北）。驻扎于安夷的护羌校尉傅育挑拨羌人与当地的胡人（即小月氏人）互斗，羌、胡不愿，纷纷逃亡出塞，归附迷吾。
章和元年（87年），护羌校尉傅育请准调发陇西、张掖、酒泉、汉阳、金城诸郡兵2万人，令陇西郡兵占据黄河以南，张掖和酒泉二郡兵在西边阻击，约期合兵，袭击烧当羌人。迷吾得知消息，徙庐帐远去。傅育率精骑三千穷追不舍，至建威南边的三兜谷（今青海尖扎西北）。烧当羌人夜间偷袭汉军营寨，傅育及士卒880名战死。等其他各郡兵赶到，羌人已经全部撤退。
东汉明帝以张纡代任护羌校尉，率万余兵屯卫于临羌。迷吾率七千骑兵入金城塞，在木乘谷被打败。迷吾遣使与张纡议和，张纡伪称同意，邀其至临羌会晤。迷吾率大小头领800余人至，张纡背信弃义，在酒中投毒将诸人醉倒，全部杀死，以迷吾等5位首领的头颅祭奠傅育之墓。然后又派兵在山谷放肆地杀戮烧当羌人，并生俘两千余人。迷吾之子迷唐得到父死噩耗，怒火中烧，联合烧何、当煎、当阗诸羌，待黄河结冰，向塞内大举进击，张纡无法镇压。章和二年（88年），张纡以处置无方，被撤换，张掖太守邓训继为护羌校尉。
邓训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子，有勇有谋。为了对付羌胡的联合反叛，他首先采取隔断羌胡的措施。原来，在湟中地区居住有小月氏人，该族有骑兵两三千人，骁勇善战。迷唐欲与小月氏联合，邓训令汉军护卫小月氏人，不许与羌人接触。又以恩信对待小月氏人，将其妇女儿童全都撤进临羌城内保护起来，并给小月氏人治病。烧当羌人一无所获，只得退走。然后，邓训从小月氏中挑选几百名勇敢青年，称湟中义从胡。不少羌人为邓训的恩信感召，也来投靠。连烧当羌头领迷唐的叔父号吾也率本族800户，向邓训投降，迷唐的力量削弱。
经过充分准备，邓训率汉、羌、胡四千兵出塞，在写谷大败迷唐，杀600余人，掳牛羊等1万余头。迷唐不得不放弃大小榆谷，远避到颇岩谷，许多部众离散。次年春季，邓训以长史任尚率六千军队渡河袭击烧当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给迷唐以致命打击，迷唐收拾余众，西迁一千多里。其余各支曾经附从迷唐的羌人部落，纷纷向邓训归顺，并纳信为质。邓训对他们予以妥善安置，边境重又得以安宁。
永元四年（92年）冬，邓训病逝于任所。继任护羌校尉聂尚，派遣使者召呼迷唐率众返回大、小榆谷居住。迷唐回大、小榆谷以后，让祖母卑缺到临羌面见聂尚。随后，聂尚亲送卑缺到边塞，然后让译者田汜等5人护送其回部落。迷唐乘机将田汜等人杀死，饮其血与诸羌部落头领结盟，然后合兵进袭金城边塞。永元五年（93年），朝廷将聂尚撤职查办，派原居延都尉贯有任护羌校尉，贯有在离间诸羌胡的同时，率兵攻击迷唐，并在逢留大河建城坞，筑河桥，置大船，以加强防守。迷唐率部众远徙赐支河曲（今青海共和南）。永元八年（96年），新任护羌校尉史充率兵袭击烧当羌人，迷唐率众迎战，大败汉军，杀数百人。次年，史充被免职，迷唐率兵入塞，攻击陇西郡，诸羌响应，会合3万步骑，大败陇西兵，杀死大夏县（今广河西北）县长。朝廷派遣征西将军刘尚等率大军讨伐，迷唐在临洮南与汉军大战，互有伤亡。永元十年（98年），和帝派谒者王信、耿谭屯兵枹罕，处置羌人。耿谭以丰厚的赏赐，诱使羌人归附，迷唐在被孤立以后，向其投降，徙居金城，并于十二月率诸羌首领至都城洛阳向和帝贡奉朝见。
汉和帝令迷唐率种人回大、小榆谷居住，护羌校尉吴祉且加以逼迫。迷唐不愿出塞，不得已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联合湟中诸胡，反叛而去。
迷唐因累姐羌人曾归附东汉，率兵杀累姐头领，引起诸羌不满，力量削弱。新任护羌校尉周鲔（wěi）、金城太守侯霸会合诸郡兵及羌胡兵共3万人，与迷唐战于允川，烧当羌被杀400余人，降6000余人，迷唐只剩下数百追随者，不得不远徙赐支河源，依附发羌。其后，朝廷又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驻守龙耆，金城长史侯霸在归义、建威（今青海贵德北）、东西邯、逢留设屯田，在沿边层层设防，终于有力地限制了烧当羌人，使其无法入塞。至永初年间，迷唐逝世，其子率所剩数十户降汉。
三、东汉中后期羌人的反抗
东汉中期以后，羌族武装反抗连绵不绝，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三次：一是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金城、陇西、汉阳三郡戍羌在开往西域的途中，至酒泉郡爆发了武装反抗，与屯聚在陇西的先零羌和种羌联合，展开了以北地、安定、陇西3郡为中心的武装反抗，并在北地郡建立滇零政权，参加这一次武装反抗的有羌、胡、汉各族人民。二是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到冲帝永嘉元年（145年），金城、陇西两郡的且冻、傅难诸种与安定、北地郡的罕羌、烧何诸种在凉州以及关中西部展开反对汉朝的武装斗争。三是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年），陇西的烧当等8种羌、安定的先零羌、上郡的沈氐羌先后在各郡展开反暴政斗争。
第一次羌族武装反抗延续12年之久。
东汉时，地方政府屡屡强迫徙居郡县的羌人为兵。永初元年（107年）夏，朝廷命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他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千骑为其护卫，逼迫羌人急速出发，羌人害怕在西域远屯不还，行至酒泉纷纷逃散。各郡堵截逃散羌兵，并借机扰害各地羌族群众，甚至将其庐落掀翻。“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煽）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守将，屠破城邑。”史书中称，“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
