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滑坡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的略萨，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被译成了中文，当时读了没什么特殊的感觉，艺术冲击力似乎不够，叙事风格也好像不够鲜明。造成这种阅读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席卷全球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暴”之中，略萨被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聂鲁达、帕斯、博尔赫斯等人的艺术光芒遮盖得有点黯然失色。在拉丁美洲作家群中，我认为，略萨大致属于二流作家中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多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中。原以为他获奖无望，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依然纠缠着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可见优秀作家越来越罕见，或许再也不会有同一个时代之内作家“群星灿烂”的局面出现，只有“病毒”和恶棍此起彼伏。综观近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一种文学艺术水准滑坡的趋向。
在20世纪90年代十年中，我们见到了帕斯（OctavioPaz，1914—1998，墨西哥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1939— ，爱尔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 ，波兰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1930— ，圣卢西亚诗人）、达里奥·福（DarioFo，1926— ，意大利剧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1927— ，德国小说家）等优秀作家的名字。此外还有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 ，南非小说家），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美国小说家）、大江健三郎（ぉぉえけんざぶろう，1935— ，日本小说家）、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小说家）、高行健（1940— ，法籍华裔小说家）等。在这些作家中，有四位诗人获奖，而且，帕斯、希姆博尔斯卡、格拉斯都属于一流作家，达里奥·福也是一流剧作家兼表演艺术家。《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萨拉马戈，也是一位风格特异的小说家。他们的总体水准与20世纪80年代的10位获奖者（马尔克斯、卡内蒂、布罗茨基等）相比，难分伯仲。
21世纪初期10年的十位获奖者是：奈保尔（V.S.Naipaul，1932— ，印裔英籍，特立尼达与多巴哥小说家）、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1929— ，匈牙利小说家）、库切（J.M.Coetzee，1940— ，南非小说家）、耶利内克（ElfriedeJelinek，1946— ，奥地利小说家）、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英国犹太剧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土耳其小说家）、多利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英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1940— ，法国小说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 ，罗马尼亚裔德国小说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 ，秘鲁小说家）。尽管他们各有特色，但仍可以明显感觉到其总体艺术水准下滑，吨位不足。而且这十位作家，全是讲故事者，没有一位诗人。是不是害怕读者没有接受诗歌的耐心呢？是不是小说更容易传播呢？我们不得而知。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叙利亚—黎巴嫩著名诗人阿多尼斯（Adonis，1930—），也是合适的获奖人选。但不管什么理由，整整10届不见诗人，是极不正常的。
已经获奖的10位小说家中，最强的当属奈保尔，我称他的写作为“后殖民时代的寓言”。他智慧的叙事，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再发现，赢得了读者的赞许。凯尔泰斯和赫塔·米勒可以算是同一类作家，属“二战”后国际“伤痕文学”的路数。作为赫塔·米勒的前辈，凯尔泰斯的风格更传统一些，写得也更深刻一些，颇具卡夫卡风格。在一篇文章中，我称凯尔泰斯的文字是“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赫塔·米勒的小说的确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唤起我们的悲鸣。她那个“小手帕”意象让我们刻骨铭心。但是，她的叙事太“破碎”，与其说那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赫塔·米勒的语言，是战争和极权主义导致的价值崩溃、语言断裂的结果。它是20世纪下半叶，极权主义统治下语言发生学分析的典型标本。
可是，语言发生学分析的最好标本，应该是诗歌。而赫塔·米勒的诗歌更加破碎，破碎得如同她那被警察撕碎的衣裙的碎片，甚至就是梦呓。但在评价耶利内克的时候，我曾用“疯狂作者和变态主人公”为标题，其“疯狂”精神是对现代文明的直接回应和披露；勒·克莱齐奥大致也属于这个路数。帕慕克的叙事，粗看上去的确很吸引人，但他尚未找到更为确切地呼应他的小说主题的形式，叙事线索混乱不堪，无法找到叙事的重心，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现代小说”形式与他的故事主题之间的裂痕。库切的写作，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变乱”和“认同焦虑”这一现代政治问题，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显示出了其特有的智慧，但同样显得单薄。总的来说，这些作家都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开掘，但过于“专业”，就像今天过于细致的社会分工一样。
从奈保尔获奖的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前面提到的从诗歌向小说转向（这或许有偶然性）；二是从叙事的“西方中心”向反“西方中心”的“多元文化”转向，少数族裔文化成了叙事的焦点。后面这一点，从地缘政治学的层面看是正确的。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会遇到暂时的困难。“现代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模拟”，以及对这种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批判，而且出现了19世纪大作家如群星闪耀般的局面。“现代派文学”是19世纪文学的自然延伸，就像在19世纪文学面前，装扮鬼脸的儿童式的“恶作剧”。它是对传统叙事的变形化处理，是主题的抽象化，是叙事视角的向内转，是风格的极度个人化，是要取代哲学和诗歌的僭越。其最终结果是取消故事，其最终效果是讲故事的艺术的衰落。
当代作家正在开拓另一个视野和另一种主题，比如东方主义、边缘文化、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等，其叙事形式的破碎性和不稳定性肯定存在。但试图恢复讲故事的能力这一趋势非常明显。我宁愿相信，叙事形式的破碎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当代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的偏离，由此出现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势，终将会使新的文学形态和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