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诉他，说：“假如有位尊长给你礼物，你心里先琢磨，他这些东西得来是否合乎义理、正当不正当？然后再收下来，那便是轻慢不恭敬，所以不要推却才好。”
万章继续问下去：“那不要明显地说不要，而心里准备要推却，暗想‘这些东西全都是从别人手里取得的不义之物’，于是便用另外的托词婉言推却，这样做是可以的吧？”
孟子说：“只要他以道义相交，以礼节相待，即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
万章说：“如果有个人，他在郊外横行，劫人财物，但他与我以道义结交，按照礼节馈赠于我，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吗？”
孟子说：“不可以。《书经·康诰篇》上说：‘杀了人，还劫取了他的财物，这样的人，凡是百姓，没一个不怨恨他的。’这种人，不必经过教戒就可以诛杀。这种刑法，殷朝受自夏朝，周朝受自殷朝，都没有话说，现在更是如此了。他的馈赠怎么可以接受？”
万章还是不服气，说：“现在的诸侯索取百姓财物，和强盗抢夺没什么两样，假如他用完善的礼节来馈赠，君子就可以接受吗？请问，这该怎么说？”
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个圣王出来，就会把现在的诸侯一律都诛杀吗？还是先教训他，等他不肯悔改，然后再杀呢？至于说盗，就是把不是自己所应有的东西取来。这句话，原是推义理到尽头的说法罢了，而不能把诸侯比做强盗。
“从前孔子在鲁国做官，鲁国人每逢祭祀都去打猎，争较所得的多少，称之为猎较。孔子也随同他们一起做。这种不合理的猎较风俗，孔子尚且随从，何况是收受诸侯所赐的礼物呢？”
万章说：“这么说来，孔子做官，也不是以行道为宗旨了？”
孟子说：“孔子是以行道为宗旨啊。”
万章说：“既然以行道为宗旨，怎么会随俗去猎较呢？”
孟子说：“孔子先立簿册，规定宗庙祭祀的器皿，没有把鲁国四境很难得到的食品载入簿册作为规定的祭品，他就是想把猎较的风俗逐渐改正、废止啊。”
万章说：“孔子这种做法最后没有行通，那他为什么还不离开鲁国？”
孟子说：“孔子是想以此事来开始行道，若这个开端可行，那他的道也就可行了。因为他的道不能行，最后才不得已而离去。所以孔子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待过三年之久。孔子做官都依义，有的因为看到可以行道，有的因为接待有礼，有的由于国君诚意养贤。在季桓子时候，是因为看到可以行道才做官的；在卫灵公时候，是因为接待有礼而任职；在卫孝公时候，是因见国君诚意养贤。”
孟子与万章的这一段冗长的对话，说明了圣贤们交际和辞受进退，都依照道义而行。有人说，万章喜好谈论古人，博学杂取，包括一切稗官野史。所以，他连古圣先贤都会存疑。孟子对他的问题也不厌其烦地详加阐述。
诲人不倦
公孙丑虽没有万章那样对很多事都存疑，但他喜欢追根究底，问话也很坦诚、大胆。例如前面讲到的，他曾问孟子如果在齐国执掌政权后，能不能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又问到孟子如果出任卿相，就能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是否动心等。因为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孟子的言论只是表面上的仁义，其实功利心未泯。通过孟子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大家更加了解了孟子的人格。
公都子问孟子说：“全国的人都说匡章不孝，老师却与他来往，还礼貌相待，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第一种是手脚懒惰，不管父母供养；第二种是不务正业，赌博喝酒，不奉养父母；第三种是喜好财物，偏好妻子儿女，不顾父母衣食供养；第四种是放纵自己，只顾满足自己私欲，而让父母蒙羞；第五种是经常与人打斗，并连累父母。而章子有其中一项吗？
“章子枉受不孝之名的原因是他请求父亲归向正道，而导致父子意见不合。责备向善，是朋友间相处之道，但是父子间责备向善，是最伤害亲情的。章子心里何尝不愿意有夫妻、母子的天伦呢？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被父亲驱逐，不得近身奉养，也只好休退妻子，摒绝了儿子，终生不受奉养。他是用心良苦啊，如果不这样做，他的罪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我为什么不和他来往呢？”
公都子又问孟子关于好辩的问题。孟子曾详详细细地向他解释说，并不是好辩，而是不得不辩啊。
用世俗的眼光看，孟子和匡章的交往似乎有违世俗，因为匡章是齐国大将，他握有军权，有人认为孟子是在笼络他。其实，孟子深深了解匡章的为人和遭遇。据说匡章的母亲被父亲杀了，埋在了马房的地下，匡章屡次恳求父亲把母亲改葬，结果惹火了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匡章甘冒不孝之名而没有为自己申辩，难怪不明白内情的公都子也要向老师发出如此责难。
孟子的这份勇气，可以解释为“唯仁者敢爱人”。他在齐国时对齐王的宠臣王不予理睬，可解释为“唯仁者敢恶人”。这种精神和勇气，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
