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甘肃边郡
移民实边始于秦代。汉高祖刚即帝位就下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鼓励复员的军人留在秦陇地区，以充实这里的人口和劳动力。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晁错针对西北边境的形势提出“募民实边”的措施，建议使用免税、赐爵、赎罪、给以配偶等优厚的待遇，招募内地郡县奴婢、罪人和平民移居边境地区，让他们平时居住耕作，修城挖沟，匈奴骑兵侵扰时则人自为战，保卫家园。晁错的建议为汉文帝所采纳。自此，开始招募内地民众到边地家居垦耕。
汉武帝时，通过军事行动，汉军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将广袤的河西走廊变成了汉的新辟疆土。这两块地方本来就地广人稀，匈奴被打败后，于是“地空”。这两块地方，既是反击匈奴、断其右臂的前线，又气候温和，有大片适于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为了巩固对这些地方的占领，加强边防建设，为抗击匈奴的大军提供物资和粮草，汉朝大量向新秦中、河西移民。
汉武帝时期向今甘肃地区的移民主要有五次。
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前120年）向关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移民70万人。史载：“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原来，元朔二年（前127年）正月，汉军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当年夏天就已“募民徙朔方十万口”。这次移民的目的地一为关以西，二为朔方以南新秦中。所谓关以西，所指何关，无任何资料说明。但秦汉时所谓关东、关西之关皆指函谷关。函谷关以西，主要指今陕西、甘肃和宁夏诸省。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注释道：“长安已北，朔方已南。”由上，可以说这次移民的目的地，包括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陇山东西及北部一带。汉朝的这次移民可以视为救灾式的移民。此前一年山东（太行山以东，含今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发生水灾，灾民甚多，武帝派使者将当地的粮食仓库全部打开，赈济贫民，还是不够。又号召富人拿出粮食贷给贫民，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正好新秦中等地需要充实人口，于是朝廷实行了这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将山东的70多万人迁移到西部地区。这次移民的衣食供给完全由国家包干，而且派遣朝廷的使者，分部将他们护送到迁移之地。当时，从山东到关西冠盖相望，人数很多，颇为壮观。国家为这次移民活动花费了以亿计的经费。
这次移民，《汉书·武帝纪》系于元狩四年冬，言：“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我们知道，上引《平准书》一段文字，《资治通鉴》系于元狩三年，司马光是通过充分考证才做出如此判断的。70多万人的移民工作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能完成。而《武帝纪》所言，乃因移民花费经费过大，而有司提出的弥补经费缺口的办法。所言移民迁徙地名，倒可以补《平准书》之不足。所说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皆为“长安已西、朔方已南”的地域范围，与我们上文的判断并无矛盾。只是“会稽”这一个迁移地，史书并无其他文字，不好细说。但因其距离关东更远，所迁人口的数量当不是很大。
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始筑令居以西向河西的移民。元狩二年汉军占领河西，武帝听从张骞意见，想劝说乌孙“东居故地”，以填补河西人口的空白。在张骞出使的同时，汉朝开始向河西地区移民。史书称“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这次移民规模可能不大，因为汉武帝将充实河西的希望正寄托于乌孙。
第三次是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这是一次惩罚性移民，就是将全国各地为非作歹、奸险狡猾的官吏和平民全都迁徙到边境地区。甘肃是当时的边境地区之一，故而也是这次的移民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平元年各郡人口数统计，全国人口总数为59594978人，若奸猾人数占总人口的3%，也达到1787849人。当然南北边地很多，若往甘肃地区移民占其中的1/10，也有近18万。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步卒5000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被匈奴单于3万骑兵包围，战不利。“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这里所说的“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恐即指元狩五年所徙“天下奸猾吏民”中的人。
第四次移民是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向河西的移民。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想劝说乌孙东归，由于乌孙国内正因昆莫次子与长孙对立而闹得不可开交，昆莫穷于应付，没有办法答应张骞要其东归故地的要求。元鼎二年张骞使西域还，向武帝报告了出使西域的情况。汉武帝眼看“浑邪地空无人”已数年，新建的河西郡县人口等太少，于是，元鼎六年，汉军又一次发动清除河西等地匈奴残余的军事行动，然后实施向河西的移民。史书称：“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次移民的数目，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汉朝既然要在河西设置四郡数十县，几万人口是无法“实之的”，所以其数量应在10万以上，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敦煌著名大姓索氏就是这一次迁到敦煌的。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索氏”条记载：
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
