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管制导致信誉机制丧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如果有信誉，本来我们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宝洁公司谈道，他们在其他国家做生意，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用于查处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宝洁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可能不投了。
管制还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其中有一部分税收被作为“租金”转移了，甚至更多的是永远消失了。
值得警戒的是，管制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管制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管制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的扩大。从长远来看，这势必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有一个事例可见一斑。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80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报告主任说80万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由此可见创业的成本有多高！我还听香港投资家讲，他们来大陆如果投资500万，大概要准备200万到300万打通关系，真正用于投资企业的钱就少多了。
问：管制与腐败是什么关系？
张：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越难解决。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一个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1000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2000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力在我手里值2000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1000万。但这样的“帕累托改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3000万、4000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complementary），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赂的几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互补性、交叉性，左鞋右鞋，胶卷相机，就是这么一种关系。第二，权力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大，对权力的监督就越难，管制者腐败的积极性就越高。好比说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问：管制还有哪些弊病？
张：管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管制，管制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为什么越管制，管制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如果说地方政府保护的真是地方利益，那么地方老百姓愿意将棉花、粮食卖给别的地方时，它为什么不让？武汉人买桑塔纳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了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证明好多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利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管制为什么失败？
问：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为什么？
张：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传统上，当人们主张政府管制时，他们隐含地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拥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知道需求弹性，知道最优的价格定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不过，经济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这几个条件根本不存在。
首先，政府的任何一项管制政策，都要通过具体的政府官员来实施，但是现实中的管制者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政府官员既不比普通人更坏，也不比普通人更好。也许政府官员的平均素质比普通人还要高一些，至少文化水平可能高一些，但在“理性人”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谓“仁慈的政府”是没有根据的。
管制以后自然会有一个政府官员责任增加的问题，但情况与市场上企业家责任的增加不一样。市场上当企业家的责任增加，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最优的成本—收益平衡，而这个平衡恰恰可能也符合企业的最优经济效益。但官员在增加了大量的责任之后，一般不会相应地增加收益。这样就会形成官员成本—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官员就有可能做出许多非常没有效率的决策。除非我们能够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员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的利益（incentive compatible），否则管制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很难设定一个标准，让官员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这里面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与前边谈到的政府特性有关系，也就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是非常多元化的，要想给管制者提供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是很难的。
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考核管制者。如果我是股东，我可以对经理定一个指标，但我们没有办法给政府规定这样的指标。
好比我们对政府做一规定，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8％，而政府造假，你凭什么来证实？前几年有人推测，我们的能源消耗增长不多，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高，一定有假。但是别人可以解释，这些年搞了多少多少节能工程，上了多少多少高新技术，消耗能源相对减少是正常的。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有人说他身高一米八，你不信可以用尺子量，但要是政府说中国13亿人平均身高达到了一米八，你用尺子量一遍试试看？
更何况，管制者有可能套利（arbitrage）。什么叫“套利”？就是管制者为了某一方面的任务，可以把其他方面的资源挪用过来。米尔格罗姆和霍姆斯特朗（Holmstrong）分析过，当存在着许多工作任务的时候，哪一个任务的激励最强，代理人就会把资源调度到这个任务上来。具体到我们国家的情况，哪一个指标激励最大，官员们就会不惜牺牲其他方面来把这个指标搞上去。比如，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官员们怎么办？全部资源都用于抓计划生育，公检法全上，其他办案全停。结果计划生育搞上去了，可是其他方面呢？
其次，管制者常常是无知的。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像哈耶克所说的，由于市场的分散化，每个人只能了解他所能了解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信息是分散的，分散的信息只有市场才能汇集和反映。但管制之后，市场传递信息的渠道就不存在了，管制者怎么还能知道呢？二是管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得这些信息，因为获得这些信息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退一步讲，就算管制者有很好的积极性去了解真实的成本，但是，管制者的时间、精力有限，怎么可能对那么多的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呢？管制者也许可以考虑雇佣独立的审计部门来帮助审计，但是，独立的审计部门也可能与企业合谋，管制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再就是被管制的对象有更大的积极性欺骗管制者，或者收买管制者。在一个市场上，想要收买消费者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收买管制者就要容易得多。这样，尽管管制者知道被管制者报的成本是不真实的，却没有积极性去审计或更正。
打个比方，你说要搞价格自律，说人家企业定的价格不合适，那你怎么能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要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必须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生产者的成本，你还要知道替代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替代弹性，等等。所有这些，管制者怎么可能知道？如果管制者不具有有关价格的这些信息，他怎么能知道他做出的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呢？
管制者经常被被管制者俘虏，也与信息有关。最近霍姆斯特朗和梯若尔（Tirole）的一篇文章讲道“正式的权威”与“非正式的权威”，认为无论是“正式的权威”还是“非正式的权威”，获得权威都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之一是要花时间去获得必要的信息。如果管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企业，事实上他就不可能有权威说这个企业报的情况是假的，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它。
再次，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有些政策会形成事先和事后的效率冲突，这样使得事先最优的政策在事后证明是不可行的。好比说，你是垄断企业，我来管制你。我规定一个价格，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你要不断降低成本，如果你不降低成本，到时候亏损了我不承担损失。但如果管制的结果只允许这么一家企业存在，好比说航空公司，那它亏损以后，你能让他倒闭吗？你不可能让它倒闭。当你消灭了这家企业的竞争对手后，你其实也就消灭了竞争的压力，消灭了这家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因为你所有的约束它的政策都变得不可信，就像通常所说的“大马不死（too big to fail）”的情况那样。
另外一方面，就算不存在客观上的障碍，管制者有没有积极性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前面提到，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并受到各个利益群体的制约，这足以妨碍政府的政策一以贯之。如果政府批准你建一个水厂，并给你一个利润空间，譬如说5％，同时承诺如果你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多赚的钱都是你的。现在我们设想，这个企业真的这样做了，多赚了钱，会怎么样？很有可能企业的高利润会引起其他的消费者、选民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企业的利润不合理，太高了，一定要降下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收回成命。这样，如果企业预期到政府会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好处收走，它为什么还要提高效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