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邻居，更是挚友
我父亲从未告诉过我他怎么认识傅雷先生的，所以要谈傅雷，我唯有参考手头上的资料。杨绛在《忆傅雷》中说：“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这虽是钱锺书夫妇和傅雷夫妇之间的首次会面，但发生在我父亲宋淇家中，所以他与傅雷一定早已认识。我父亲当时二十三四岁，而傅雷生于1908年，比我父亲年长十一岁。他们可能因为翻译而认识，又或许是因为傅雷对我祖父收藏的法文书有兴趣也说不定。杨绛的文章继续写道：“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
文章中傅雷的“家”究竟在哪里？杨绛在文章中没有提及。我这里有些一手资料：我姐姐1947年1月出生，家里聘请了一名女用人来照顾她，她叫陆春莉。陆春莉的家乡在宁波，兄弟姐妹共七人，她是长女。她父亲告诉她，家里人太多，负担不起，叫她出外谋生，她就到上海打工。她第一份工作的雇主是傅雷的邻居。有一天，傅雷告诉她，他朋友宋淇住在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宋家刚添了一个女儿，需要人照顾，问她愿不愿意去帮忙。恰好她原先的雇主不需要那么多用人，她就转到我家工作了。
陆春莉跟我说，傅雷以前住在她隔壁时，会听见他大喊大叫，有时还扔东西，或打自己的两个小孩。用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
陆春莉说，1、3、5、7号毗邻一起，其中1号住着萧乃震、成家和夫妇与女儿萧芳芳，3号住傅雷一家，5号是我家，7号则住了一个叫黄嘉恩的生意人，他经常委托我父亲帮他买汽车（我前面说过父亲曾做黑市汽车买卖）。1949年以后，黄嘉恩去意大利做生意，不时经过香港，会来我家吃饭，每次吃饭他都指明要吃红烧蹄髈--在意大利吃不到。吃到兴高采烈时，他说：“两三年才来一次，一定要吃个饱。”
1947至1949年，当傅雷一家住在我们隔壁时，他和我父亲的关系究竟怎样呢？当然不只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也不只是对文学、翻译有共同兴趣的普通朋友，而是很要好的朋友，与我们全家都很熟络。从他们后来的通信看，傅雷不但会问候宋淇、宋希兄弟，也问候美国的宋哲明（我的姑妈），甚至是我母亲以及她的家人，这说明傅雷跟他们全都认识。
《傅雷百年诞辰纪念集》里有张照片，上面写着“到庐山疗养”，拍照时间为1946年至1947年。照片里有我父亲以及傅雷夫妇、庞薰琹夫妇、萧乃震夫妇等十一人。其他都是夫妇一起去，而我父亲是一个人，因为他当时还没结婚。文集后面记载了傅雷的生平简介，写着“1948年11月底，上海情形混乱，受友人之托，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哪一位友人？傅雷在右派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
一向以艺术翻译为重的傅雷，为何要办进出口公司？我猜傅雷主要是想从昆明远距离观察中国内战情况，然后再决定去留。《傅雷的最后十七年》提到，1948年傅雷去昆明，当时积蓄几乎都没有了，开始陆续变卖家里的一些田地，还将上海的房产抵押出来，才够钱到昆明。到昆明住旅馆，住了七八个月。到了1949年6月，傅雷夫妇和傅敏三人搭飞机去香港，而傅聪留在昆明读书，朋友吴一峰做监护人。
我在1949年4月出生，5月我们全家到了香港。应该是我父亲告知傅雷，如果在昆明没有进展就去香港。傅雷一家到香港后并没住进我们家。根据从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用人陆春莉回忆，傅家住在香港岛北角区堡垒山（炮台山）。傅雷在香港住了差不多半年，不少朋友劝他留在香港，但他决定带家人离开，搭船回天津，从天津上岸，转去北京，再由北京搭火车回上海。在北京，傅雷拜访了陈叔同、钱锺书、杨绛、楼适夷、徐伯昕等友人。当时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清华教法语，请钱锺书夫妇说情。但他没兴趣教法文，认为这只是一种语言，没有什么内涵，他只愿教美术。最终他没有留下来做教师，而是回到了上海，并决定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回上海后，他搬进了宋家的安定坊5号，一直住到“文革”时自杀。
1949年我们一家和三叔宋希都去了香港，剩下我曾祖父宋季生（尊称老太爷）、祖母朱伦华留在上海。父亲想，房子反正在那里空置，索性让傅雷一家搬进安定坊5号。于是傅雷一家就搬进5号的一楼，我曾祖父、祖母就住楼上。5号是一座独立洋楼，红色瓦顶，有独立花园。进门的左边是一楼的房门，右边有木楼梯直通二楼。现在安定坊5号成了傅雷故居，里面仍有住客，但我没有回去看过。
傅雷住在宋家楼下，知道宋家很多事情，经常与身在香港的宋淇兄弟通信交流。我们家至今保留着一叠当年的书信，但有些信只署日月，不记年份。这里有一封朱梅馥写给我父亲的信，日期标注为1月25日，我估计在1950年左右，因为信上写着“我们搬进府上已有三星期多了”；“承令堂厚义，把全部楼下借给我们，甚为合适，大概已经布置就处，终日忙忙碌碌，将以前寄存在别人家的东西一一搬回来”。措辞可以看出傅宋两家不是普通房客与房东的关系，祖母直接把一楼全部借给了他们，宋家则搬到楼上。
前文讲过，当时宋家在上海的财产由三个远房亲戚管理，其中陈叔陶人在上海，傅雷遗嘱十二条写着“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意思是说从宋家借来的家私要由陈叔陶点收。
邝家在上海施高塔路有间大屋，里面有我姨母邝文伟的钢琴。我外祖父邝富灼在1938年过世后，我几个姨母和舅父也逐一出国，而我母亲婚后则住进安定坊5号。姨母去美国时留下她的钢琴在邝家大屋，我父母就命人把它搬到安定坊5号。这台钢琴最终成为了傅雷儿子傅聪最早的钢琴。
我这里有两封关于这台钢琴的信，都出自傅雷手笔。第一封日期为10月29日，没有年份，其中写道：“阿聪借用邝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在我们也不能交代。而他学琴已成骑虎，看来买琴一事，在所难免。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有意将该琴出让否？若然，我可请人估价，再函征同意。倘邝府仍欲保留，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目前留沪洋人，十九已经走掉，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买不到琴，或能买到而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梅馥为此着急，屡次催我写信问你，我因忙于工作，搁到现在。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
