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因为战争对马匹的大量需求，使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政府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作为西部重要地区的凉州，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凉州地域辽阔，气候温凉，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畜牧地区。西汉时期，天水、陇西、北地诸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
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对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渐完备，尤其官营畜牧业得到突出的发展。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牧主经营和家庭经营。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类型。凉州的畜牧业经营形式也有官苑牧业和民间畜牧业两大类。
一、少数民族畜牧业
凉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相对集中的地方。早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已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羌、戎、猃狁等族，更是以畜牧为主要产业。秦汉时期，河西地区有月氏人，《汉书》中说：“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月氏人错居的乌孙人，也是“行国也，随畜移徙”。说明乌孙畜牧业也很发达。月氏、乌孙所牧养的牲畜都以马、牛、羊为主，还有骆驼、驴、骡等。当乌孙人、月氏人陆续西迁后，河西地区便成了匈奴人的游牧场所。匈奴族依靠走廊绿洲的肥美水草，“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奚”。食住行仰给于牲畜及与之有关的产品，即所谓“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以畜肉、乳浆和干酪为食饮，以皮、革、裘为衣，以旃（毡）、裘为铺盖，以毡做帐幕房屋（即“穹庐”），其他如船只、铠甲，也多以皮革制作。后来河西走廊被汉军占领后，匈奴人悲伤地唱道：“失我祁连山，令我六畜不蕃息。”
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的过程中，匈奴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畜牧业水平。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俘获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派到黄门养马，所养之马个个膘肥体壮，受到汉武帝嘉奖。
祁连山以东至秦陇间，经营畜牧业的主要是羌、氐等民族。赵充国说：羌人“以畜产为命”。许慎解释羌字，称：“羌，西方牧羊人也，从人从羊。”都反映羌人长于畜牧业。汉宣帝初，朝廷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到羌人部落中视察，史书称：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度湟水，郡县不能禁。
说明当时有许多羌人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对于羌人的请求，汉朝政府不予理睬，羌人遂强渡湟水放牧。义渠安国对羌豪及其部众进行镇压，激起羌人的大规模反抗。“羌人反抗汉朝的斗争，是为了争取优良牧地，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神爵元年（前61年），在赵充国领导的汉军与先零羌的一次战役中，汉军“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说明羌人畜牧业规模之大。
氐族先民，自石器时代，就在陇山以西生活繁衍，从事农牧。商周之际，氐族先民与中原王朝多有交往。《穆天子传》中称，周穆王西行到过氐族地区，氐族曹奴部首领戏特地在洋水（今白龙江）之滨设宴为穆王接风，并献给穆王良马900匹，牛羊7000头，助其西征。秦汉时，氐人中最为强大的白马氐，活动于今陇南及今甘、川、陕交界的三角地带。氐人游牧与农耕兼营，其畜牧业发达。据史书记载，他们培育的马匹品种优异，而被称为“良马”“名马”。氐人还驯养了大量猪、牛、羊、驴、骡等家畜。氐人将牛皮鞣制成皮革，缝制为皮靴和战衣，被称为“犀衣犀革”。史书记载，氐族军人穿坚固的“犀革”衣，防御能力极强，敌方弓箭无法穿透，连戈矛对它也无可奈何。
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民族，生产条件的改进十分缓慢，一遇自然灾害，畜牧生产就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立即为之萎缩。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征和四年（前89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本始二年（前72年）冬，“天大雨雪……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除自然灾害外，民族之间的战争及其内乱，也给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摧残。例如本始二年，汉兵击匈奴，“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结果“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当年冬，匈奴又受乌孙、乌桓、丁零的合力进攻，结果“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再如五凤三年（前55年），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
