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贪婪世界里的现代孤儿
——纪念爱伦·坡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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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诞生于两百多年前，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但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地道的现代人。他诞生的年份是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还有一批著名人物来到这个世界：俄罗斯作家果戈理（1809—1852），终结了美国蓄奴制度的林肯总统（1809—1865），提出“人是猴子变的”这一骇人听闻的观点的达尔文（1809—1882）。当时，正值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的终结时期，又是美国成为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时代。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书写工具变革时代的来临，贮水笔（1809）和自来水笔的相继发明和专利注册，标志着“毛管笔时代”的终结。此时，中国人正陶醉在以柔克刚的毛笔书写的审美享乐之中。对于靠书写和卖文为生的作家而言，新的书写工具的发明似乎是一个福音。但书写速度的提高，并没有将爱伦·坡从困苦和孤独中解救出来，1849年10月7日，这位年仅40岁的穷困的“现代孤儿”，因脑溢血病逝在巴尔的摩一家医院。
两个不相干的词汇——“年轻”和“脑溢血”——叠加在埃德加·爱伦·坡身上，就像他名字的前面两部分：生父“埃德加”与养父“爱伦”两个不相干的姓氏叠加在一起。西点军校并没有使他刚强起来，他看上去十分孱弱；逻辑推理也没有让他理性起来，他长着一颗硕大而混乱的脑袋。有力的头脑和孱弱的身体叠加在一起。这种怪异的叠加，仿佛是对他所实践的现代智慧诗歌和过度推理小说的一种报复，仿佛暗示着他多舛的命运。在《阿恩海姆乐园》中，爱伦·坡说，幸福的四个条件是：（1）简单的大自然中的生活；（2）一个女人的爱情；（3）摆脱野心并视名利为粪土；（4）通过不断追求创造一种新的美。爱伦·坡尤其重视第四个条件，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幸福度与第四个条件成正比。问题在于，他一生也没有过上简单的大自然的生活，而是终生在贪婪的都市的街道上奔波操劳。他的爱情也是早夭的爱情，这给他的打击过于沉重。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满足第四个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美。想象中的幸福是那么简单，但往往终其一生也不能实现，这或许就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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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爱伦·坡发表的作品并不算多（60多首短诗，70多个短篇小说和随笔，3部中篇故事，1部长篇小说，1部戏剧），但他对现代世界文学的影响之深远，不是数量可以衡量的。他是现代诗歌和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作为智慧结晶的现代诗，与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相结合的现代侦探小说，都是他的发明。如果说波德莱尔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那么，爱伦·坡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鼻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爱伦·坡的诗歌，就没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没有兰波、马拉美和象征主义诗歌。如果说《化身博士》的作者斯蒂文森、《隐身人》的作者切斯特顿、《月亮宝石》的作者科林斯，是现代侦探小说的“祖师爷”，那么，爱伦·坡就是现代侦探小说的“老祖宗”。没有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和叙述者“我”，就没有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华生。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极端，但不这么说，失忆的脑袋如何记忆？刺激是最好的记忆催化剂。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只要看看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柯南道尔、博尔赫斯等人对爱伦·坡的评价就知道，爱伦·坡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1856年，爱伦·坡作品的法文译者、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在其评价爱伦·坡的长篇论文中说：“坡的前额很宽，某种隆起透露出他所代表的横溢的才华——结构的才华，比较的才华，找出因果关系的才华……他带着孩子般的、近乎反常的快活在可能和猜测的世界中嬉戏。”“爱伦·坡从一个贪婪的、渴望物质的世界内部冲杀出来，跳进了梦幻。”“他是并将永远是一位真正的诗人。”【6】
