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五十周年【40】
今年（1984年）11月24日，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殉难50周年。
像许多老一代的革命家一样，吉鸿昌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吉茂松，在镇上开小茶馆，为人正直，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吉鸿昌6岁丧母，跟着父亲在茶馆打杂劳动。劳动之余，到本乡的私塾旁听，靠自学粗通文墨。14岁，到首饰店、杂货行学徒。他身体结实，性格刚强，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
1913年8月，18岁的吉鸿昌投冯玉祥第十四旅当兵。因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玉祥赏识，后来被提升为冯玉祥手枪队连长。1919年调任冯部工兵连连长。1921年，冯玉祥任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被提升为营长。
1924年9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从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逮捕曹锟，直系败北；吉鸿昌奉命到北京南苑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不久，又任三十六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他一直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愿，并且认真遵守他父亲对他的嘱咐：“做官即不许发财”。他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用在扶沟故乡及其他地方办学校和救济急难。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还让部队做些修桥铺路等利民的好事。
1925年，吉鸿昌在张家口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学到了革命理论。
1926年9月，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革命。是年冬，吉鸿昌部三十六旅扩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属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第二方面军所辖。该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宣侠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十九师工作，吉鸿昌对他们十分尊重，亲自和士兵一起听他们讲政治课，并向营以上军官讲话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十九师参加了攻克咸阳、西安的战斗。
在陕西期间，吉鸿昌还结识了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当时国民联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魏野畴又通过吉鸿昌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进部队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吉鸿昌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国民联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相继攻占洛阳、巩县，接着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攻克河北的磁县。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称为国民联军中的“铁军”。
1927年6月，蒋冯徐州会议后，国民联军内部进行“清党”、“礼送”，大批共产党员被迫离开部队。吉鸿昌却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
1928年秋，吉鸿昌被任命为十一师师长，率领十一师到甘肃，肃清了扰民的土匪部队马仲英部，他又吸收了不少原在十九师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
1929年春天，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冯玉祥委任他为宁夏省主席。他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大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他在自己的相片上写下这样几句话：“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以此为座右铭。他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在部队中，吉鸿昌支持共产党员李子纯等开展工作，办图书馆、识字班，创办进步刊物《铁军》。
1930年春夏，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所部被调往前线，他的“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开发西北的愿望被打破了。军阀混战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吉鸿昌内心痛苦万分。这场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溃败。是年冬，吉鸿昌所部被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接着，被派往潢川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部队略一同红军接触，即遭挫折，于是他按兵不动。蒋介石派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谋，督促吉鸿昌“剿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也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先生与吉鸿昌取得联系。吉鸿昌与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取得秘密联系后，吉部遂于1931年4月22日发动了一次对苏区的“进攻”，吉鸿昌率部从光山进入苏区，在苏区绕了一圈，5月5日回到潢川，向蒋介石打些假“捷报”。他并曾化装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观察，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秘密策划起义参加红军。但此时他所部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已被冷欣收买，三十三师师长也动摇。蒋介石得到冷欣密报，急调汤恩伯、陈诚等部十几个师逼近吉部。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向蒋介石请缨杀敌未准。9月23日吉鸿昌怀着“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的决心，出国游历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各工业发达国家情况，想日后为开发大西北作借鉴。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上海，著有《环球视察记》一书，抒发他忧国报国的激情。