秦汉时期的甘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既有适宜于农耕的平川水地和山地，又有适宜于畜牧业的山谷、草原，造成了匈奴、羌等少数民族经济，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兼营粮食种植业的经济结构。如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匈奴连续雨雪数月，“谷稼不熟”；“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河西农业文化的影响迅速扩展，但不论河西还是整个西北地区，一业为主，半农半牧的经济大格局并未改变。
少数民族的畜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能够为农业区提供的牲畜数量是有限的。而且，秦汉中央政府与周边畜牧民族有时处于战争状态，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时有中断，因此，对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控制和利用也是有限的。
[1]《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地理志下》。
[3]《汉书·西域传》。
[4]《史记·大宛列传》。
[5]《汉书·匈奴传》。
[6]《史记·匈奴列传》。
[7]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8页。
[8]《汉书·赵充国传》。
[9]《后汉书·南蛮白马氐传》。
[10]《宋书·萧思话传》。
[11]《汉书·宣帝纪》。
[12]《汉书·匈奴传》。
[13]《汉书·赵充国传》。
二、编户畜牧业
除了各少数民族之外，西汉甘肃地区汉族的畜牧业也较发达。这种畜牧业，既有规模比较大的私人牧主，也有一般的牧民，还有农户经营的畜牧业。
为了适应对匈奴战争的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西汉初期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养马事业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民间养马大见成效，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的情景。有了充足的战马，凭借强大的骑兵，汉武帝时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后期，因连年征战，战马骤减，武帝采取了新的措施来繁荣马政，主要有：提高马价，规定“平牡马匹二十万”；以马代役，即“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为攻打匈奴，长安集中了大量马匹，养马人手不足，由关中周围征调养马者。《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奖励民间养马，恢复养战马一匹复三卒的规定；从民赊马，即若一时政府急需大量马匹，而政府又拿不出钱，就先取民马用，过后付钱；民养官马，即在边疆地区实行由官府借母马与民饲养，三年后归还母马，还息什一，就是交十分之一数量的幼马，以拓宽马源；继续实行“马复令”“马弩关”；强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蓄牸马，岁课息”；强买民间马匹补充军马等。终西汉之世，马政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从不中断。
在西汉朝廷一以贯之的重视民间养马的政策之下，甘肃地区的民间畜牧业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起来。《史记》《汉书》中概述甘肃等地畜牧业发展状况时说：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秦地……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易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河陇等地，私营畜牧业发达，大畜牧主动辄有千万匹马牛。司马迁曾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意思是，凡拥有50匹马、200头牛、250只羊、250只猪，就可以享有与千户侯同等富裕的生活。史书中有两条甘肃大畜牧主的事迹。一条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所谓塞之斥，指的是汉武帝开边时，桥姚在新开辟的西部边塞地区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竟拥有了一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可说是富比万户侯了。另一条材料讲王莽时的马援，《后汉书·马援列传》称：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马援对马匹在现实社会经济和军事中的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若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王莽末年，马援因私自放走死囚，而亡命到北地（今庆阳市大部及宁夏银南地区），就留在那里从事畜牧业，有数百家宾客投奔他，参与畜牧和农业生产，马援有了千百人经营的大畜牧场和农场，其放牧的马牛羊有数千头只。其间，马援还“转游陇汉间”，在西北其他地方从事畜牧业。据《水经注》卷2记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苑川，就是今天的榆中县地，这里水草极好，是培育龙马的地方，马援带着宾客也转游到苑川，自己身穿羊裘皮裤从事畜牧。
