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垄断。殖民地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民政，也没有提供过任何兵力来保卫母国的国防。母国在殖民地的主要利益，就是这种垄断的贸易。这种垄断，就标志着这些殖民地隶属于我国，也是我国从这种隶属中唯一能获得的东西。英国用以维持这种隶属关系的费用，其实就是为了维持这种垄断。在目前的扰乱事件发生之前，殖民地平时编制的军费，一般是二十个联队步兵、炮兵队、军需品的费用，以及他们所需的特殊食品和海军力量的费用。维持这些海军，是为了戒备漫长的北美海岸和西印度海岸，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的船只。以上平时编制的全部军费，只是英国花费在殖民地上的费用的一小部分，但仍然是英国财政的一个负担。而英国所花费的全部费用，恐怕得在这个平时编制每年花费的军费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费用利息，还必须加上上次战争的全部费用和以前战争的大部分费用。上次战争纯粹是殖民地战争，无论是对谁，德意志或是东印度，其全部费用都是为殖民地而花费的。费用总数在九千万镑以上，它不仅包括新的借债，而且包括每镑一先令的地税，以及每年的减债基金。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也主要是殖民地战争，其主要目的是对殖民地与西班牙秘密通商的船舶进行搜查并予以阻止。这次的全部费用，可以认为是维持垄断的奖励金。提出它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奖励、发展英国制造业和商业，但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使我国商人将大部分的资本投入周转较慢、期间较长的殖民地贸易中去。如果奖励金能阻止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发放奖励金也是值得的了。因此，目前英国对殖民地的经营管理，与其说有所得，还不如说是亏损。
世界上任何国家以前和将来都不会采纳的提议，就是让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所有统治权，让它们自主选举地方长官、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对外宣战或媾和。就算某个地方提供的收入很少并且很难统治，但还是没有一个国家会自动放弃这个地方的统治权。因为虽然这种放弃符合一国的利益，但是它会损害一国的威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放弃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个人利益，它会剥夺他们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的处分权，以及剥夺他们从那里获取财富和名誉的机会。对他们来讲，在统治最****不安并且对人民最不利的地方，他们往往就能取得这种利益的处分权和机会。因此，即使是最喜欢幻想的人，也不会同意采纳上述意见。然而，假设英国真的采纳了上述提议，那么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每年为殖民地支付的全部军事费用；一方面可以和殖民地订立自由通商的商事条约，其结果和目前所享有的垄断权的结果相比，对人民大众是更为有利的，虽然不怎么有利于商人。这么一来，殖民地和母国，就会像相距很远的好朋友，目前的一些不和睦也会消除，殖民地对母国的感情也会恢复。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者，他们不但会尊重商事条约，将来还会在战争和贸易上给我们帮助，和我们成为忠诚、亲密的同盟。那时，我们和殖民地的关系说不定就和古希腊时期那样，殖民地和母国不仅有父母之爱，而且还有孝敬之心。
一个有利于帝国的省份，必须做到平时对国家提供的收入，一方面可以支付自己平时编制的全部军费，另一方面还可以按比例维持帝国总政府的费用。
每一个省份都应当多少负担帝国总政府的费用。如果有某些省份不按比例负担这种费用，那么各个省份对帝国总费用的负担就不均匀。由此可以推出，向帝国提供的特别收入，要和平时的经常收入保持相同的比例。人们也许会说，对于英国的全部收入来讲，英国从殖民地取得的经常收入与特别收入并没有保持一个这样的比例。有人说，因为垄断使英国人的个人收入增加了，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纳税能力，也就补偿了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然而，前面已经谈到，对殖民地来说，赋税沉重的这种垄断，只会增加英国特定阶级的人们的收入，而不会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不会提高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反而会减少他们的收入，降低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而这些因垄断而增加收入的特殊阶级，是不可能缴纳比其他阶级更多的赋税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从这些特殊阶级的身上获得特别收入。我会在下一篇中谈到这个问题。
殖民地的征税，可以由自己的议会进行，也可以由英国的议会进行。母国几乎不可能控制殖民地议会。殖民地议会为了任何时侯都能维持本地的民政和军政，并且能够按照适当比例维持英帝国总政府，需要从当地人民那里征收足够的公共收入。接受君主监督的英国议会，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这样的管理制度的，换句话说，才开始了他们自己征收赋税，来满足本国民政、军政的需要。英国君主对议会的控制方式，是将大部分的高级官职以及这些官职的权能分配给了议会的个别议员。离君主很远的殖民地议会数目多且分散，而且组织又很不一致，因此，君主不能也绝对不会采用上述相同的手段来控制殖民地议会。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将英帝国总政府的大部分职位或这些职位的职能，分配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而使他们违反民意向选民征税，来维持总政府。这样的话，总政府的俸禄，就基本上都分配给他们不认识的人了。还有一点是，英国政府对于各个议会中代表的相对地位并不是很了解，采取上述方法时，可能会犯错误。因此，上述那种控制的方法一点也不适合殖民地议会。
还有就是，对于整个帝国的国防经费和维持费，殖民地议会不可能是适当的判断者。这些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不会被委托来处理这样的事务，也不会常常获得这方面事务的信息。虽然省议会，例如教区委员会，能够对所属地域的事务作出适当的判断，但他们无法对有关整个帝国的事务作出适当的判断。
就连本省占全国多大比例，或者本省与其他省的重要性和富裕程度的比较这种事务，他们恐怕都不能作出适当的判断，因为他们并不能了解和控制其他各省的议会。因此，只有能够了解和控制全国事务的议会，才能对整个帝国的国防和维持的需要，以及每个省应负担的比例，作出适当的判断。
有人提议，由英国议会决定殖民地应缴纳的税额，并且殖民地各省的议会可以按各省情况决定最适当的纳税比例。这样一来，了解和控制全国事务的议会就决定着有关整个帝国的事务；各殖民地的议会就决定着自己当地的事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殖民地没有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议会所决定的征税数额也不会不合理。因为，英国议会从来没有给过他们过重的负担。例如，根西和泽西两岛，它们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议会，却比其他省缴纳的赋税要少。虽然英国议会想要行使他们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力，但到现在为止，英国议会甚至没有要求殖民地人民按照国内人民纳税的比例来纳税。另外，如果殖民地纳税与土地税的增减成正比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只有在对自己的选民征税的同时，才能够对殖民地征税，其实就相当于殖民地派驻了代表在英国议会里。