朝廷立即调5万军队集结于汉阳，以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为正副统帅，率兵镇压。钟羌先下手为强，在冀（今甘谷县南）西袭击邓骘军，杀千余人。永初二年（108年）冬，邓骘派遣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5万大军与滇零等羌数万人战于平襄（今通渭），羌人拼死反抗，取得胜利，汉军死者八千多人。先零羌的酋豪滇零，趁机于北地建立年号，封官授印自称天子，建都于丁奚城（今宁夏灵武东南）。“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于是今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山西、河北及四川北部羌民武装反抗连成一片。朝廷无法应对，只得将邓骘召还，留任尚驻屯汉阳，为诸军节度。
永初三年（109年）春，朝廷派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任仁连吃败仗，“众羌乘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羌攻占破羌县城，钟羌攻破临洮县城，活捉陇西南部都尉。次年春，滇零派遣部队进击褒中（今陕西褒城东），焚烧邮亭，抢掠百姓。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加强防守。朝廷见大军久出无功，召任尚还屯长安，加强三辅一带的防守。任仁也是屡战屡败，而且兵士放纵，危害百姓，朝廷令将任仁槛车押送廷尉诏狱而死。同时下诏，将金城郡治迁至襄武（今陇西县东南郊），将护羌校尉府由狄道迁至张掖县。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任尚因无功被免职，羌人的反抗更加轰轰烈烈。滇零指挥的羌兵东渡黄河，攻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转至上党（治今山西长子县）、河内（治今河南武陟县）二郡，直接威胁到赵国（治今河北邯郸）、魏郡（治今河北临漳县）及东都洛阳。统治者十分惊慌，急忙把京城的五营精兵集中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以防羌兵南下，又从魏郡到中山（治今河北定县）修坞候616所以防羌兵。
这时，东汉朝廷以保护汉民为由，强迫陇西百姓迁移至襄武，安定、北地、上郡的百姓迁移至三辅。各郡百姓怀恋家园，不愿迁徙。有关官吏则“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以此“塞其恋土之心”、“防顾还之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汉民也参加了武装反抗，以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等为首的农民武装反抗队伍，与滇零羌政权配合，攻克上邽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成为反抗东汉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久，汉阳太守赵博派遣刺客杜习刺杀了杜琦，汉族反抗受到很大损害，杜季贡等人率余众投靠滇零，成为羌族武装反抗军的一部分。
永初六年（112年），滇零死，其子零昌立，年尚幼，以同种人狼莫为谋主，以杜季贡为将军，教羌民在丁奚城附近垦殖耕稼。东汉与羌军的战事也处于拉锯状态。这时羌族政权控制的地区，北面有安定（郡治临径县，今镇原东南）、北地（治所在今宁夏吴忠西南）、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四郡；东面至河东、上党、河内三郡；西面有陇西、汉阳二郡和金城郡的东部；南面至汉中郡的西部。
元初三年（116年）夏，东汉征调南匈奴1万骑兵从北部威胁灵州，中郎将任尚率禁军2500人由南面进攻丁奚城，羌军受到重创。四年春，任尚收买当阗种羌榆鬼等5人，刺杀了杜季贡，又收买效功种羌号封刺杀零昌，羌族武装受到致命打击。任尚、马贤等合兵围攻狼莫，双方相持60余日，在富平上河决战，羌兵大败，死五千人，损失牲畜10余万头，西河虔人种羌11000余口投降邓遵。狼莫逃走。五年（118年），邓遵诱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人，刺杀狼莫。至此，整个反抗队伍被打散，滇零政权瓦解。这次斗争，给内地的降羌播下了武装反抗的种子，“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