第五次是平帝元始二年（2年），改安定呼池苑为安民县，招募贫民迁移于此。《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安民县，颜师古注为：“中山之安定也。”查《汉书·地理志》西汉时无安民县，却有三个安定：一为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属地包括今甘肃平凉及庆阳部分地区；一为安定郡之安定县，治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水泉寺村；一为巨鹿郡之安定侯囯，在今河北深州市西。要辨明设县以安民的安定县并不困难。据《汉书·王子侯者年表下》安定侯国系燕剌王子刘贤于本始元年（前73年）七月的封国，至第三代侯刘昱时才被废。既然以平帝时郡县情况为依据的《地理志》仍称巨鹿之安定为侯国，则此处不可能是国家牧马苑，更不可能改苑为县。另外，西汉的牧马苑为文景时始建，据《汉官仪》卷上，“牧师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巨鹿属冀州刺史部，不在西或北，也不在边境地区，不可能在那里设牧师苑。敦煌悬泉汉简 Ⅱ90DXT0115①：1号简文云：
明昭哀闵百姓被灾害，困乏毋訾，毋以自澹（赡），为择肥壤地，罢安定郡呼池苑，为筑庐舍。
汉简证明《平帝纪》中“安定呼池苑”中安定乃郡名，而非县名。三十六苑之一的呼池苑设于安定郡。平帝时，朝廷将呼池苑撤销，改设为安民县，用以安置遭灾荒的贫民，故而书中称为安民县。这次招募了多少人迁徙到安定县去，史无明文。从当时安定郡“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来看，该县移民恐在5000人左右。
向甘肃各地的小规模移民也不少。当时迁徙的主要对象有“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悖逆亡道，家属徙焉”等。
“关东下贫”就是中原地区生活无着落，生存不下去的贫苦农民，他们占据了移民的大多数。一般说来，农民的乡土意识浓厚，“安土重迁”，只要还能生存下去，就不会迁徙。这些移民大都是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或家庭遭遇重大事故，生活无着时，才愿意迁移到荒无人烟且充满危险的边地来。
“抱怨过当”、“悖逆亡道”，用现在说法就是刑事犯或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者。这些人犯罪轻的全家被强制迁往边地，重的本人被处死，其家属被强制迁到边地。《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天汉元年（前100年），“发谪戍五原”；《汉书·刘屈氂牦传》载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事起，“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宣帝时，杨恽因心怀不满，被人告发，本人以“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将作大匠解万年营造昌陵卑下不成，成帝斥“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曾任西域副都护的陈汤因首倡其事，与解万年一起流放到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诏徙安定”。哀帝时，解光、李寻与夏良贺等以“反道惑众”，夏良贺被处死，解光与李寻“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除强制移民外，也有一些戍卒自愿留下，把家属接到边地的。还有平民自愿迁徙的，如赵充国一家，“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东汉初名将梁统的“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赀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他们为甘肃边地的保卫和开发作出了贡献。
还有甘肃郡县到东部招徕的流民。如《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收有河平元年（前28年）敦煌郡派吏员到东海、泰山二郡收徕流民的过所，文为：“河平元年八月戊辰壬午，敦煌太守贤、丞信德谓过所县、道，遣广至司空啬夫伊猛，收流民东海、泰山，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八月庚寅过东。”同类活动当非仅此一次。
西汉的移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甘肃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使其人口迅速增加。原匈奴浑邪王降汉时，“率众四万余”人，而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有71270户，280211人。据刘光华先生考证，《汉书·地理志》中所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可能偏低，如果将当时的徙民与戍卒两项加起来，四郡人口总数约有50万人左右，这50万人就是当时开发河西的主力军。这些移民迁到甘肃各地，首先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使原先以羌戎夷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变成了汉族占相当比例的地区，有利于国家政令的贯彻和社会的稳定。其次，这些移民是河西等地区农业经济的较早开发者。移民是从中原内地迁入，他们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地方人口的素质，移民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他们在水草肥美的地方凿挖渠道，开荒种田，为推广内地的农业文化和生产经验，提高边郡生产力水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史书中说，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一片片荒漠绿洲得到垦殖，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生产的粮食除了保证移民们的食用之外，还可以支持边防驻军，减少了内地长途运输的劳顿。第三，移民从事的经济活动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由比较单纯而且脆弱的畜牧、狩猎经济向有稳定收成的农牧兼营的方向发展。第四，内地来的移民还是协助边境守御、保障国家边塞安全的重要力量。当然，甘肃地区移民垦田的地方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极端缺乏，生态环境脆弱，而当时的农业生产耗水量极大，植被受到破坏，造成对水资源的过分消耗，长期屯垦，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