古代以农业立国，而“牛为稼穑之本”，因此历代政府十分重视耕牛，并禁止宰杀耕牛。汉代，牛已受到法律保护，甘肃金塔县额济纳河西岸破城子遗址出土的木简，就有禁止屠杀牛马的诏令。汉代，常因军需而征用民牛，或供运输，或充军食。如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出关边骑携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可见当时河西地区私人畜牧业的兴盛。汉代实行牛马等大家畜登记制，除为了便于查核，防止窃失以外，更是为了保证饲养水平，并促进繁殖。在居延汉简36·2中，就有“令史宫移牛籍太守府”的简文。根据牛籍简的内容可知，其与马籍的格式相同，是按照每头牛的毛色、性别、标记、年龄、体尺等要素依次登记建立的。
养羊，是民间畜牧的主业。《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曾被迫在严寒的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乃徙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羝是公山羊。汉代还通过多次对匈奴的战争，把马牛羊作为战利品输入长城以南。如汉武帝时，卫青出征匈奴，击败白羊王于河南（今河套地区），虏获羊百余万只。又，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军联合乌孙反击匈奴时，虏获大量牲畜及60万只羊，并且许可乌孙自取其中一部分战利品。除了战争，西部牧民不断将马牛羊及其制品输入内地。河南（今河套地区）农牧主卜式，以养羊发家致富，进而获得高官厚禄，历任大农卿、御史大夫等要职。后世有《卜式养羊法》传世，大约是有人在卜式养羊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写成的。
凉州民间畜牧业的丰富经验，对官营畜牧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昭帝时，曾选拔北地人傅介子，担任朝廷骏马监之职，以更好地管理皇家牧马业。
[1]《汉书·食货志》。
[2]《汉书·武帝纪》。
[3]《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
[4]《史记·货殖列传》。
[5]《汉书·地理志》。
[6]《史记·货殖列传》。
[7]我们之所以将这段材料视为西汉甘肃一带的事，主要依据：一是所谓“塞之斥”之“塞”，为汉代对边境的称呼，而《史记》又是汉武帝时人司马迁所撰，所记史事当在其生前；二是“斥塞”即开边，在西汉中期，汉武帝所开边地主要是河南地和河西走廊，两者都与甘肃地区有关。
[8]《后汉书·马援列传》。
[9]《史记·大宛列传》。
[10]《汉书·常惠传》。
[11]《汉书·卜式传》。
三、官营畜牧业
西汉时期，出于对马，尤其是战马的需要，西汉政府十分重视官营畜牧业的发展。西汉时期官营畜牧业的管理机构比较复杂，主要包括：边郡牧师苑、皇室苑厩、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厩。甘肃境内的官营畜牧业主要是牧师苑。
（一）西汉时期的牧师苑制度
西汉时期的牧师苑，是朝廷设在边郡的大规模官营牧场，在牧师官管理之下，以养马为主，兼牧牛、羊、骆驼等。
西汉对官营畜牧业，实行太仆—牧师令—牧师苑三级管理制度。
太仆是全国牧师苑事务的总管。《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言：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初置路。
作为朝廷专管车马及其驾御的太仆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中称其为秦官。但应劭注称：“周穆王所置”，或有其依据。至迟春秋时，鲁国已有一个名的国家牧场。《诗经·之什》云：“牡马，在垧之野。薄言者，有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臧。”《毛诗正义》称：鲁僖公“宽恕以爱于民，务勤农业，贵重田谷，牧其马于垧远之野，使不害民田，其为美政如此”。《说文解字》释：“，牧马苑也。”
太仆所辖主要有两个马匹的豢养系统，一个是朝廷养马以供御用和国家重大活动用马，另一个是边郡六牧师苑的苑马系统。皇室和国家用马系统，包括：（1）大厩、未央、家马三令下辖的家马系统，专供皇帝私用；（2）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是专供皇家乘舆及国家各种祭祀活动所用的车马；（3）龙马、闲驹、橐泉、承华五监长丞所属的专为皇帝之用饲养的特种马匹的系统。太仆另外还管辖豢养骆驼的牧橐和其他野兽昆蹏（如狮、虎、豹等）的两个机构，以及专为皇太后掌管舆马的中太仆。
当时，设在边郡的牧马场称为苑。《三辅黄图》卷4言：“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汉书·食货志》称：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颜师古注称：“苑马，谓为苑以牧马。”）
由此史料可以肯定，汉王朝的牧师苑始设于汉景帝时。
全国共有6个郡有国家牧马场，每郡一令，总称六牧师苑令。牧师苑令的职掌是负责一郡范围内的牧师苑事务。《后汉书·马援传》注引《续汉书》曰：“援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师令。是时援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这是马援的父亲曾经担任天水郡牧师苑令、马援本人也担任天水郡护苑使者的史料。陈直先生认为，此处“护苑使者，为监护六郡牧师苑临时特置之官。所护之苑，为边郡六牧师苑，而非指上林苑”。《汉书·百官公卿表》又云“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丞为牧师令的副手，骑丞当为三丞之一。
西汉的六牧师苑究竟设于哪些郡？有关史料并不清楚。清代孙星衍辑录《汉官仪》（2卷）：“牧师苑令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后汉书·百官志二》“太仆”下，本注：“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则明确地指明在河西六郡界中，此所谓河西，当然不是河西走廊，而是指陕山黄河以西，大体指今陕北、甘肃、宁夏一带。《玉海》卷123《官制·汉牧师苑令》言：“牧师苑令，志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汉官仪》三十六所，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已明确说明河西六郡之名。六郡之中，西河郡在今山西长治一带，上郡在今陕北，北地郡在今甘肃庆阳市和宁夏银南地区，其余三郡都在今甘肃省境。