虽然滇零政权被消灭，但是凉州的羌民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元初六年（119年），勒姐羌和钟羌在陇西安故（今临洮南）武装反叛。永宁元年（120年）春，上郡沈氐羌五千多人西击张掖郡，至夏天才被讨平。同年夏，当煎羌大豪饥五等攻打金城郡。建光元年（121年），护羌都尉马贤杀死居住允街的当煎羌种首领卢怱，并且放兵杀种人两千余人，掠夺马牛羊10万头。逃亡出塞的当煎种另一首领忍良与烧当羌等三千步骑，攻打湟中及金城诸县，在牧苑击败马贤的军队。并协同先零、沈氐诸羌四千多户西攻武威。延光元年（122年），上郡虔人种羌与匈奴合兵攻谷罗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顺帝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郡钟羌反，与马贤率领的军队战于临洮，死一千余人。阳嘉三年（134年），钟羌攻打陇西、汉阳二郡，被护羌校尉马续镇压。武都塞上白马羌连年反叛，攻击屯官，永和二年（137年），先后被广汉属国都尉和新任护羌都尉马贤平定。三年，烧当羌那离等三千余骑攻金城塞等。这些武装反抗规模较小，也是第一次武装反抗的延续，其中钟羌、勒姐、当煎、先零诸羌都曾参加过滇零政权。
第二次羌民武装反抗前后凡6年。
东汉政府在平定滇零政权后，就把陇西、安定、北地、上郡4郡县迁回原地，恢复了陇西南部都尉，并在湟中继续屯田。
永和四年（139年），东汉政府委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刘秉分别为并州、凉州刺史。临上任前，大将军梁商对三人交代：
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
梁商要求他们按照历来对羌戎的统治经验，容忍其小过失，防范其出大事，以安定羌戎为要务。来机、刘秉等生性虐刻，到任以后，竟一再滋事生非，“多所扰发”。羌人忍无可忍，永和五年（140年）夏，且冻、傅难羌发动武装反抗，攻打金城郡。不久，他们与陇西塞的降羌及河湟杂种羌胡联合，进攻三辅，沿路杀掉了许多郡县官员。东汉统治者惊慌失措，派马贤等领兵10万，坐镇汉阳，又在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300处，设置屯兵，以防备羌人。西羌武装反抗军兵分两路，一路沿洮水而东南，攻武都郡；一路沿渭河而东，烧毁陇关（今清水东北），夺取牧苑的马匹。六年，武装反抗军围攻安定，又进攻北地郡，与马贤战于射姑山（今庆阳北），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兵败而死。安定、北地的东羌和金城、陇西的西羌在北地郡会师。然后兵分三路：东路巩唐种羌三千骑兵先攻陇西，继攻三辅，烧毁了汉家祖宗的陵园，杀了许多长吏；北路罕种羌一千多人进攻北地，击败北地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所率领的官军；西北路军由众羌的八九千骑组成，攻打武威郡，使整个凉州和三辅都受到了威胁。汉朝统治者不得不又把安定的郡治徙于扶风、北地的郡治徙于冯翊。
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朝廷以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知道对羌族武装反抗军不能以战争取胜，所以又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瓦解东西羌的联合。赵冲先对北地郡的罕种羌威胁利诱，于是罕羌五千多落降汉，唯有安定郡烧何羌三千多落据守参北界，坚持斗争。三年夏，赵冲合汉阳官兵攻击烧何羌，屠杀1500多人，掠其牲畜18万头，又进攻诸种羌，杀四千多人。还追击羌人于阿阳（今静宁西南），杀800多人。
建康元年（144年）春，护羌校尉从事马玄参加羌民武装反抗。“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代理校尉卫瑶追击马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可见，马玄所带领的羌民是很多的。赵冲又追羌人到鹯阴河（今甘肃靖远西北至景泰一段黄河）畔，渡河之中，所率600多名降胡变乱逃走。赵冲领数百人追击，遇羌人伏兵，全部被杀。永嘉元年（145年），张贡新任护羌校尉，这时左冯翊太守梁并用收买离间的手段，利诱离湳、狐奴种5万余户羌民降汉。羌人的第二次武装反抗宣告失败。
第三次羌民武装反抗前后延续11年之久。
延熹二年（159年），素以残暴屠杀羌人著称的段颎出任护羌校尉。当年腊月，烧当等8种羌攻打陇右、金城的塞堡。段颎率领官兵和湟中“义从羌”1.2万骑兵，出湟谷与战，众羌退至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附近的罗谷。次年春，金城郡的烧当羌与烧何羌联合，北攻张掖属国（今高台北），占领钜鹿坞，杀属国官吏。又召集同种1000余落南下，袭击段颎营垒，段颎猝不及防，刀折矢尽，几至败覆。冬天，勒姐、零吾二羌围攻允街县，杀死许多官吏。延熹四年（161年），东西羌武装反抗的范围更为扩大。夏天，陇西郡的零吾羌、先零羌合兵东攻三辅。冬天，上郡沈氐羌，陇西牢姐、乌吾等羌合兵攻击并、凉二州。段颎率领湟中义从羌胡镇压，这些羌胡因为久役不归，怀恋故乡，全体暴动。段颎因此被征下狱。继任的护羌校尉胡闳庸懦无能，东西羌的武装反抗更为兴盛，攻下了许多营坞，并相互招结，在三辅、并州、凉州各地继续展开斗争。朝廷看到情势危急，一面起用比较廉洁的皇甫规，监督关西官军，对羌民实行招抚；一面诛免了一些贪官酷吏，以平羌民之忿，于是得到了几个月的安宁。延熹五年（162年），东、西羌重又联合。三月，上郡沈氐羌攻打张掖、酒泉；七月，乌吾羌复攻汉阳；十一月，滇那羌攻打武威、张掖、酒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延熹六年，东汉王朝无法应付，只得把段颎释放，重新出任护羌校尉。
延熹七年（164年），段颎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使滇那等羌3000落降附，但是湟中的当煎、勒姐二羌，因对统治阶级怨重仇深，誓死不降。段颎自七年冬出兵，至八年秋，无日不战。其夏，湟中一战，段颎兵败被困3日，听了南郑人樊志张的主意，夜间从东南一隅突破重围，取得主动，再经过相当时日的艰苦作战，才把当煎诸羌镇压下去。
