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也是我们在阿尔勒的最后一天，卢西恩招待我们和意大利摄影家佛朗哥·丰塔纳（Franco Fontana）与几位其他友人看斗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丰塔纳热情豪爽，夫人是典型的意大利美女，时髦艳丽。他的摄影事业非常成功，是来阿尔勒朝圣的年轻人的偶像。
阿尔勒的斗牛表演，情形大致与本书之前描述的塞维利亚斗牛相同。只是阿尔勒的场面比塞维利亚更华丽，噱头较多，带给我们的震撼也更大。毕竟，在此之前，我们只从电影上看过斗牛，拍得再逼真，与令人战栗的现场终究有差距。
那生平所看的第一场斗牛，令我们极为不忍，还没终场就先行离去。和卢西恩打招呼时，他正拿着相机在场子里跑来跑去地抢镜头，笑呵呵地与我们挥手，银白色的头发在金色阳光下飞扬，看来十分可亲。在创作中的他，显得单纯又快乐。
聪明绝顶、精力充沛的卢西恩非常精干，又非常复杂，在台北和阿尔勒看到的他，时而感性，时而理性，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冷酷异常，时而温柔细腻，时而犀利跋扈，变化快得让人跟不上。想到他来台北时，曾跟我们谈及童年时期与寡母相守的贫苦和青年时期形单影只地力争上游……
在阿尔勒的所闻所见，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能力，同时，衷心希望他会有个福厚的晚年，不必永远都像陀螺一般地在名利的圈圈里打转。
再访阿尔勒
尽管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影响力逐年减低，但她带给全世界摄影人士的影响和启发都是不可磨灭的。
拍了20多年照片的我，第一次去阿尔勒时，特别关心摄影者的处境，也很能体会他们的心境。没想到第二年再去阿尔勒，我成了个办杂志的人，并且配合当届摄影节，出了一本专刊（《摄影家》杂志No．3“Arles‘92特辑”）。世事变化，我们第二次再去阿尔勒，观察事情也有了不同的角度。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阿尔勒所经历的事情，就和上-次大不相同了。上一回是观察、玩耍的性质大，这一回可是结结实实来干活的。
筹备阿尔勒摄影节专号
决定做这本专号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幸好，我们驻巴黎编辑法兰克·霍瓦特（Frank Horvat）是个效率奇高的人，同时也拜传真机以及国际快递服务所赐，让我们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但把杂志编好、印好，还空运了1000本去阿尔勒摄影节会场。除了作为摄影节的公关刊物，也是我们这本杂志在国际上的正式露脸。
现在回想起来，那阵子的忙碌与紧张，真是和打仗没什么两样。
摄影节的公关处在巴黎，从他们寄来的资料显示，那一届的摄影节并无特定主题。此外，所展出的内容也比上一届要逊色。我们得到了充分配合，可以自由按喜欢的方式编这本专号，不必迁就主办单位。考虑之下，我们采用了当届最受瞩目的三个大展为素材，作者包括已逝的西班牙国宝--荷西·奥尔蒂斯-埃查圭、英国新闻摄影的重量级人物唐·麦库林（Don McCullin）以及英国年轻一代摄影家中蹿红极快的马丁·帕尔（Martin Parr），此外，再加上那时还在世的台湾本土摄影家张才，以及大师威廉·克莱因的专访与作品。
作业初期，外国人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周到，着实让我们手忙脚乱了一阵子。首先，埃查圭的家属只愿意让大师的作品在阿尔勒展出，不允许媒体披露。因此，纵然我们已有从其他渠道得来的高质量作品复制正片，也不能使用。幸好巴黎“观察图片经纪社”（Agence VU）的总裁克里斯蒂安·柯若勒（Christian Caujoll）费尽千辛万苦，及时取得埃查圭50张影像的代理权，这也使我们的刊载计划露出了曙光。