每一牧师令，管辖有数量不等的牧师苑。每一苑通常“以郎为苑监”，管理牧场事务。陈直先生考证各牧师苑之名，称：
考之《地理志》注苑名者，北地郡灵州县有河奇苑，号非苑，归德县有堵苑，白马苑。西河郡鸿门县有天封苑。又《说文》载有苑，（《说文》，苑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为西汉三十六苑之一。）居延木简载有坚年苑（《居延汉简释文》173页，有“坚年苑髡钳釒左右右止大奴冯宣”之简文，余亦考坚年苑应为三十六苑名之一。）综言之，六郡牧师苑，今可考者仅有两郡，三十六苑之中，今可考者仅有七苑。此外《地理志》注有牧师苑官者，有北地郡郁郅县一处。又辽东襄平县亦有牧师官，疑在六郡之外。牧师令有三丞，今可考者有骑丞……
陈直先生所考北地郡郁郅县的牧师苑官，《汉书·地理志下》原文为“郁郅，泥水出北蛮夷中。有牧师菀官。”另外，据《水经注》卷2，“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万余人，到襄武、首阳、平襄、勇士，抄此苑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杨守敬按：“此为西边之苑也。”由之可知，天水郡勇士县境（今定西安定区西及榆中县北）有牧师苑，或苑川水及苑川之名皆来自于西汉曾在此设牧师苑。又《后汉书·百官志二》“太仆”下，本注：“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此汉阳当为郡名，系东汉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置，治冀县，在今甘肃甘谷县东。这是说，西汉时在天水郡有牧师苑名流马苑。汉简中有骊靬苑之名，如“……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金关73EJH2：2）。此骊靬苑亦应为牧师苑，然似乎不在三十六苑之列。安定郡有呼池苑，《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列出西汉已知牧师苑的名称：
北地郡灵州县河奇苑、号非苑，归德县堵苑、白马苑，郁郅县牧师苑。
西河郡鸿门县天封苑。
天水郡勇士县牧师苑，流马苑。
安定郡呼池苑。
张掖郡骊靬苑，坚年苑。
某某郡苑。
以上诸苑，除西河天封苑，北地河奇苑、堵苑和不知郡名的苑以外，诸苑大体皆在今甘肃省境。牧师苑设立的地点基本是固定的，但当牧师苑附近发生战事时，常常将牧师苑向内地迁移。
牧师苑的放牧人员主要是官奴婢，还有服役农民和刑徒。汉武帝实行“告”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于诸官”。《汉官旧仪·补遗》称：“太仆帅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西汉边郡牧师苑使用的官奴婢曾达3万人之多。以诸牧师苑牧人3万养马30万匹计算，每牧师苑平均有牧人833名、养马8333匹，规模很大。另外，还豢养牛、羊、骆驼等。牧师苑所养马、骆驼，供军用和驿传之用，牛供使役用，牛、羊除了供肉食外，主要给牺牲，就是在各种祭祀场合作为供品。
西汉时期牧师苑的经营费用，来自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汉代征收的“算赋”，是为“治库兵车马”之用；“口赋”的一部分也是用“以补车骑马”。二者都用于佐助官营畜牧业的经费。
西汉时期，牧师苑的发展，固然为汉王朝提供了大量的牲畜，增强了汉王朝的军事实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西汉政府曾经下诏省减苑马。例如，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诏令“罢苑马，以赐贫民”；元凤二年（前79年），昭帝“颇省乘舆马及苑马”；平帝时，“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这种措施一般只是权宜之计，对于牧师苑并没于造成实际的影响。
除太仆属下的牧师苑之外，朝廷的某些部门亦在边郡辖有一定数量的官营牧场。西汉时，京师诸官府属下各有其主管畜牧的系统。例如《汉书·儿宽传》记载，张汤为廷尉时，任命儿宽为从史，儿宽“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颜师古注云：“畜谓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诸司公廨牛羊。”可见北地郡即有廷尉属下的牧场。
（二）西汉时期，官营畜牧业的作用和影响
1.凉州等地牧师苑的直接作用，是生产了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增加了社会财富，增强了军事实力，为西汉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西汉时期的边郡牧师苑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军备边防、交通运输以及统治者的日常消费，提供了大量的军马、耕牛、运输畜力和肉食，在满足社会对牲畜的需求方面，凉州地区的边郡牧师苑发挥了作用。对抗击匈奴侵袭，维护边地与内地的生产开发，有着重要意义。
2.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对当时农业与畜牧业比例关系的消长变化，有重要影响。重农轻牧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倾向。如果这种倾向不能得到一定抑制的话，势必影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西汉时期，中原农业区与西北畜牧区之间的半农半牧区不仅是沟通农业区与畜牧区的桥梁，而且是比较稳定的畜牧基地和牲畜来源。它的存在，大大减轻了中原地区农牧业失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汉高祖时张良最早发现甘肃一带宜于畜牧的自然条件，他劝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索隐》引崔浩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正义》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与胡接，可以牧养禽兽，又多致胡马，故谓胡苑之利也。”总之所谓胡苑之利，就是上郡、北地二郡靠近匈奴，适合发展养马业。西汉时期，凉州所在的西北边郡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半农半牧区域，牧师苑集中设在这里，可以发挥当地的优势，促使其保持以牧为主、半农半牧的经济特点，从而有利于维系西汉时期农牧比例关系的平衡。反之，随着这些地区牧师苑的衰落，半农半牧区内牧业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势必给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造成不良影响。
