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米沃什：在理想与虚无之间
诺贝尔文学将得主、美籍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像很多诗人一样，都是有些尴尬的人。米沃什一生颠沛流离，四处为家，从东欧到西欧，从波兰到法国，最后定居美国，但他一生都在用波兰语写作。他说：“语言（母语）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他向往自由又逃避自由。他批判波兰也批判美国（他说美国大众文化是一些“文明的渣滓”）。波兰人说他是右翼，美国人说他是左翼。面对这种尴尬的局势，米沃什除了写波兰语诗歌和将其他语言的诗译成波兰语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偶尔会对此作出回应。
当波兰记者米奇尼克在采访中试图捧他为“道德主义者”、“良心楷模”的时候，他如坐针毡，说：“和你谈话我觉得有一点儿不舒服”，“你的问题是道德主义者的问题。显然，当一个道德主义者，我还不够格。有些人认为我的写作是道德主义的，但不是……我总是被一种直觉引领，而不是良心。”【22】我想，米沃什做出这种回答的时候肯定是无奈的。他在早期诗歌中就表达过这种无奈：
我曾经发誓不成为/一个仪式的哀悼者//我曾经发誓决不触摸/你的国家深深的伤口/……/我的笔比一只/蜂鸟的羽毛更轻。这重负/超出了它的承受/我怎么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我什么/也不能写；五根手指/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去写/他们活着或死去的故事/使我生来就成了/一个例行的哀悼者。/我要去歌唱节日……【23】
道德是一种抽象而简洁的东西，它追求的是社会意义上的可操作性，排斥各种复杂性，因此它有导向极端的危险。诗歌是一种具体而复杂的东西，它总是力图打破各种边界，表现暧昧的感受。如果说诗歌有对清晰的追求，也只是针对形式（语言）而言，简洁的母语直接就抵达了复杂事物的本质。对这种简洁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事物和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尊重和敏感之上。对于那些感官已经彻底锁闭的人来说，这种“简洁”什么也不是。历史已经证实，道德的“简洁”无数次指向了现实的狂热和混乱。而诗歌的简洁指向的是虚构和想象中的宁静，并试图修正现实的狂躁症。
可以认为，“虚无主义”这个词汇是对当代诗歌或文学最严厉的指责，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虚无主义”是一种带有颓废色彩的欧洲病。米沃什认为，这种被尼采发现的高度发达的“虚无主义”，在西方存在于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构架之内，因此，它不具备左右社会运作的能力。西方之外的社会则不然，因为它没有抵御“虚无主义”病毒的抗体，最后可能与之同归于尽。这正是身处美国而又用波兰语写作的米沃什的深层焦虑。
米沃什说：“我经历了一场灾难。我内心的灾难与虚无主义相连。”欠发达国家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为了驱逐苦难的民族不能承受的“虚无病”、“肾功能坏死病”，一种坚持道德理想（或“浪漫主义”）的写作，是否能够成为疗救这种“虚无主义”的方法，是否能够成为拯救母语写作的方法？米沃什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要坚持一种具有“左翼直觉”式的表达，它“不漠视人的苦难”，“呼唤来自天堂的复仇”。诗人正是一些具有“左翼直觉”能力的人。但他们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们“左右不是人”。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不但要被道德和政治抛弃，更要被大众文化抛弃。
但米沃什没有退让。他为自己落后的祖国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既反对法国文学形式中隐含的那种“世界主义”倾向，也反对波兰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不是毫无必要的复杂，就是荒唐的简单）。实际上，他倾向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认为这种文学吸收了西方文化，又将西方文化那种精致的形式“粗粝化”，因而显得有批判力量。同时，它又是一种庄重的、“宏伟的现实主义文学”。“波兰作家应该用特有的语法和标点……写庄重的小说。”而不是写美国式大众文化中那种“文明渣滓”一样的流行小说。批评也是如此，不是用时髦的解构理论，为文明的渣滓寻找借口，而是为文学和人的尊严寻找出路。切·米沃什的想法，对当代中国文学无疑是一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