另一封是11月18日的，其中写道：“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不要以为500万、550万是很多钱。我家里现在有本1952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定价26200元，当时还是“旧人民币”，1955年新币发行时1元等于旧币10000元。
那会儿，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留在宋家的只有宋家老太爷和祖母，即使傅雷继续让傅聪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却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与傅雷通信始末
上世纪80年代，傅雷的儿子傅敏因编《傅雷书简》，曾写了封信给我父亲咨询他与傅雷那些年的通信情况，并希望我父亲提供一些书信让他录入《傅雷书简》。我父亲回复傅敏（1982年8月）道：“你父亲给我的信也有数十封，有一些已失落，保存的只有月份而没有年份，当时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局面，所以也没有编号。我已将其中有关翻译的信全部给了冯金圣华，将来她一定会妥为保存。其余尚有你父亲和母亲给我同希弟的信，不外托买书籍、琴谱、琴弦、家务之类，等我有了时间，花两个三四天好好整理一下才能有眉目。”
《傅雷书简》最终在2005年11月出版（在2002年出版的《傅雷全集》基础上校改、补添而成），辑录了傅雷写给四十二位朋友的二百三十九封书信，有柯灵、宋淇兄弟、成家和、成家榴、黄宾虹、楼适夷等人。上起30年代，下迄去世之日（1966年），历时三十余年。在这些书简中，傅雷畅谈文学、艺术、翻译，也说及国事和家事。
我父亲回复傅敏的那封信提及“有关翻译的信给了冯金圣华”。照我估计，冯金圣华应该有帮忙出版此书。书中收有十二封寄给我父亲的信，主要谈论翻译；另外收有两封寄给我叔父宋希的信，其实傅雷写给宋希的信更多于给我父亲，但内容多是讨论日常生活。其中第一封是关于买书的情况：“今天接到巴黎书店2月1日来信，知道有三包书同日寄出，想来以可到港。”第二封是关于傅敏的提琴弦：“烦代买G线两根，D、A、E各一根。全买不锈钢的，可分两次寄，外面写明‘小提琴线……根，内附发票。’如果一次寄过来，可能会被怀疑是违禁物品。”
《傅雷书简》所收十二封寄给我父亲的信，除谈翻译外，也聊了些生活上的细节。现在我摘录一些他们二人的书信，以见证他们的友谊。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4月15日，信的内容是说明为何把钢琴搬至宋家：“阿聪从昆明回来了……他现在仍想弄音乐。我想给他找Mrs.Paci（即梅百器夫人），把他荒疏的技巧先恢复了再说……幸而你岳母家这几日被逼搬家，piano（钢琴）就此借了来。或许将来要托你在香港找些乐谱。”
据我所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外祖母的房子，就是邝家施高塔路那间房子，已经没有邝家人在那里居住了，家人都已搬去外国，也没有托谁住在那里，因此政府说要收回没有人住的房子。上世纪80年代，我的舅母曾回国想拿回房子，得到的答复是：“你开玩笑，现在不是不可以拿回来，但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海军上将，你没那么大本事叫他走。”
这封信的下面还写了一个小报告：“今晨你家伯母到蒲石路公寓去替邝家看一眼。下午即把家具迁往蒲园。老太太气色甚好，人也胖了些，她不但比我们来到时，并且比希弟离沪时都更好一些。”
另一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7月28日。那时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翻译会议，信中傅雷告诉我父亲：“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的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去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钱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简·奥斯汀的作品归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我父亲最喜欢的就是简·奥斯汀，所以傅雷希望杨绛能让我父亲去翻译她的作品。
另一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9月14日。傅雷在信一开头就鼓励我父亲接手简·奥斯汀的作品：“以你如此准备功夫，深信一定会做得好，初开手也许感觉沉闷，译过了三四十页，就能顺手。”然后他说收到钱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会议，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的书要翻译，落于不三不四的手（指翻译家）”。继而傅雷在信里批评了一下董秋斯等翻译人，并说：“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傅雷对翻译深有体会，加上性格耿直，会经常指出某些翻译者错译的问题。他给宋淇的第十一封信里有讲述。
另一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12月5日。傅雷说：“钱锺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谋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
另一封信的日期为1953年2月7日。傅雷写信与我父亲讨论翻译之际，突然插入一段：“关于《传奇》的见解，我与你有同感，但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只看到苏青的。”应该是父亲刚认识张爱玲，想再读她的著作，但在香港找不到，他想起在上海买过她的书放在上海家里，于是写信托傅雷帮忙在家里面找。父亲又让他帮忙找《西洋文学》期刊，结果一本也没有。我父亲记得当初书是放在傅雷那里，而傅雷则认为他离开上海去昆明前已全部交还父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