3.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同时也促进和密切了中原地区与边郡地区的经济联系，对边郡的经济开发以及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西汉时期的边郡，拥有大量未经开垦或不宜农耕但却适宜畜牧的草地，但是，边郡地区人口却较为稀少，显然，仅仅依靠地方上的力量缺乏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能力。设置牧师苑之后，中央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以集中开发利用边郡的畜牧资源，从而对边郡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加强中央和边郡的联系，巩固中央政府对边郡的统治。
4.西汉时凉州等地牧师苑的建立和发展，常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效仿。例如，直到清代前期，为适应皇室御用、军用和屯田的需要，在西北继续设置牧马监。其在甘肃境内者，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陕西总督刘于义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肃州花海子湃带湖等地设立的马厂。由于马厂所在之地都是水草丰美的前代养马之地，管理也比较得法，故一度兴盛。
总之，西汉时期凉州等边郡牧师苑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汉书·景帝纪》，注引《汉仪注》。
[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5页。
[5]转引自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6]《汉书·食货志》。
[7]《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8]《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9]《汉书·武帝纪》。
[10]《汉书·昭帝纪》。
[11]《汉书·平帝纪》。
[12]《汉书·儿宽传》。
[13]《汉书·儿宽传》，颜师古注。
[14]《史记·留侯世家》。
[15]刘于义：《请设马厂疏》，《王朝经世文统编》卷73《马政四》。
四、畜牧业技术
西汉时甘肃地区畜牧业技术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对种马的引入和马匹的改良上。
西汉时重视引进野马与家马交配而获得优良的马种。西汉最早的甘肃良马，当是天水西南的龙马。在太仆所辖诸厩中，有龙马厩。此厩中所豢养的马称为龙马，也就是最宝贵的马。而此龙马的来源，应为上邽龙渊水所出。《水经注》卷20《漾水注》载：“今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导也……西流与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余里，谓之龙渊水，言神马出水，事同余吾、来渊之异，故因名焉。《开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谓之马池川，又西流入西汉水。”而《太平御览》卷60《地部三十·关中诸水》之“马池水”条称：“《关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泉池，龙马所出。”可见，西汉之龙马系由天水之龙渊水所产马。《水经注》卷2《河水注》还言：“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亦可能与此地马匹品种极为优异有关。元狩三年（前120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这件事颇具传奇色彩。
据东汉人李斐称，南阳新野暴利长，在汉武帝时遭到刑罚处理，被押送到敦煌境内参与屯田。他多次在渥洼水旁看见在一群野马中有一匹特别奇特的马，不时到这里来饮水。暴利长就设计捕捉该马。他做了一个泥人，手持捕马的勒靽，立于渥洼水旁。该马渐渐对泥人熟悉了，也就不当一回事。后来，暴利长将自己身上抺了泥，代替泥人手持勒靽站立在渥洼水边，该马来喝水时，照样与他嬉戏，毫无戒备。暴利长乘机用勒靽套住野马，将其献给武帝。为了使该马更具神奇色彩，他谎称这匹野马是从渥洼水中冒出来的神马。汉武帝得到渥洼宝马，极为兴奋，称之为天马，并咏《天马之歌》道：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认为只有以前得到的龙马，可以与该马相匹配。
得到渥洼天马以后，汉武帝对西部地区的良马更为渴求。他打开《易》书，请人占卜，占辞是“神马当从西北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乌孙昆莫派使者带了“马数十匹”，随同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到长安，向汉武帝表示感谢。汉武帝看到乌孙进献的这几十匹马长相俊伟，头轻，面干，眼大，耳小，口裂深，鼻孔大，背腰宽大，尻宽稍斜，四肢干燥，坚强，是极好的良马，十分高兴。史书称其“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大宛国是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个西域强国，该国物产丰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据《汉书音义》记载，大宛国有一座很高的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捕得，就找来五色母马放到山下，诱使山上的马下来与母马交配，生出的马驹出的汗色红如血，称之为天马子。张骞出使西域回长安时已经向武帝描述过大宛马的奇特。后来，那些出使西域的使者又向武帝报告：“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