后来匡章率军抗秦，大胜秦军，齐王为了酬功，下令把他的母亲改葬。过去大家都认为是他不孝，直到这时才真相大白，他因此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颂和赞扬。
孟子还曾经与弟子们谈论出仕为官的事情。周霄问孟子：“古时候的君子，也出去做官吗？”
孟子说：“是的。古书上说：‘孔子如果有三个月没做官侍奉君上，心里就会十分渴求。他丢掉官职到别的国家去，车上一定会带着进见君上的礼物，希望能在别国得到官位。’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古时候的人，三个月不做官侍奉君上，亲友们就要慰问他了。’”
周霄说：“这是不是太性急了？”
孟子说：“士人失去官位，如同诸侯失去国家一样。《礼记》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田地，拿出了供祭祀用的米谷；诸侯的夫人亲自养蚕，拿出祭祀时穿的衣服。如果祭祀用的牛羊三牲不够肥壮，盛在祭器里的米粟不够丰洁，该穿的礼服不够完备，就不敢举行祭祀。士人失去了官位，就没有了祭祀的圭田，也就不能举行祭祀。’由于特设的三牲、祭祀用的器皿、该穿的礼服等三项都不能完备，就不敢祭祀，心里当然也安逸不得，这还不值得慰问吗？”
周霄说：“失去官位出国，车上一定要带进见君上的礼物，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士人外出做官和农夫耕田一样。农夫难道会一出国界，就把犁锄丢掉吗？”
周霄说：“我们魏国以前本是很强大的晋国，也是做官的士人很愿意来的国家，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急切的。既然士人这样急切地想要做官，但那些有学问道德的君子却又很难外出做官，这是什么原因啊？”
孟子说：“男人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能找个好妻子；女子生下来，父母总希望他找个好丈夫。做父母的这种心，人人都有。假如不等父母命令、媒人说合，就私自在墙壁上挖一个洞互相偷看，甚至翻越墙头随人私奔，那他们的父母及全国人民都会轻视他们。
“古时的君子并不是不想做官，只是憎恶不用正道谋取。不走正道做官的，全是一群挖壁爬墙的贱人啊！”
孟子还说：“做官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娶妻为了续嗣，不是为了服侍，但有时也是为了服侍。但是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就应该辞去高位任职低位，辞去丰厚的俸禄而接受较少的俸禄，例如看守城门和敲更守夜之类的最合适。孔子从前也曾因贫穷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当时他曾说，只要米谷出入的数字计算得没错误就可以了。他还做过管理园圃的小官，他说，那只要牛羊肥壮长大就行。小官谈论国家大事，有越职之嫌，但是作为朝廷的大官却不行大道的，才是真的可耻。”
孟子认为做官就是为了行道，不一定因为贫穷，如果因贫穷而做官，就不要贪图禄位。但做大官的人，如果不行大道，那是可耻的事。
孟子还谈到了为政之道，他说：“仁厚的言论没有仁厚的声誉让人感动；好的法令制度，不如好的教化让人信服。好的法令制度，是让人因畏惧而服从；好的教化，才会受人爱戴。好的法令制度，能够得到人民的财富供给；好的教化，可以让人民真心悦服。”“有一种人，他侍奉国君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国君的私意来博取宠悦；有一种安定国家的臣子，他服务国家，以国家的安定为乐；还有一种人是尽天理，他看清楚自己的道理能够施行于天下，然后出来侍奉国君以便行道；还有一种有最大学问、最高道德的人，他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心，然后再去匡正天下的万事万物。”
曹交问孟子：“人人都能成为尧、舜吗？”
孟子说：“是的。”
曹交又问：“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我现在身高九尺四寸，却只会吃饭，怎么才能成为尧、舜呢？”
孟子告诉他，说：“这与身高没什么关系！只要努力去做就行了。例如这里有个人，他的气力小得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算是没力气的人了。现在据说能够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应该算是有力气的人了。这样看来，能够拿得起古时候的力士拿的重量，也就算是大力士了。一个人难道还怕有什么做不到的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慢慢走在长辈后面，表示对长辈的恭敬，这叫悌；相反的，很匆忙地走在长辈前面，叫不悌。走慢一点，难道做不到吗？只不过是不肯做罢了。
“尧、舜的道理也只是‘孝’、‘悌’二字。如果你穿着尧所穿的衣服，讲尧所说的话，做尧所做的事，那你和尧就一样了。如果你穿着桀所穿的衣服，讲着桀所说的话，做着桀所做的事，那你就和桀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