[1]《史记·平准书》。
[2]《汉书·武帝纪》。
[3]《汉书·张骞传》。
[4]《汉书·西域传》。
[5]《汉书·武帝纪》。
[6]《汉书·李陵传附李广传》。
[7]《史记·大宛列传》。
[8]《汉书·武帝纪》。
[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10]《汉书·地理志》。
[11]《汉书·杨敞传附杨恽传》。
[12]《汉书·成帝纪》。
[13]《汉书·陈汤传》。
[14]《汉书·李寻传》。
[15]《汉书·赵充国传》。
[16]《后汉书·梁统传》。
[17]胡生平、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18]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19]《史记·河渠书》。
二、编户的农业生产和守边活动
汉朝对移民实行优待政策，移徙有专门的使者护送，在由内地到移居地的沿途，各地郡县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品供应。凡迁徙的贫民，都给予爵位，供给衣服和食物。强制迁移的罪犯及其家属，可以免罪，成为自由民。迁徙到河西等地的移民，一般都安置于自然条件较好、适宜农垦和放牧的地方。到了迁移地以后，就赐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分发给已经建好的住房、一应家用器具，给予农具，借给犁、耕牛、籽种、口粮，让他们安心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史称“……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先为室屋，具田器……赐高爵，复其家”，一般移民开始都“复其家”，就是“勿收租”、“除算赋”。当然，免除田租和算赋都是有一定期限的，年限一过他们还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移民初到边地，复免几年田租、算赋之后，便要按规定缴纳租赋。另外，由于边郡的粮食生产十分重要，条件也比较艰苦，国家对于这些移民实行一定保护政策。民田设有护民田官，护民田官的职责之一是保护民田，史书和汉简中类似保护农业生产和救灾的记载很多。史书记载，当时河西地区的各级官吏对移民管理比较宽松，不苛刻待民，所以官民关系融洽，“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这一切无疑大大刺激了移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河西等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代为了向甘肃等地移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晁错建议募民实边时说：“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汉武帝时，初来的移民也是“衣食皆仰给县官”，生产和生活资料都由国家供给，而所需物资却要从数千里外的内郡转输，运费往往超过物资本身价格好多倍，这场巨大的努力很快得到了报偿。没有几年，这里的仓廪就开始积贮了余粮。汉宣帝以后，河西等地区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不仅在人力物资上支援了西汉对西域的经营，供给了河西驻军的口粮，甚至还有将河西粮食调运到内地的事。
迁移到边郡的人民同内地一样也要服军役。“一岁为材官、骑士”，“一岁以为卫士”。此外，边郡人民还有不同于内地人民的军事防御任务。《后汉书·陆康传》载：“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这里的旧制应是西汉之制，每一编户必须有一丁壮“具弓弩”，待命于家，以备不测。这是内地人民所没有的负担。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郡因“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尤其是河西四郡，地处南羌北胡夹击之中，四郡人民“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一旦有战事，他们为了保家，势必奋起反抗，所以，保家和卫国对他们来说是一致的。武帝派司马相如安定巴蜀时，司马相如在檄文中描述边郡人民保家卫国时情形云：“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焚，皆摄弓而弛，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这是对边郡人民保家卫国的生动记载。
[1]《汉书·晁错传》。
[2]《汉书·地理志下》。
[3]《汉书·晁错传》。
[4]《后汉书·陆康列传》。
[5]《汉书·辛庆忌传》。
[6]《汉书·地理志下》
[7]《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三、编户农业的状况
移民到达边郡后首先要著籍，即登记户口。汉代的户口册称为“名籍”或“名数”。据汉简看，名籍要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爵级、家财等。著籍后的移民同原来生活在这儿的农民一样，都是“编户民”。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编户为基本单位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着小自耕农的生产。
汉代河西地区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即便是大量移民以后，这里相对于内地来说仍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仍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汉代甘肃地区编户的家庭人口和生产规模，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准确叙述。《汉书·食货志》载：全国一般是“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而就河西四郡来说，当时约有280211人，其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小自耕农家庭的土地一般都是三五十亩，多的过百亩，如汉简云：
……级，有田四十亩……
……京威里高子雅田卅亩
（效谷县）宜禾里公孙益，有田一顷四亩。西支。
（渊泉县）委粟里孙强，田一顷五十亩……
（冥安县）破胡里王平文，田一顷卅五亩……
（效谷县）益光里吴君已，田卅亩……
（效谷县）定汉里张到，田五十二亩……
