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亲眼所见，看见小龙凶狠地捅了小明一拳之后，小明才去抓他的头发，可是小龙却恶人先告状--那么，母亲说的小明当时推小龙就很有可能是小龙先欺负了小明，否则，小明怎么会毫无来由地把他推倒在地呢？
护住自己的孩子，是可以理解的，可这位母亲却做得太过分，情况也没搞清楚，就用那样一副吓人的表情对待别人的孩子。
我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向她介绍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
她听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竟然说道：“我儿子说他被打了，你却说是我的儿子打了你的儿子，我应该相信谁的话呢？”
我说：“我说的是实情。”“我不管什么‘湿情’、‘干情’，只知道我儿子吃了亏！”她根本不听解释。我问她：“依你看，怎么办呢？”她大声嚷道：“要你儿子给我儿子道歉！”我觉得这女人太不讲理，拉着小明要走。谁知，她却一把抓住小龙，劈脸便是一巴掌，把小龙打哭了。一边骂道：“真不要脸！打了人还不承认，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分明是在指桑骂槐，泼妇一个。我拉着小明就走，再没有回头，也不能回头，跟这种人有理也说不清。回来的路上，我问小明：“傻孩子，明明是小龙先打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小龙妈妈呢？”小明说：“老师说了，不许找同学的妈妈告状！”
我说：“老师讲得有道理，小孩子不能随便告状。可是，你打别人，别人会告诉你的妈妈；而别人打了你，你不说，别人的爸爸妈妈就会以为是你在欺负他们的孩子，就会以为你是坏孩子。所以，妈妈建议你，以后再有同学打你，或骂你，你也去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还要告诉老师。好吗？”
小明显然还在想着老师不许他们找同学妈妈告状的话，他没有点头，而是反问：“妈妈，这样好吗？”
晚上，小弟过来看我们，我和他谈起白天发生的事，苦恼不已。他就把小明叫到身边，教导他：“小明，舅舅告诉你，今后谁要再打你，你就狠狠地揍他，揍到他再也不敢打你为止！”
老公赶紧制止：“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乱了套，我最反对以暴制暴！平日我一再教育他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告诉老师，让老师去解决就行了。”
小弟不以为然，说：“你这套在萍城根本行不通。你知道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干什么的吗？大半是这条街上做小生意的。平日，这些孩子就是满大街地跑，野得很！我开始还以为进实验班要考试或面试，后来才知道，交钱就能进！”
我有点吃惊：“哦，有这样的事？”小弟说：“可不！所以我教育玉儿，自己不惹祸，别人想招惹你，你也不要客气。有一次，小龙打她，玉儿打不过，就用脚踹，踹得小龙趴倒在地，从那以后，小龙再也不敢惹她了，还称她为‘暴女’。”
小弟的一番“开导”，说得老公停下笔，笑了起来。他说：“这座江南煤城，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既发生过路矿工人大罢工，又策动过秋收暴动，这种传统，传到了今天，怎么会有了这样的社会之风？”
经小弟如此一说，我倒觉得，我们还是要教育小明做一个知书达理的文明孩子，不过，以后再发生小明与同学打架一类的事件，我也就淡然了许多，不再觉得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第一次转学
小明虽然经常与同学打打闹闹，但是第二个学期开学以后，赵老师在班上搞公开选举时，小明居然以高票当选为学习委员，玉儿少了几票，只当上宣传委员。
这既让我有点意外，又有点喜出望外：这么说，小明在班上还是受欢迎的！可是，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小明的作业明显地多了起来。语文作业通常是“词写五遍，字写一行”，然后还要家长配合完成听写。被称为“家作”的家庭作业之多，有时一天就要求在小字本上抄写四五页，搞到九十点钟都睡不成觉。其实，有很多生字生词，小明写上一两遍就会了，却仍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抄写，越抄越马虎，抄到最后，再不按照书上规定的顺序笔画，而是从下到上，从右到左，怎么快怎么写，把一个字“画”完为止，连自己都不认识究竟写了些什么。
这只是语文一门，还有数学呢！我当然也关心小明的学习，但更看重他的健康，何况，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就差，如此沉重的作业负担，让我不免感到忧虑。老公首先就沉不住气了，发了好几次火：“小明，不要抄了，去睡觉！不睡足八小时，会影响发育！”
小明不肯去睡，要坚持把“家作”做完。看着才刚满六岁的孩子，趴在台灯下面一笔一画地抄写着作业，我除了心疼，还能忍心要求他在完成数量的同时还保证质量吗？我曾婉转地向赵老师提过意见，要求她的作业不要布置得太多，孩子吃不消。
但她没有接受。因为其他老师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一直以来大家也就是这样做的，别的学校全都是这样做的。她觉得这很正常，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反倒感到意外，因为她认为这都是为了孩子好呀。