其他帝国也有过这样的先例，即各省不按相同的办法和标准征税，君主在决定各省应纳税的数额后，只需再决定一部分省份的纳税额，而由各省议会自己决定纳税方法。在法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君主既决定一些省份的纳税额，又决定它的纳税方法；而对另一些省份，君主只决定纳税数额，而由他们自己的省议会决定纳税方法。这样的话，英国议会对殖民地议会的政策，与法国国王对能够组织议会且组织得很好的省议会的政策，其实是一样的。
按照上述政策，殖民地人民并不用担心他们对母国的负担会超过国内人民应承担的负担，然而，英国议会却有理由担心殖民地对国家的负担达不到国内人民应承担的负担。与法国相比，英国已经巩固了对那些能够组织议会的省份的统治权，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英国一直没有确立这样的统治权。只要殖民地议会不愿意（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愿意），他们就会有很多借口逃避或拒绝英国议会哪怕是最合理的征税。例如，如果爆发了英法战争，议会要求立刻征收一千万镑来保卫帝国的中心地，那么必须由议会用某项基金作担保，向人民借贷这笔款项，并支付利息。至于基金，议会会提议一部分在国内征收税款，另一部分向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议会派征。然而，殖民地议会认为他们离战地遥远，和这件事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因此，募集这个基金，主要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意愿。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会不会根据这个基金的担保而立即借贷款项呢？这个基金所借得的货币，也许会比英国国内征得的税款要少。但是，战时借贷的全部债务，还是和以前一样，一部分由英国来偿还。也许自有世界以来，只有英国一国在开疆辟土时不断地增加费用，然而却没有增加它的收入。其他国家，往往会以帝国防卫费的名义从其所属地方征收绝大部分税款，以减轻自己的负担。然而，英国往往由本国来负担全部的费用而解除从属地方的负担。因此，如果要使英国和其所属殖民地（法律认为的）处于平等的地位，议会就必须在派征赋税政策上采取一些手段，避免殖民地议会逃避、拒绝纳税。不过，到底采取怎样的手段，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假设英国议会拥有可以不经殖民地议会同意便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那么殖民地议会的重要地位和英领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也就完全没有了。
人们之所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是为了取得重要的地位。而一个自由政府的安定和持久，要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导人（上层阶级）的重要地位如何保持。
因此，国内的派别活动，就是其领袖人物为保持自己的重要地位，而不断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美洲的领导人物也想要保持自己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议会（他们认为其权力与英国议会相当）成为了英国议会的下属机构或执行官，也就是他们的议会没有了自己的权力，那么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也就丧失了。于是，他们像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一样，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提议，哪怕会引起武力冲突，他们也要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
罗马共和国国力逐渐衰微之时，负有保卫国家重任的罗马同盟国，趁势要求与罗马市民享有同样的特权。当共和国拒绝了它们的要求时，内战便爆发了。最后，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按照各同盟国的独立程度，逐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市民的特权。目前的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即议会要求对殖民地征税，而殖民地以未派代表参加议会为由拒绝这种征税。英国为了继续保持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服从，应当对那些想要独立出去的殖民地采取以下措施，那就是：允许他们按照国内税的比例纳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使他们和国内人民享有相同的地位；随着纳税额的增加，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也可以增加。
这样，各殖民地的领导人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保持自己重要地位的方法。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运气非常自信，认为从殖民地这张小彩票获得小奖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想要从英国政治界这张国家大彩票中获得大奖，来保持他们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这样，他们就会自愿地服从母国的统治了。我们都需要明白的是，如果用武力迫使他们服从，那么其中流的每一滴血，都是我们人民的血，或者为了我国人民的人的血。因此，那种以为时机一到便可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的想法是愚蠢的。目前来说，那些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主持人，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那里，小商人、商人、律师，变成了政治家和立法者，他们为一个广大的新国度制定新的政体，并扬言那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结果真的会是这样。大约只有五百人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然而却有大约五十万人听这五百人的号令，当然，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地位的重要性提高了。可以说，美洲政党中的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地位不仅比以前高，而且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地位要高。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自己的地位，除非有新的更高的地位来诱惑他们。
“我们在饶有兴致地了解一些关于同盟的小事情时，并不知道当时那些事情发生时有多少人认为它们并不重要。”亨诺主席以前说，当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比较重要。那时流传下来的大部分记录，也都是由那些愿意记录，并且夸大自己重要地位的人记录的。我们都知道，巴黎市曾经为了保卫自己，抵制那位被认为是最好、最受人尊敬的国王，因此遭受了一次大的饥荒。当时参加抵制活动的大部分市民或其领导者们，由于担心一旦旧政府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消失，因此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拼命奋斗。在我国目前的状态下，除非我们能说服殖民地与我们结合，不然的话，它们就会来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母国，就像巴黎市抵抗他们最好的一个国王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