西羌虽暂被平定，但东羌在被招抚后又宣告武装反抗。延熹九年（166年）秋，鲜卑入塞与东羌定盟，于是上郡沈氐羌、安定先零羌又攻打武威、张掖二郡。永康元年（167年）正月，当煎羌四千余人攻武威，段颎追击于鸾鸟（今武威南），大破之，杀其首领及羌众三千余人。建宁元年（168年），段颎领官兵1万多人征伐安定郡的先零羌。当时先零羌3万多落占据安定郡一带，东连羌胡，西接汉阳，声势浩大。段颎兵从彭阳（今镇原东南）直指高平（今宁夏固原），先零羌迎击于逢义山（今宁夏固原西北）。官兵因羌众多而不敢战，段颎乃集中兵力，前后排列长矛三队，又配备强弓劲弩，在左右翼轻骑兵的配合下发动进攻。羌兵不支，向东北上郡奢延泽（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及落川（今陕西吴旗一带）退却。段颎又分东西路包抄，与羌兵战于令鲜水。当时汉军士卒又饥又渴，段颎令大军排成方阵向前推进，夺得该水。羌兵继续北撤，段颎追至灵武谷（今宁夏银川西北），大战，羌兵多所死亡。在官军的追击之下，羌军又重返安定郡之泾阳（今平凉崆峒区西北40里安国镇油房庄），长途奔走，损失很大，随后又不得不分散向西南的汉阳郡山区逃亡。建宁二年（169年），在瓦亭山之役中，羌军大败，其主力向南奔聚于射虎谷（今天水西），段颎先在射虎谷西南的西县（今礼县红河乡境）结木为栅，长40里，遮堵羌军的去路，然后由东西两头夹击。此役对羌军的打击很大，四千人投降，被徙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其余1.9万多名羌人被杀死。至此，羌族第三次武装反抗失败。
[1]《晋书·江统传》。
[2]《晋书·江统传》。
[3]《后汉书·西羌传》。
[4]令鲜水，章怀太子注称：“令鲜，水名，在今甘州张掖县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但胡三省《通鉴注》称：“余考鲜水既捷，乃追战于灵武谷，此鲜水非甘州之鲜水明矣，当在上郡北地界。”似以胡氏所辨为是。
四、对羌族武装反抗的历史反思
对东汉羌族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反思，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二是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历史影响。
东汉时，羌族的广大群众因为无法忍受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压迫而奋起反抗的时候，如何对待武装反抗与平息武装反抗，成为东汉凉州各级官员尤其是带兵将领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中以“凉州三明”的争论最有代表性。所谓凉州三明，指的是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西古城）人皇甫规（104—174）字威明、敦煌渊泉（今安西东）人张奂（104—181）字然明、武威姑臧（今凉州区）人段颎（？—179）字纪明。史书中说“初，（段）颎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当皇甫规还是安定郡功曹时，就曾预料永和六年（141年）马贤平羌之战必败，他上疏求乞自效，说道：
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凉州羌人反叛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边将对待羌族百姓的不当，包括平常的侵暴和剥削，战时的杀头冒功，酋豪的惊惧生变。请求皇帝允许他领兵平定羌变。可惜顺帝以其年轻而不能用。
后来皇甫规举贤良方正对策，讥刺控制朝政的大将军梁冀，被报复构陷几死。不得不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凡14年。延熹三年（160年），他以公车特征为太山太守，负责平定太山郡之“贼”叔孙无忌。次年，第三次羌人武装反抗扩展到了关中地区，镇压武装反抗羌人的官兵屡屡受挫，形势危急。皇甫规上书皇帝，要求朝廷允许他负责平羌之事。上疏中说：
臣生长邠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经过）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执（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他的意思是，历来的农民或羌人的反叛都由于地方官的严酷盘剥，使其无法生存。关键是地方官要实行清平之政，否则羌人的造反只会越来越厉害。他请求允许他参与平羌之事，以宣扬国家的威泽，以所熟悉的地形兵势，佐助诸军。朝廷三公于是推举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