1978年，博尔赫斯在评价爱伦·坡开创的现代侦探小说传统时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尽管博尔赫斯认为侦探小说有等级之分，有的甚至是三四流作家所为，但他还是认为侦探小说“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这是一场考验，我们应该感激侦探小说”【7】。
除开单纯的文体创造这一点，更重要的在于，爱伦·坡是现代意识最早的表达者之一。他发现了现代都市的各种病症：唠叨病，疑心病，孤独病。“唠叨病”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长篇大论、言不及义。“疑心病”创造出现代都市的特殊心态：疑神疑鬼，心怀恐惧。“孤独病”创造了一种现代都市的特殊形象：人群中的人。文体意识不过是这种现代意识的载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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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都市征候的唠叨病，既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更是逃避现代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根源在于交流的受阻。人们自言自语、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唠叨以交流的欲望逃避交流，以介入的形式拒绝介入，以长度代替力度，以完整的假象掩盖破碎的真相。人们无法给破碎的现实以一种情绪的统一性，而是将它慌乱地塞进历史或者道德的背包之中。“自我”就这样在言不及义的、强迫性的语言重复中耗尽了生命，而不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真正的感应器。它最典型地反映在作为语言结晶形式的诗歌之中，具体呈现形式就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长诗”。爱伦·坡称之为“长诗狂”，或者“史诗癖”。越是没有“诗”的时代，越是流行那种空洞无物的长诗乃至伪史诗，以此来遮掩诗性的消失而导致的心灵贫瘠；就像越是无法交流的人越是喜欢唠唠叨叨和言不及义一样。
在一篇题为《诗的原理》的著名论文中，爱伦·坡宣判了长诗或者“史诗”的死刑：“长诗是不存在的。”【8】因为他认为，真正的诗歌就是对灵魂的刺激和升华，就是“震惊”的效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灵魂被“电着”了、被“雷着”了，而不是被道德教训、历史深度、民族苦难、政治抒情这些长诗的惯用伎俩吓着了。爱伦·坡大概是第一位将诗学问题转换为心理学问题的现代批评家。根据心理的规律，“雷着”、“震惊”的时间不是持续性的，而是间歇性的，就像休克一样短促，而不像冬眠那样冗长，因此长诗不符合心理规律。
如果将真正的“诗”的效果比作“A”的话，那么，那些将“诗”串联在一起的“长诗”的其他部分（历史、道德、政治、民族）则是“-A”，而诸多的“A”和“-A”之和就是“零”。所以，长诗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就是“零”。诗之所以人为地变长，常用的拙劣技巧就是增加“啊”这类抒情性虚词，去强行延长情绪，不断地加进“啊——”，就像女人不停地到盥洗室去补妆一样。诗歌人为地变长的另一个秘密是，它遵循的不是情绪的统一性或效果的完整性，而是观念的统一性或逻辑的完整性。这些都是真正诗歌和美的死敌，其基本成分就是一种拒绝交流的语言假象，也就是一种言不及义的废话。
爱伦·坡的这种诗学，直接诱发了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和“纯诗”的观念。马拉美在《爱伦·坡之墓》一诗中写道：“正如不朽改变着他自身一样/诗人用一把脱鞘的利剑唤醒/他的世纪，他喊着死亡胜利的奇异声音/又使这个时代感到恐惧！”【9】因为他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性秩序中，发现了例外事物、怪异事物、乃至病态事物的重要性，并通过自己的写作赋予了它们以现代审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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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疑心病”来自恐惧和不安。恐惧来自现代都市的陌生人世界。而现代都市的陌生人世界又是滋生犯罪的温床。这正是现代侦探小说的起源。为了缓释现代都市特殊的疑心病，爱伦·坡引进了幻想兼推理的双重技术，为罪犯的行踪乃至思维绘制一幅幅清晰的地形图。绘图的过程正是缓释不安的过程。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从来就不玩什么“悬疑”的把戏，常常是直接将一个恐怖的案情的结局摆出来，然后再展开推理和想象。他也从不在情节设置和故事布局上做文章，而是将细节的展开建立在幻想和推论的基础上。这种细节，不来自现实主义的镜子说、模仿说，而纯粹是一种诗人般的想象和智慧。或者说，其想象和推理指向的不是单纯的动作，而是痕迹学意义上的关联性，甚至是词汇联想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技术。
