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朋友，是能够支持你的选择的人。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是赢得友情的前提。你欣赏怎样的人，或者你渴望被怎样的人欣赏，就是你结交朋友的标准。但是，即使是最信赖的朋友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山涛和嵇康私交甚好。但是山涛比较乐于做官，而嵇康则对官场避之不及。有一回，山涛在皇上面前推荐嵇康做官，嵇康听说此事后，大为不快，认为好友不懂得自己的心，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山涛，拒绝了山涛的推荐，并且与山涛绝交了。
但是，当嵇康担心自己会遭遇不测，托付自己的家人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山涛。他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托付给了山涛，山涛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责任。
由于政见的不同，嵇康与山涛的友情破裂了。但是嵇康深知山涛是一位值得托付的朋友，他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意。要有怎样的信赖，才能将自己的孩子交付给对方？要有怎样的勇气和仁慈，才能让山涛接受抚养子女的嘱托？这就是真正的友情。
怎样保持纯洁的友情，远离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呢？
这就需要我们有原则地交朋友。如果点头之交都算是朋友，那么朋友就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了。如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交友，这种目的就不能算是原则，依据这个标准结交的朋友，也会拿着利益的尺子来衡量你。
保持内心的独立和稳定，也是远离奉承之人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对自己有把握的时候，别人的评价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奉承的人说出来的那些溢美之语，也就自然随风而逝了。
箴言
交友不宜滥，滥则贡谀者来。
——《菜根谭》
结交有志之士
此四君者，首闻于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上，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曾国藩家书》
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政敌。因而在他的周围，虽然人来人往，但敌友难辨，只能以品行和志向论友情。他对弟弟说，现在有很多朋友，讲求躬行心得的，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悟道的，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而艺通于道的，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的，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等，这四位，对我有所耳闻，就主动来拜访我，虽说他们的学问有深浅，却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辈的人物。
从曾国藩列出的朋友“清单”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曾国藩的周围有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但是最后提到的四位，他还专门向弟弟讲了一下籍贯和雅称，说他们“所造有浅深”，但是都是有志之士，这一点为曾国藩所称道。
在历史上，能够结交成为朋友的人不一定都是完全的志同道合者，也许主张会有区别，但是共有的大志向和大气魄却让他们拥有不一样的友谊。
鲁迅与胡适既是北大同事，又为《新青年》同仁，在“五四”中并肩战斗过。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的营垒。
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皆为鲁迅所怀疑和轻视。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最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被胡适当成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反而说他们是《红楼梦》中的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鲁迅说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敢于“横刀冷对千夫指”，也能“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身铮铮铁骨，绝不妥协。
而胡适却对此抱宽容的态度。并且规劝、批评苏雪林等当时站在自己的阵营中批判鲁迅的人，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鲁迅逝世了，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恶言相加，但胡适不仅不否定鲁迅的思想，还为他恢复名誉。胡适的宽容、大度、雅量、明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鲁迅和胡适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等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做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做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派。胡适先生就如同一位温和的、善为他人想的谦谦君子，而鲁迅先生就是怀一身正气、绝不与现实妥协的铮铮汉子。
鲁迅与胡适之间的友情，虽然在鲁迅看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胡适看来还是值得珍惜的，而且鲁迅可以和胡适这样的人思想交锋、对话辩驳，也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们两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对特殊的朋友，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志向的青年。
吴国大司马吕岱的亲随徐原正直豪爽、有才略、有志向，吕岱知道他能够成器，便赠送给他头巾、衣服，常与他一起谈论，以后又举荐提拔他，使他官至侍御史。徐原性格豪爽，喜欢有话直说。吕岱有过错时，徐原往往直言规劝争辩，还公开评论。有人把这事告诉吕岱，吕岱赞叹说：“这正是我器重徐原的缘故啊！”后来，徐原死了，吕岱哭得很伤心，他说：“徐原是我吕岱有益的朋友，现在不幸去世，我还能再从哪里听到人家谈论我的过错啊！”