汉代5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2人，剩下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妇幼了，这对于本已地广人稀的甘肃地区来说，无疑更缺乏劳动力。居延新简中有一则史料：“……田在三堠燧旁城，使家孙自田之。当归，繇（由）人力少，唯君哀……”此翁服役在外，其在第三堠燧旁城的田地，就只好由家孙耕种了。由于家中劳动力少，他请求主管官员哀怜而放他归去，这一哀呼反映了当时边郡编户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普遍不足的情况。
西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编户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盐铁论·水旱篇》言：“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汉代已经认识到铁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作用。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逐渐推广，小自耕农的生产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一般是“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由于生产工具落后，既无法更多地开垦土地，也不能提高单产，因此收获极少。而到汉代，则一般小自耕农能耕数十亩上百亩左右的土地，收获数十上百石粮食了。再加之国家对边郡的水利建设很重视，大力鼓励边郡人民兴修水利，开渠灌溉。如敦煌郡的鱼泽障，农民利用泽水灌田，使麦谷丰收，汉朝特改鱼泽障为效谷县。“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大面积的农田得以浇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代田法、区田法在这里得到推广，耕作技术的改革，无疑对本地落后的农业是一个大的促进。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些地方旱地改为水浇地后，提高产量约3倍，推广的耦犁，也能成倍地提高耕作效率，这些措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编户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初，在敦煌悬泉遗址墙壁上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91DXF26：6，272号），这是元始五年（5年）朝廷下发的关于每个月禁忌和应做之事的诏书，其中关于各个季节与农民有关的农事活动的安排，尤为重要。如，孟春月令言“敬授民时，曰：扬谷，咸趋南亩”；仲春月令言“毋作大事，以防（妨）农事”；季春月令言“修筑隄防，利其水道。浚雍塞，开通水道，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孟夏月令言“继长增高，毋有坏堕”，“驱兽毋害五谷”；仲夏月令言“毋烧灰”；孟秋月令言“命百官，始收敛”“完隄防，谨雍塞”；仲秋月令言“筑城郭，建都邑，穿窖，修囷仓”“……收，务蓄采，多积聚”“乃劝麦，毋或失时，失时行毋疑。谓趣民种宿麦，毋令……”；季秋月令言“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毋或宣出”；孟冬月令言“毋治沟渠，决行水泉”等。这个诏书，由朝廷派使者下发到各郡，敦煌郡收到后，又转发文告于下级。悬泉置将其以墨书书于墙壁，其他各级官府机构当亦将其作为重要参考置于案头，包括按照诏书规定，不违农时，指导各项农业生产活动。汉简中还有在遭灾时，官府贷粮借种给农民的记载。如“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埶（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穬麦皮芒厚以廪食者，小石……”就是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一次救灾活动的文件。
然而汉代甘肃编户农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艰难的。一般自耕农都是“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史书中所记载农民痛苦的生活情况，甘肃地区的编户自然也不能例外，甚至还更甚于内地。如敦煌汉简中有“或贫困，被饥寒疾疫之薑，日竦而惧于天地之，未知所泽，君将何以辅赋小”。
有的农户因农业生产的收入不敷家用，而置办了车马，为官府运输粮食。如敦煌汉简中有“入敦煌，二年三月，玉门转一辆，已入卅七石。穬麦小石卌八石七斗五升，少十一石七斗五升。元始二年正月丁巳，令史豊，受就（僦）人敦煌安国里范仲”。就是一位敦煌农户用自己的车马受雇于敦煌郡，往玉门转运粮食的一份验收凭证。也有的因家庭生活困难而不得不为人佣工者。如敦煌汉简有“贫民羸谨为作庸不能常雠者”，则是一位为人佣工者干了活却不能拿到报酬的记录。
[1]《汉书·食货志》。
[2]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EPT59：277，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77页。
[3]吴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第2016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4]以上诸条简文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9～50页。
[5]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EPT65：31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41页。
[6]《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9页。
[7]《淮南鸿烈集解》（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307页。
[8]《汉书·地理志下》。
[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197页。
[10]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11]《汉书·食货志上》。
[12]《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3]《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4]《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