武帝听到消息十分震怒，这时有人向他建议，派三千汉兵远征，就可以打败大宛，夺得其善马。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6000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出敦煌，西去打击大宛，夺取善马。李广利的西征极不顺利，曾经退回敦煌，上书请求罢兵。汉武帝派遣使者挡在玉门关口，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汉武帝增兵6万，李广利再次出征。围攻贰师城40余日，迫使其投降，“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回长安向武帝报捷。汉武帝改称大宛马为“天马”，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又赋诗道：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这次李广利远征大宛，虽以取大宛善马为名，实际上是因为大宛为匈奴在西域的最重要的盟友，是为了在西域与匈奴进行较量，打击匈奴的力量，消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维护中西交通的安全，为汉朝控制西域扫除障碍。后来，汉朝从西域获得更多的良马。敦煌悬泉简中，就有汉昭帝时派使者到敦煌迎大宛“天马”的记录，Ⅱ0115④：37号简文称：
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汉武帝之所以在甘肃和西域各地寻求良马，主要是为了对汉朝马匹进行改良，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除了对马的品种进行改良外，对其他大牲畜品质的改良也有较大成绩。少数民族所豢养的牲畜中，“其奇畜则橐佗、驴、骡、奚”。颜师古注称：“骡，驴种而马生也。俊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马类也，生北海。奚，类也。”《说文解字》中更明确解释说：“（骡），驴父马母”；“马父（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产生的骡和，具有耐粗饲、耐劳役、抗病力强、挽力大而且耐持久等优势。
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引进了苜蓿。《汉官》载：“长乐厩，员吏十五人，卒驺二十人，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是说，京师长乐厩有专门种植苜蓿的苑田。苜蓿从西域传入，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甘肃尤其是河西地区应有苜蓿的种植。苜蓿是优质的饲草，用于饲养牲畜，在中国的畜牧史上是一件大事，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各地出土的汉代陶屋明器，许多都带有猪圈，它说明，汉代甘肃各地猪的饲养已经由放养发展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圈养是猪养育史的重要里程碑，既利于猪的肥育，又有利于肥料的积蓄，以用于庄稼地施肥。
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说文解字》中有“，犗马也”；“犍，犗牛也”；“羯，羊羖犗也”；“猗，犗犬也”；“豮，羠豕也”等释文，说明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汉代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西汉甘肃地区兽医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时，在许多有马的机构中都设有专门的马医，如悬泉汉简Ⅱ0114②：206号简文：
出绿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绿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悬）泉佐马赏。
元始五年为公元5年，为了递送西域都护给皇帝的紧急公文，遮要亭出动马医亲自传递。从这则汉简中，我们知道了汉代驿亭中都设有专门的马医，遮要亭的马医名王竟。汉简中有许多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受鞍伤后形成的鞍疮方、治马伤水方等。如：
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皁荚、付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桔梗，五分。子，十五枚。
治马方：石南草，五分。
这些材料都说明，西汉时期甘肃等地兽医业日趋成熟，有力地保证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1]《汉书·武帝纪》。按，暴利长向汉武帝献渥洼马的时间，在《武帝纪》中记为元鼎四年，但是《汉书·礼乐志》记武帝赋《天马之歌》署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考武帝先是称渥洼马为天马，后得乌孙马，又改称乌孙马为天马。而乌孙人最早献马的时间是元鼎二年，若依《武帝纪》所言时间算，则献乌孙马在前，得渥洼马在后，不当。故依《礼乐志》所记，定为元狩三年献渥洼马。
[2]《汉书·礼乐志》。
[3]《汉书·张骞传》。
[4]《汉书·礼乐志》。
[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6]《汉书·匈奴传》。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8]以上两简出自《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