皇甫规到凉州后，处分贪官污吏100多人，以镇压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终于将反叛平息下去。前引皇甫规上疏中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提出了使西北地区及至全国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就是吏治的清平与奉法。天高皇帝远，国家的政策主要靠地方官吏去落实和体现。官吏清廉奉法，百姓就能安心生产生活。官吏贪污不法，百姓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就会反抗闹事，在历史上就叫做人民起义。这一简单道理，让皇甫规以“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这16个字总结了出来，并且得到实施，从而解决了羌叛问题。可惜由于皇甫规“还督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许多人诬陷他是以钱买通羌人令其假投降，皇甫规被朝廷征还，掌权的宦官索贿不成，将其下狱，送到将作大匠之下的左校去做苦役。
段颎是西汉后期著名的西域都护段会宗的曾孙，很早就以孝廉举为宪陵园丞，阳陵令。后迁辽东属国都尉、中郎将、护羌校尉等武职，在平定少数民族反叛中，建立了颇多功勋。他长于谋略，心狠手辣，对待反叛的少数民族动辄杀戮，以残忍著名。本传总结他平羌的“功绩”道：“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应该说，段颎是一个忠心王朝的勇将，但要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他又是双手沾满鲜卑和羌民鲜血的刽子手。永康元年（167年），段颎就对平定羌人反叛的政策发表强硬意见。在上桓帝书中说：
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势），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复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
他分析当时平羌形势，认为不可再对羌人招降，而应对其“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才能使羌人永远放弃造反的念头。桓帝采纳了段颎的意见，以其全权负责平羌事宜。时任中郎将的张奂对段颎的策略坚决反对，上疏认为：
东羌虽破，余种难尽，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
希望不要将东羌斩尽杀绝，而是对其施恩招抚。段颎上疏陈述其与张奂的争论：
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
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
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张奂“羌一气所生”的见解，体现了其平等的民族认识。而段颎所言，则是历代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以之为奴仆，对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错误看法和做法。
《资治通鉴》卷56《汉纪》中载有司马光发表的“臣光曰”的评论，指出：
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蠭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司马光虽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也坚决反对段颎以多杀为快的错误行径，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天地所生，都会趋利避害，统治得法，少数民族就会顺从，欺压过分，他们就会反抗直至造反，不仅少数民族如此，汉族也是这样。所以作为领导者，对待各民族都要一视同仁，而不能不分良莠，不顾黑白，一概虐杀。正确的办法是，选派良吏对其进行统治和抚恤，使其安心地生活和生产。司马光的见解，是总结古代统治少数民族的经验而得出良策，值得借鉴。
羌族大规模武装反抗中，屡见所谓“时降时叛”的情况。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应从其武装反抗原因着手。因为，历史上少数民族都是在被压迫剥削忍无可忍时才不得不反抗的。当统治者实行比较平和的民族政策时，武装反抗者当然要选择投降的办法；而当统治者重又暴露出凶残面目时，少数民族只得再次造反。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武装反抗首领并不是如古代统治者所污蔑的那样，是什么“反复无常”的“牛羊之性”，而是敢于反抗和善于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
虽然东汉羌民武装反抗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就是由东汉统治者对羌人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羌人不甘奴役而奋起反抗也是必然的。当时羌民的武装反抗条件很差，武器装备极其落后。在此情况下，羌人居然进行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武装反抗，也说明了他们所受的压迫实在是令他们无法生存。由此可知，要求政治稳定，消除内忧外患，仅仅靠武力、靠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平等友好地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才能建立友好的民族关系，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周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羌民武装反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论是东汉朝廷还是羌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仅经济上损失很大，而且人员的伤亡也都很惨重。当然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对东汉政府统治的打击是最主要的。
