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小明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年龄又大了一岁，他对周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了，虽然还不可能会公开地顶撞，对她布置的过多过烂的作业，也敢采取一些应付的小手段。比如，周老师要他们抄一篇完整的课文，小明往往是前面抄一段，后面抄一段，就把中间的漏掉。有一次，我检查小明的作业时，发现不对劲，课本上的那篇文章明明有几页书，怎么到了他的作业本上就只抄出一两面呢？仔细一对照，才发现他少抄了好几段。
我问小明，“你怎能做出这种糊弄老师的事？”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班上好多同学都这样做，反正交上去周老师也不会改！”
我问小明：“你怎么知道周老师不改？”小明说：“很多同学都知道。”
他说丁大鹏有一天把语文作业本忘在教室里，当天没有做作业，第二天上语文课小组长收作业本时，丁大鹏就把一个字也没写的作业本交了上去，结果，平安无事。丁大鹏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小天，王小天就在做完这天的语文作业后，故意用浆糊把那两面作业的一个角粘在一起，后来作业本发下来时，粘在一起的那两面原封未动。这消息传开后不少同学就都知道周老师每天光要同学做作业，自己却连翻也不翻。
我严厉地批评了小明，说：“妈妈不允许你再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表面上看你是在欺骗老师，实际吃亏的是自己。你是在为周老师念书吗？需要掌握的知识你一定要掌握，如果觉得作业太多实在做不完，妈妈也会为你签字。妈妈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于是这天我破例在小明没有完成的语文家庭作业上，签了字。
我不允许小明再干这种投机取巧的事，小明也不敢再在完成“家作”上耍小聪明。但周小萍老师布置的作业，却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为按时完成这些作业，小明常常会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时甚至深更半夜。
这天中午，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才吃过饭，正准备休息一会儿，就接到一个电话。
我问：“哪位？”话筒里传来一个女声，她说：“我是周老师。”
我一下警觉起来，猜不出她这时打电话会有什么事。忽然想到这几天我们的创作任务很紧，经常睡得很迟；而小明做作业也常做到很晚，有几天我们都睡过了头。
果然，周小萍在电话中提醒我要督促小明上学不要再迟到，说小明已经迟到几次了，搞得学校扣了她班上的分。
我感到十分抱歉，却也为小明感到委屈。作业布置得那么多，孩子要忙到半夜三更，能怨孩子迟到吗？
我很想当面向她提个意见，希望她能手下留情，减轻一点学生的负担。但一想到提意见容易，提罢意见的后果难料时，话已经到了嘴边，又硬是咽了回去。
我想别的孩子作业一样的多，人家可以不迟到；别的家长一样受罪，大家都不吭气，我何必再把周小萍得罪一回呢？
于是，我除了表示歉意，还保证：“请周老师放心，我们以后会注意。”我是谦和地笑着回答的。放下话筒后，我的心里很不舒服，一点倦意也没有了。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周五，小明一到家就叫苦不迭：“妈妈，今天的作业太多了！”
说着，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软抄本，递给我，让我翻开看。他说：“我都抄在上面了。”
这是一本有着八十八面的语文作业本，一周之前我才交给小明的，几天的工夫就已经基本上被他写完了，这天周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被小明抄到了本子的最后一面。虽然这是周六、周日两天的作业量，却有九项之多：
1，全部做完练习册；
2，订正卷子，请家长签字；
3，抄完二、三单元一点通；
4，抄第49页诗、77页三字经及第八课；
5，读背所有的课文，家长抽查签字；
6，作文《水的自述》，再写一篇自拟题目的作文；
7，每天在家长的帮助下听写四十个词语；
8，请家长监督复习所有内容，并检查作业成绩；
9，给自己写评语（性格、爱好、学习、品德、对以后的打算）150字，须家长签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两天的时间，居然要完成这么多内容的作业？周小萍老师疯了吗？