柯若勒很愿意让我们使用这些照片。问题是，我看中的好几张精彩作品都不在这50张范围之内。虽然求好心切，想呈现埃查圭最好的作品，无奈一再努力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就这50张影像重新挑选、编辑。更可惜的是，图片社寄来的复制作品，质量不是很好，但迫于时间逼近，也只有无奈地用了。
唐·麦库林的情形也很特殊。他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里，所拍的照片都一定要由自己亲自放大。在暗房里的他就像修道院的僧侣一样，进行的不只是技术工作，还是心灵苦修。他放照片的速度很慢，直到摄影节逼近都还没放完展览照片，更别提给媒体的制版材料了。
最后，在“联系图片经纪社”（Contact Press Image）总裁罗伯特·普莱奇（Robert Pledge）的协助下，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麦库林作品用快递寄给了我们。打开包裹时，我真是感动极了，因为每张照片都是展览尺寸，用的是百年保存的纤维纸基相纸，而不是一般专供印刷用的制稿照片。由此可见，我们的杂志是如何被国外的专业人士看重。
马丁·帕尔的材料比较好解决。他是“马格兰”的储备会员，跟总部接洽后，非常适合印刷制版条件的复制正片，很快就由快递寄达我们手中。
《摄影家》风头健
一切安排妥当。等我们到阿尔勒时，法兰克和夫人维荷妮克已经在等我们了。爱摆派头的法兰克为我们两对夫妻订的是既不舒服又昂贵的“阿拉坦”（Arlantan）旅馆。“因为，最重要的与会人士都住这里。虽然贵了点，可是联络事情方便！”
阿拉坦是由古迹改成的，在摄影节期间不但一房难求，店家还会挑客人。传统上，阿拉坦提供的露天中庭与后院，会作为摄影节各方人士的交谊场所。在这儿，初出道的摄影家捧着照片来求教，媒体机构与经纪人则是趁机物色新秀。在摄影节期间，阿拉坦俨然就是个小市集。投宿这儿的确很神气，不过，不得安宁之感也油然而生。
抵达阿尔勒那天已是摄影节前夕，一见面法兰克就告诉我们，航空货运寄送的杂志、海报都已安然抵达，只等派送。主办单位的所有人都忙得人仰马翻，不能提供任何支援，我们一切得自求多福！
法兰克不但是极优秀的自由摄影师，也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组织和执行能力更是没话说。在我们的招待之下，他带着夫人来为杂志做公关、找材料；在为我们翻译之余，也顺便为自己接洽几件工作。以法兰克在法国摄影界的声望与资历，自然不能要求他放下身段与我们一起干活。
好在上回来过，一切不陌生。内人和我领着那时才11岁的儿子，一家人赶紧开始部署。
首先，所有杂志得送交大会的印刷品控制中心，由他们统筹分发到各展览据点、书报摊。我们徒步徒手把一箱箱杂志搬到几条街外的收书地点，然后走遍阿尔勒的大街小巷贴海报。由于海报讨喜，经常前脚贴完，后脚就被人撕走，搞得我们又要补贴。一路上不时有年轻人跟我们要海报，我们也欣然地送出一张又一张。
上次见过的熟面孔再度出现在街头。欧洲人旅游方便，不需办任何手续，就可像在自己国度那样随时出入他国。很多摄影人干脆把每年7月到阿尔勒当例行度假，在摄影节期间看到的欧洲人比美洲人多多了，亚洲人寥寥可数。
当年去阿尔勒的东方人很少。1991年，除了我们，只有几位日本人。第二年去，黄种人就多了些，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七八位韩国摄影者。他们携带作品组团而来，由一位住在巴黎的韩国籍女士当翻译和经纪人，颇有计划地带着他们推销作品，只是看起来效果不彰。另外，我们也遇到了几位由台湾去的留法学生。