他在上海找到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浦化人，同党中央军委的代表见了面，回天津与党中央军委所属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按党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8月，吉鸿昌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策动旧部起义参加红军，蒋介石急令抓捕吉鸿昌，吉鸿昌带了三十师的一个团奔向苏区，遭敌阻击，只吉鸿昌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苏区红安的长冲，与鄂豫皖苏区负责人沈泽民、徐海东、郑位三等见了面。徐海东向吉鸿昌建议：“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吉鸿昌同意徐的主张，回天津向党组织汇报。1932年秋，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1月，中共张垣特委成立，吉鸿昌奉中共北方党组织之命，联络冯玉祥，筹组抗日同盟军。他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置军火。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发出通电，就任总司令，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兼任察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宣侠父、许权中分别任第五师和第十八师师长，张克侠任干部学校校长。在第二师中，团以下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选出35人的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吉鸿昌、宣侠父、方振武等11人组成常委会。
此时中共张垣特委已改组为抗日同盟军“前委”。吉鸿昌主张尽快出兵察东抗日前线，收复失地。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22日，吉鸿昌率部收复康保城，日伪军溃逃。7月1日，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冒雨攻占宝昌城日伪军主要阵地，许多伪军携械反正。抗日同盟军奋勇攻城，日伪军败退多伦，宝昌收复。抗日同盟军乘胜又收复沽源县。7月5日，吉鸿昌召开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猛攻多伦城。7日发起总攻，日伪军用重炮、飞机轰炸顽抗，吉鸿昌亲率敢死队持大刀袒臂匍匐前进，冒弹雨三次爬城。后又暗派精兵入城，里应外合，用大刀肉搏拼杀，鏖战7天后，终于12日光复多伦城。察东四县光复，全国人心振奋。
抱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竟于此时命令何应钦率大军进攻察哈尔。吉鸿昌与各将领联名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
南京政府派16个整师进攻张家口。8月4日，冯玉祥将军被迫宣布下野。8月7日，中共前委开紧急会议，决定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张家口撤到察北地区，并以吉鸿昌和方振武名义通电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
8月8日，日伪军大举反扑多伦城，飞机猛炸多伦、沽源，我军伤亡多人。按前委意见，吉鸿昌率部撤出多伦。
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成立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吉鸿昌被选为常委，任军事总指挥。会议决定为保存抗日革命力量，部队西开商都，然后转至陕北或南下。但到商都附近后，遭商都守军堵截。前委开会决定东进到沽源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然后南下。9月9日到达独石口，与方部合兵，壮大了力量。部队东进十余日后，遭国民党军堵击。10月5日，吉、方所部东进到大小汤山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8日，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日本飞机配合轰炸扫射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奋勇抗击。11日，抗日同盟军遭国民党军与日本空军的配合围攻，伤亡惨重，弹尽援绝。吉鸿昌和方振武只得同国民党三十二军商震谈判，残部被收编。方振武、吉鸿昌先后脱险，吉鸿昌换便服到天津。
为了寻找党组织，吉鸿昌与宣侠父到上海，恢复了组织关系。按照党的指示，吉鸿昌、宣侠父与南汉宸在天津广泛联络抗日反蒋力量，为重建抗日武装而奔走。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担任党组领导成员。在他的住宅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设立秘密印刷所，印刷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的住宅也成为党的秘密工作的联络点，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按党的指示，吉鸿昌、宣侠父、李轶夫、南汉宸准备再次策动在江西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兵变返豫，与河南地方武装组合，组成抗日义勇军，而后转到西北，与杨虎城部队会合，形成大西北抗日革命局面。
八九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的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尚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11月9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45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面对敌人的连续审讯，吉鸿昌“态度倔强，骂不绝口”，痛斥国民党当局卖国媚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党组织多方营救无效。吉鸿昌的一些部下，准备在吉鸿昌被押解去北平时在路上劫车。吉鸿昌得悉后要求停止劫车行动，他认为这种冒险行动不会成功，只会造成更多同志牺牲。11月22日，在敌人重兵严密警戒下，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北平。
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所谓“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晨，吉鸿昌面对“立时处决”命令，镇静安详地向敌人要了纸墨笔砚，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给妻子胡洪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殉难前，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对刽子手们厉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像一座泰山一般巍然坐在椅子上，又向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们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的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当时，他年仅39岁。
吉鸿昌生前曾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生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这话讲出了吉鸿昌一生思想发展和迈上革命道路的核心和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