读背所有课文？注意，需要读背的，是“所有课文”！抄完二、三单元《一点通》？小明前几天抄了一个单元的《一点通》，就抄了整整九页纸，要求抄完两个单元，就是说，至少要抄十八页！有这个必要吗？这个《一点通》就很可疑，它既非正式教材，也非学校内定的教材，这是周小萍个人要求学生必须购买的。说白了，这个所谓的《一点通》，不过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打着“辅导教材”的幌子，看中的是数量巨大的家长们这一“消费者”的钱袋子。其实这种《一点通》在市场上有好几种版本，而周小萍偏偏指定她的学生只能买这一种版本，为什么指定这一本，除了周小萍没谁会知道。望着这样一张作业单，我实在想不通：不说这个双休日要成了小明的双忙日，怕是他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做不完这么多的内容啊！我想换上周小萍自己，她又能在两天的时间内完得成吗？她在开出这么个“家作”的“大单”时，就没有想过，孩子们要完成它需要多少时间？要耗费孩子们多少精力？它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它真的就能够帮助学生考出好成绩？她也就能够因此在学校的“考评挂钩”中赢得胜券吗？
她是不是又会在这种虐待孩子与加累家长的“工作”之中，获得一份成就感呢？
现在孩子们的作业多，我和老公已基本接受了这一事实。甚至认为，必要的负担还是需要的，成就学业是这个阶段孩子们必要的责任与义务。想学好就会有负担，这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谁又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十年寒窗苦”，哪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呢？所以，开始发现小明发牢骚时，我还极力劝说他不要怕吃苦，大家的作业都是这么多，人家能完成你也就应该去完成。我还拿出了科学的根据，说我们所学的知识，大脑会有不同程度被遗忘的特点，做作业就是对所学知识的复习和巩固，孔子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嘛！但小明只听不说话，我就知道他不开心。谁知这事越演越烈，发展到现在如此大量、如此随意的作业已让孩子们不堪重负，已经严重挫伤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探索的天性、自由广阔的思维，还有最最重要的学习热情！
我随手翻看了一下小明做过的作业，发现通篇都是抄字抄词，抄近义词反义词、抄课文以及抄句段赏析，抄得满满当当；而经周老师审阅批改过的却极少极少，她的批改顶多也只是划个简单的“勾”或打个“叉”，依然看不到一句批语；其中，一首明朝于谦的《石灰吟》，仅这个本子上就已经被小明抄了七遍！
我把小明这个蓝色的软抄本递给老公，老公看了一会儿，问小明：“一个单元有几篇课文？”
小明说：“五篇。”老公一句话没再说，拿着软抄本进了书房。他打算好好地研究研究。我摸摸小明的脸，心疼地说：“妈妈知道你这些天很辛苦，今天晚上咱们放松放松，作业留到明后天再做，至于那个《一点通》，你能抄多少就抄多少吧。”小明有些犹豫，说：“《一点通》还是按周老师的要求抄完吧，我今天晚上就开始抄。”
我说：“《一点通》的句段赏析你不是都已经抄过一遍了吗？再抄，妈妈觉得没有必要。”
小明强调：“周老师说了，少抄的要罚一百遍！”我说：“今天晚上你就休息吧，玉儿姐姐晚上要到我们家里来，妈妈请她们一家过来吃饭，你去看看他们下楼了没有。”小明这才高兴地跑到阳台上，去等玉儿了。我很烦躁，炒菜的时候将锅铲敲得“嘭嘭”响，以至小弟他们进了门，我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小弟媳发现了我的异常，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说，“还不是小明的事。”每次两家人聚在一起，老公和小弟都要端上两杯，我和弟媳也会喝点儿红酒，那天也没例外。
我们边喝边聊。老公问小弟：“玉儿最近的家庭作业多不多呀？”
玉儿没等小弟开口，就抢着回答：“语文不算多，数学很多。数学每天除了一张试卷，另外还要做二十道应用题。”
我听了，说：“这么多，做得完吗？”
弟媳接上说：“这学期玉儿班上换了一个姓钱的班主任，就是夏莲姐的那个高中同学，听说她还是东门小学最好的数学老师，专带毕业班。钱老师非常严格，发现谁到现在连运算都没过关，她不但会撕学生的本子，还会打人，学生都怕她。玉儿开始很不适应，总是做不完作业，还哭过好几次，现在才算调整过来。”
看得出小弟媳对这位严格的钱老师并不反感，似乎还有几分赞赏。玉儿这时问小明：“你们的作业多吗？”小明说：“正好与你相反。我们数学作业不多，语文太多，每天都要抄写好多好多东西，有时每天就要写一篇作文！”玉儿说：“我的作业还不算最多，钱老师在家里带的那些学生才叫多，他们比我们每天都要多做一张卷子。”我对校外辅导班很敏感，就问：“她带多少学生？”玉儿说：“二十多个吧。大部分也都是我们毕业班上的，还有两个好像就是南门小学的。”我表示怀疑：“这钱老师既担任你们的班主任，每天要批改那么多的作业，家里还带那么多孩子，她是铁打的吗？”玉儿笑着，很神秘地说：“告诉你们一个最新消息：钱老师昨天还打着吊针给我们上课呢！”老公甚是吃惊：“有这样的事？吊着水上课，为了赚学生的钱，命也不要了！”