我们的杂志很快吸引了与会人士的注意，看到许多外国人手里拿着《摄影家》在翻阅，感觉真是好！消息传得很快，走在小街上，开始感觉人们朝我们指指点点，有时跟人聊上几句，他们就会好奇地问：“能办这么精致的杂志，一定是有企业在背后支持吧？”我和内人听了，就乐呵呵地互指彼此是“那个大财团”！
之后在阿尔勒的一个礼拜，我们成了很多摄影者追逐的对象，也被一些外国同业另眼相看。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惊讶，听朋友说，欧美各国工会力量强大，拍照的不能编辑，编辑的不可设计，设计的拒绝督印，督印的不撰文，撰文的毫无可能搞发行、找广告。像《摄影家》这样的杂志，少于三十个职员办不了。
有一天，法兰克笑花了脸，说：“法国文化部摄影文化遗产保存局（Mission du Patrimoine Photographique）的局长皮埃尔·博诺姆（Pierre Bonhomme）来找我，他对《摄影家》大为激赏，希望跟我们合作一期专号。此人平常架子大得不得了，在巴黎想见他一面很不容易，没想到现在他自己找上门来……”
博诺姆举止优雅，学养丰富，是十足的法国知识分子及官场人物。我们跟他在巴黎碰了头，信件和传真来来往往一年后，在《摄影家》第13期推出了《法国文化部摄影文化遗产保存局》专号。替摄影机构和媒体牵线，正是摄影节宝贵的功能之一。
被GAMERA杂志当成对手
又有一天，法兰克忧心忡忡地说：“CAMERA杂志的老板阿谢和总编辑布什要跟我们定个约会，来意不善，认为我们杂志的风格与他们太像，想谈一谈如何避免造成竞争局面。”
对于这点，我们倒不像法兰克那么紧张，甚至还有点受宠若惊。话说阿谢先生可是拥有一个出版集团的大老板，旗下除了CAMERA和PHOTO两本摄影杂志，还有体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多种媒体，影响力之大，资金之雄厚，自然不在话下。
我们跟他比起来，就像是小虾米跟大鲸鱼。直到现在，老板加员工，最多时也不过六七人。努力办杂志之余，还得兼做一些器材小生意，才能勉强打平收支。
法国CAMERA杂志是英、法双语对照的季刊，承袭了历史悠久、已停刊的瑞士CAMERA杂志的精神，对选材、编辑、印刷和制作的严谨，一向受到我们尊敬。自1984年CAMERA创刊以来，我就一直是忠实订户，怎么也没想到，我办的杂志会被他们当成“假想敌”。
大出版商住在HOTEL FORUM，约会定在泳池畔的水果吧，时间是下午3点。我们准时到达，法国人却故意让我们等了半个多钟头。陪在一边的法兰克如坐针毡，一方面拿我们好处该替我们办事，一方面又怕得罪法国出版界的大亨，半包香烟被他抽得精光不说，空烟盒也被他揉得稀烂。
阿谢和布什还带了一个业务单位的职员。一见面，他们就单刀直入：“我们认为《摄影家》抄袭CAMERA，要是你们只在华人地区发行也就算了，现在跑来法国抢市场，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我听了顿时火冒三丈，不假颜色地立刻反击：“我们完全是自己邀稿、自己编的杂志，取材跟你们毫不相同。你们有你们关心的范围，我们也有我们努力的方向。我要做沟通东西方摄影世界的桥梁，跟你们光注重西方摄影表现是很不一样的。要说相同，只有开本类似，纸张磅数差不多，印刷品质一般考究。在世界任何角落，都绝不会把这些视为抄袭。”
之后的唇枪舌剑，我们是一步也没让。等不及法兰克支支吾吾地做英、法翻译，我们干脆直接跟对方讲英文。法国人的毛病就是明明懂英语，可是碰到外国人却偏偏只讲法语。
各说各话的谈判当然毫无交集。临散会之前，我的一句话又让他们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们提议卖我们版权，授权我们做CAMERA的中文版。我马上杠回去：“《摄影家》的水平已经超越CAMERA了，我干吗要帮你们做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