徐原能替吕岱着想，敢于指出吕岱的错误，这正是有志之士才能做到的。有志之士也必然会将有志气的人列为自己的朋友，会像保护自己的气节一样去保护朋友的气节。然而平时阿谀奉承的朋友，就是不足以靠的人。
晋国大夫文子流亡在外时，没有去投靠自己昔日的一个朋友，他说：“我喜欢音乐此人就送我来鸣琴；我喜欢佩玉就给我玉环。他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我的好感。既然如此，他也会出卖我以求得别人的好感的。我们要赶快走。”
那些迎合别人的人是没有志向的人，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也不会为了朋友而以身犯险。因此，要想结交可以共患难的朋友，就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同样，我们想和优秀的人结交，也要首先做个有志向的青年。
箴言
1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适
2 没能弄清对方的底细，决不能掏出你的心来。
——巴尔扎克
友谊更需要彼此接纳
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氏家书》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告诫弟弟们与人交往当常常心存宽恕之心，对别人的小缺点、小失误要能予以谅解，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样才能减少矛盾、和睦相处。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每个人身上都免不了有些小缺点，与朋友相处，更需要相互接纳，看到他身上好的一面，对于一些小的缺点，则应换位思考一下，予以包容。
曾国藩对朋友是十分包容的，他和李鸿章的故事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李鸿章曾经是一个胆识过人的人，在曾国藩的幕僚中，李鸿章不仅起草文牍十分了得，对战事的判断和预测也远在众人之上。但也正因为李鸿章是极有主见的人，所以经常因固执己见而与曾国藩起冲突。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遂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但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毫无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到那里安营扎寨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李鸿章一怒之下负气而走，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这件事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甚至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
后来，曾国藩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险些命丧祁门大营，多亏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才得以渡过危机。事后，他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过失，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他对李鸿章也摒弃前嫌，诚恳写信邀其回营，共创大业。后来，李鸿章的淮军成为曾国藩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于曾国藩的宽宏大量，李鸿章是非常感激的，在李鸿章的晚年，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分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运动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其实，不仅是李鸿章，曾国藩对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许多地方也看不惯，甚至还闹过很深的矛盾，但曾国藩都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最终以包容赢得了众人的支持和拥戴。
我们还可以将包容再拓深一个层面，就是“和而不同”，包容朋友身上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关于“和”与“同”的关系，我们来看一则小故事。
一次齐侯出猎归来，指着前来接驾的臣子梁丘据对晏婴说：“这个梁丘据与我相处得最和谐了。”晏婴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他与你只不过相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谐？”齐侯很纳闷：“和与同还有区别吗？”晏婴说：“和，如羹焉。”意思是说像厨师煮肉汤，把各种原料和作料加在一起，才能烹调出淳美大羹之味。晏婴又把“和”比做音乐：五声六律，刚柔清浊，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时而低沉时而悠扬，才能奏出和谐动听的乐曲。“同”则相反，“如果以水作为调料来煮汤，那还能吃吗？如果琴瑟发出的声音都是一个调，那还能听吗”？
孔子将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作为判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有学问、有道德的人，通达事理的人，只要求在不同见解中能互相尊重、吸收、融合，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随波逐流；而那些没有学问、缺乏道德的人，总是与世浮沉，盲目趋同，甚至同流合污，虽共同谋事却各怀异心。
每个人身上都有可取之处，朋友们身上的优点也许会随着相互熟悉而变淡，而缺点则容易因为相处得越久而越明显。因此，朋友之间更需要相互接纳，相互包容。如果能够“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包容朋友身上的小缺点，同时以“君子和而不同”的胸怀包容朋友与自己不同的志趣爱好，与朋友和谐相处，就能够更好地维护友谊、共同进步。
箴言
1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皆。尔曹(你们)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范纯仁
2人们应该彼此容忍：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在他最薄弱的方面，每一个人都能被切割捣碎。
——济慈
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