玉儿和小明吃完了，两人想玩会电脑，我同意了，他们就高兴地跑进了书房，还关上了门。
这时候小弟开口了，他问我们：“猜猜看，钱老师一个月的额外收入有多少？”
我说：“五六千吧？”小弟说：“说少了！”老公不相信：“还能有七八千？”
小弟放下筷子，伸出左手的一个指头，说：“她收的学生有的还就住在她家，在她家吃住，加上辅导的，一个月是一千二百元；只吃一顿晚饭，带辅导的呢，七百。她收了二十多个学生，你算算吧，除去成本她一个月少说也要净赚个一万多！”
老公感叹道：“生财有道呀！我这个一级作家抵不上她一半的收入。”弟媳说：“玉儿见班上好多同学都去了钱老师家，也想去，你弟弟坚决不同意。”
小弟没好气地说：“学校的作业已经够多了，再到她家做卷子，还不把玉儿的脑子做坏了？说白了，钱老师搞的也就是题海战术，一个小学生，有必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做习题吗？”
如此看来，钱老师的数学作业比起周小萍的语文作业来，还真是旗鼓相当了。我在想，如果小明那时没有离开东门小学，还在玉儿这个班读书，不知道本来数学就不太理想的小明会不会被逼疯？
就在这时老公进了书房，他把小明那个蓝色封皮的软抄本拿了出来，翻到最后一面对小弟说：“我和你姐姐早就想和你们聊聊小明学校的问题，听听你的意见。一个双休日，周小萍老师竟然给学生布置了九项语文作业，其中就有两篇作文。她说是在帮助孩子们准备期末考试。这么大的作业量，我真担心小明再在这个学校呆下去，会厌学的。一个才十岁的孩子就开始厌学，问题可就大了！”
我说：“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多作业，玩的时间很多，学习也就跟玩儿似的，但学得一样很好。斯宾塞就说过，教育应该是快乐的，当一个孩子处于不愉快的情绪中时，他的智力和潜能就会大大降低。这位英国哲学家一百年前就过世了，他的话，就好像是在为今天中国的孩子们说的。这么重的学习负担，孩子们哪还有学习的兴趣，这是在扼杀他们的智力和潜能，在葬送孩子！”
小弟看罢小明的作业单，不由也倒吸一口冷气，说：“哎呀，确实太不正常！就说作文吧，那是需要平日经常训练的，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周小萍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她也就不能教语文了！”
老公按捺不住激愤地说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只是一种知识教育，知识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力，教育学家熊丙奇的研究已经表明，它在一个人未来人生中的作用仅占到百分之二！一个孩子将来立身于世，更需要的是学习的能力、思维的能力、观察和沟通的能力，而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制造的是考试的机器！周小萍这样做不仅会毁掉小明，还会毁掉一批孩子。我很想去见识见识她们的校长！”
小弟马上提醒：“这事要慎重。你就是去找了校长，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搞不好最后吃亏的是小明。”
老公说：“大不了不在这里上学了。”我想了一下说：“玉儿她们班上不是已经换过班主任了吗，南门小学也应该换些有水平的老师来带六年级，她周小萍根本没有能力再教毕业班。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找校长反映反映。”
小弟媳也提醒说：“即使你去找校长，我觉得也应该以不露面为好，谨慎一点没坏处，首先得考虑到小明不要受到伤害。”
老公说：“那就先给校长打个电话试试。”
与校长的对话
二〇一一年的一月十一日，正是农历十二月初八，萍城下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虽不大，却很密，很快就在小区的桂花树和草坪上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
因为天气寒冷，早上又睡过了头，送小明出门时已是七时四十。赶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过来了两趟公交车，全都爆满，司机连车都没有停哧溜一声就开过了。想打的，又压根儿就见不到出租车，偶尔来了一辆也是载了客的。眼看不能再这样干等了，我只得带着小明穿过长兴桥，跑到煤矿医院的门口去拦远郊进城的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