面对案情，爱伦·坡小说中的巴黎警察常常束手无策。因为警察大多都是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工作积极认真、吃苦耐劳，但缺乏想象力和心理分析能力。这种现实主义侦探技术，只对传统社会的熟人世界有效。他们总是想埋伏在疑犯回家的路上，直接将他们铐走。面对一个陌生的现代都市，罪犯除了留下一些痕迹之外，什么也没留下，谁也不认识他们。现代都市的侦探，从来也不指望通过面孔来破案。他们通过对杂乱无章、若隐若现的指纹、脚印、头发、血迹等人体衍生物的推理和想象来破案。只有“超现实”的想象，才能在杂乱无章的痕迹中寻找到想象性的关联。因此，现代侦探小说要破解的是一种心理秘密。这一点，在爱伦·坡著名的侦探小说《失窃的信》和《莫格街谋杀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现代侦探小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陌生人世界的侦探，要寻找和捕获的不是一张完整的面孔，而是要赋予这个零散化的社会一种新的整体性，一种与传统社会的连续性相反的连续性，或者说一种病态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正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心理镜像。真正的恐惧感，并不来自各种凶杀案件，而是来自一种互不相干的陌生性，一种漂泊的无着落感，一种强大的离心力。爱伦·坡没有用传统现实主义的道德完整性和历史整体性来满足读者，也没有用一种浪漫主义抒情的整体性来满足读者，而是用一种全新的叙述文体（现代侦探小说）提供的叙事完整性来安抚读者，从而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读者。因为即使是逆反的、病态的完整性，也比破碎不堪更让人心安。爱伦·坡的小说因此成了现代城市精神病理学的一个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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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最大的好处是自由，最大的问题是孤独。血脉相连的乡土世界没有个体精神的“孤独”，只有孤单，在那里，“自由”必须为乡土文明对“道德主体”的约束让路。爱伦·坡生活在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都市，但“自由”却毁掉了他，他靠“孤独”和酗酒的滋养而活着。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他创造了一种典型的现代都市孤独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后来成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角。
孤独的根源同样来自现代都市的陌生性。面对着现代都市的陌生世界，诞生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人群中的人。其原型来自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那位身份不明的游逛者，既不唠叨，也不自言自语和盲目抒情，更没有用犯罪的方式破坏陌生秩序。他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介入人群。这种介入极端怪诞：他孤身一人，以一种游逛者的姿态置身于人群。他以一种绝对沉默的方式介入都市的喧闹。他整夜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在陌生的街道上仿佛一位熟客一样从容行走，其实是在绕圈子。他假装成一位娴熟的购买者，跻身于消费人群之中，却什么也不买。他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找朋友，实际上是在寻找遗失在人群中的自己。喧闹的人群阻止了唠叨和抒情的冲动，同时也成了犯罪冲动的遏制力量，剩下来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只有不断地行走：到人群之中去离群索居。
小说叙事者通过追踪式观察，发现那位“人群中的人”是在寻找和逃避孤独。他用一种身体的急速移动来掩饰自己孤独的秘密，或者说使自己成为“不允许被阅读”的书。换句话说，与其在陌生中留下自己个人的生存痕迹，不如到人群之中去使个人消失，借此来排遣孤独和阻止犯罪。谁知道呢，没准这正是罪犯的前身。所以爱伦·坡说：那个游逛者“是罪孽深重的象征和本质。他拒绝孤独。他是人群中的人”【10】。但是，有什么孤独比得上在人群之中的孤独，有什么比人群之中的孤单更难忍耐？因此，爱伦·坡创造的“人群中的人”这一自由市民形象，成了现代都市文学的一个基本原型。如果不潜入别人的居室，这一原型中随时可以分化出各种其他人物类型：街垒战的战士、街角斗殴的流氓、扒手、密探、乞丐、妓女、流浪歌手、跳秧歌的人、街舞者、抱抱团、醉驾者……
爱伦·坡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60年了。当年美国人对他的误解和诽谤早已烟消云散。时间再一次证明他不仅是一位天才作家，而且至今都是一位当代作家，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