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小弟说，他干脆自己动手替玉儿抄起了作业。我没有这样做，怕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会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于是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这就是，每当小明要抄写生字生词时，我报他听写，如果报出的生字生词，他已经会写了，就只写一遍。开始小明很害怕，不愿这样做，怕赵老师会加倍地罚他，我说，没事，有事妈妈会去和老师说。
这以后，我为“家作”一事，又找过赵老师，找了之后，也只能好上几天，那几天的家庭作业确实减少了，但很快又都一切照旧，最后连我再去找的想法都没有了，竟感到了自己的无趣。
每到节假日，老师们可以在麻将馆玩个通宵达旦，可才六岁的小明，却要待在家里完成比平时更多的作业，我们想安排他到名胜风光区去玩一玩，去亲近大自然，增加点阅历，陶冶一下性情，也总是找不出时间。
我很苦恼。这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年前在德国菠茨坦附近走访的两所小学。教室宽敞明亮，地上一尘不染，我们在三年级的教室发现沿墙整齐地放着书包，老公曾拎起其中的一个，发现很沉，就说：“看来德国的小学生也有负担。”翻译要老公打开看看，老公打开书包才发现里面装的主要是玩具。德国老师介绍说，他们学校小学四年级以下一天只上半天课，是没有作业的；每个班都配有游戏室、图书室、手工室，孩子们自由进出，自己管理。上课有时就把孩子们带到校园的一棵大榕树下，听老师讲德国的民间故事，讲德国历史上有趣的事情。榕树的边上还辟有一片不小的菜地，一年级的孩子学习种洋葱，二年级的孩子种胡萝卜，三年级的孩子已经有经验了，就安排他们去种瓜果。学校最注重的是培养孩子从小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童年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他们的学习是多么的轻松而有乐趣。
再看看我的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就学得这么苦，他能拥有快乐的童年吗？我开始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觉得它并不适合小明，遂萌发了想为他转学的念头。
几年以后，当我回想到第一次为小明转学的原因，不禁哑然失笑：比起日后的那所重点小学，东门小学的学习负担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转眼工夫，萍城多雨的春天就结束了，太阳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脸。我们在妹妹家已经住了大半年，越来越觉得干扰太大，心静不下来。夏莲每天都是雷打不动地要出去打麻将，连午饭也要等妹婿下班回家做，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有时候就提前帮助做了。如果有一天她没外出，便会跑过来找我闲聊，张家长，李家短，一说说个没完，说某某麻友的老公一个月给老婆三千元专门用来打麻将；说某某的父母做生意一个月给小夫妻五千元，她从来不用出去做事。然后便开始诉苦，说妹婿赚钱太少，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了不少钱。我没办法再写东西，于是就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个事做，赚点钱贴补贴补家用呢？”
她却振振有词：“老公养活老婆天经地义，没本事养老婆，还结个什么婚呢？”
我实在听不下去，也就不客气地开导了她几句：“男女早就平等了，你看看周围有几个女人是闲在家里靠男人养活的？”
好在她是自己的妹妹，话轻话重，说过、听过，也就没事了，她并不生我的气。不过我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地方也是不能再住下去了，再说，小明在萍城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听朋友介绍，萍城的房子并不贵，于是我就和老公商量，准备选一处附近有小学的生活区，自己单独生活。
于是我们就开始四处看房。没想到经济欠发达的萍城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却并不落伍，新建的楼盘一片片地拔地而起，在全城各处遍地开花，几天跑下来，我们终于看中了文化街的一套两居室。
老公最满意的当然还是文化街的“文化”二字。那是城区中心地带新开辟出来的一条街市，老公说，我们吃的是“文化”饭，住“文化街”还不是天经地义！而我看中的是这个地段以及它附近的一所小学，只要穿过柑子园，下一个坡，就到了萍城的第一路“跃进路”，路对面就是北门小学。
我们选住处，其实就是在为小明选一所好点的学校。萍城老城区共有六所小学，北门小学的名声还不错，因为我们没有让小明也在萍城读中学的打算，所以也就不需要考虑该校的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升入重点初中。况且，二弟家的小欣就在这个学校读五年级，学校离他的家就更近，今后我们即便有事需要离开萍城一段时间，二弟还是可以帮忙接送小明的。
好在过去我就曾在这个区的政府里工作多年，一些当年的老同事、老朋友都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在萍城办点这样的小事还不难。于是，我给街道一位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小明转入北门小学的问题便很快解决了。
只是这事我并没有想过要征求小明的意见，以为他还太小，我们替他做主，也完全是为了他好；甚至没有对这所学校以及文化街的环境做更多的了解，以至后来不得不又一次为他搬家，为他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