羌民武装反抗使东汉政府财政消耗巨大。第一次武装反抗10多年之久，使得东汉政府用去军费240多亿钱，“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第二次武装反抗则给东汉政府带来了更大的财政消耗。马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第三次武装反抗，仅段颎一军所用费用即为“四十四亿”。三者相加，总数近400亿钱。
东汉将士的死亡惨重，“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在第二次羌族武装反抗中，马贤带领的官军10万人，赵冲的河西四郡兵及北地、汉阳太守兵也在10万以上，这些将士大部分都战死在疆场。“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而将士“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
东汉政府对武装反抗的羌族人民的大屠杀也令羌族百姓死伤惨重。仅段颎一人主持的“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连年的战争使户口大量散亡。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与《后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相较，就知道数经镇压战争之凉州，户口大减。以户数计，北地郡的户数只及西汉时的5%，金城郡和陇西郡只及10%，安定郡只及14%，汉阳郡只及45%。
总之，羌民的武装反抗极大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东汉政府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受到严重创伤，从而使东汉国力衰微，日渐消亡。对此，范晔说道：“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可见东汉的国运和羌民的武装反抗是相始终的。
东汉羌人武装反抗的更深远影响，在于造成了后来东晋时的诸族割据北方，中华各族又一次实现了大融合。自东汉初年将归降的羌人徙居内地郡县以后，原来居住在边地的许多羌人、氐人逐渐东移到今甘肃、陕西、山西的许多地区，与汉族杂处。他们受官府的压迫和地方豪强的侵侮，忍无可忍，一再发动武装反抗，最终导致东汉王朝的衰微。曹魏、西晋时，也不时出现迁居内地少数民族的反叛，甚至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合反抗。西晋元康年间，就有秦雍氐羌以氐帅齐万年为首的反叛。元康九年（299年），齐万年被擒，太子洗马江统奏上《徙戎论》，认为“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他的办法就是要政府乘着军事优势，将内迁的氐人、羌人一律迁回其故土，使其不与汉族杂居，远离王朝的政治中心，这样即使出现反叛，也不至于威胁到王朝的生存。江统的《徙戎论》甚长，该文首先认为羌戎的本性是不可教化的，说：“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他总结东汉羌人武装反抗的教训，说：“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chèn）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他认为，决不能让羌戎与汉族杂居，尤其不能让少数民族居住于关中泾渭等司州之地。他认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他的主张绝不是古代民族认知的正确总结，而是大汉族主义的自然流露。其主张的民族隔绝办法，并没有得到晋惠帝的采纳，史书中说：“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马援在建武中将羌人徙居关中，到江统论徙戎，经过了两个半世纪以上。内迁各族由游牧变农耕，与汉人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徙戎之论在当时根本行不通，更不可能扭转西晋王朝在北方各族人民的武装反抗中灭亡的结局。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这在古代是无法做到的。
[1]《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本节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加注。
[2]《晋书·江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