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效果看，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的确比英国主导的“国联”强一些，至今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也有严重的问题。例如，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以及操纵联合国的手段令很多国家不满。一方面美国对联合国抱很大的蔑视，“一再践踏《联合国宪章》；不仅如此，它还故意拖欠联合国会费，几乎使联合国陷入破产的境地。美国的许多领导人以及新闻媒体还经常诋毁联合国，误导美国公众对联合国的看法”。另一方面，美国又在联合国行使很大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本尼斯夫人说：“美国控制联合国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要美国想施展它的力量左右联合国，那么，联合国是否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等最终都取决于美国的意志。”这种现象在“冷战”结束以后更为常见，因为那时的美国一心想建立一个唯我独尊的单极世界。虽然近七十年里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美国绕开联合国，在其“先发制人”的政策下，多次发动针对别国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自己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联合国日益成为摆设，世界也日益陷入长期无政府状态。美国的单极政策，显然已难以继续。
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有助于联合国的改革，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对此，中国并不是要与美国轮流担当联合国的领导，而是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管理，让联合国真正变成一个表达各国民主意愿的场所，并使联合国“世界政府”的功能逐渐成形。对此，美国和中国都需要改变过去的心态。1995年，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中文名傅高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日益强大，美国如何才能最恰当地鼓励它将其体制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起来，与设法维持全球秩序的其他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而不是进行对抗呢？”美国的这种心态在二十年前非常普遍，就好像在中国的一个班级里，老师和好学生们成天琢磨如何帮助一个“差生”。就算那个“差生”还比较聪明，学起来很快，但老师和好学生们还是担心那个“差生”的坏脾气可能会给大家惹麻烦。这种心态很长时间里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也存在，甚至更严重。刚与西方接触时，中国把自己当什么都不懂的“差生”，被国际社会接纳便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并时刻向西方表达：别着急，我以后会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变得同你们一样。
我认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都要改变这一心态。美国与中国，不单纯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算某些领域存在这样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也应该像基辛格所说的“共同进化”那样，成为平等的互为师生的关系。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谁都不能排除向别人学习的可能，但那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学习和借鉴。退一步说，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即便在一些领域中国的确不如美国，但中国依然有美国缺乏的独到之处。因此，在中美相互学习、借鉴的状态中，一千二百多年前韩愈在《师说》中所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哲学态度之一。
对于联合国的改革，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有借鉴价值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人那里，天下的中心是中国。现在，对于中美未来的合作而言，天下的中心可以是联合国。“天下观”中藩属国的朝贡制度事实上可以改造为世界各国与联合国的新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对联合国权威的认可，而联合国权威的行使，不以武力为第一手段；如果有行使武力的必要，必须在道德层面上、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层面上站得住脚。当然，联合国权威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实力。
就军事实力来说，未来中美两国军事高度互信，即便不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单独一方也已经足够强大，至少对美国来说，已难有敌手。就经济实力来说，未来中美两国加起来的经济实力约占世界40%，加上中美两国各自辐射、覆盖的经济圈，经济实力占世界80%以上，只要协调得好，对于世界经济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中美两国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充分合作，依靠联合国这个平台，完全可以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例如，形成全球一体的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共同致力于在全球消除贫困的目标；形成超主权国际货币，共同致力于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建立；形成全球性利益调节机制，共同致力于地区矛盾的解决；等等。这样一个前景目前还只是理想，它的实现还需要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但它确实有必要。
通过对联合国的改革，加大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在形成世界政府方向上逐步推进，涉及一个问题，即主权和超主权的关系问题。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几百年间，国家主权是最为强大的存在，由此形成理论上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自“国联”和“联合国”建立以来，都试图改变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体系，欧洲一体化是其表现之一。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看成是“诸侯国”，那么，联合国的建立实际上是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周天子”号令天下的局面。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并不成功。美国七十年来的实践，更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靠几个盟友或不断变换结盟方式来管理世界。当老盟友和美国自身实力下降，当世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老办法也需要与时俱进。
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是在国际关系中试图形成超主权权力的尝试。但美国的尝试并不成功。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中，美国常常甚至一贯表露出双重标准。我认为，以“人权”来批评某国、干涉某国的方式未必需要完全否定，然而，这需要行使这项权力的国家或机构具有言行一致的道德威望。美国在批评别国人权状况时，事实上自己的人权纪录也并不美妙。未来超主权的权力方式未必需要只拿人权一项标准来衡量。即使是人权标准，也应该在全球民主的基础上加以探讨和修正，为此，对现行《联合国宪章》进行修订、补充也是有必要的。中美之间形成新型大国关系除了双边关系外，对于世界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将是，通过一系列多边条约和对联合国体制的改革，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主权与超主权和谐共存的新国际体系，这对于全人类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是支持“世界政府”构想的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不过，他对世界政府的构想与从联合国过渡到世界政府的构想不同，他称之为“世界国家”，汤因此认为：
世界的政治、精神统一是无法由西欧人来为人类完成的……如果要使被西欧所动荡的人类生活再度安定，进而如果要在人类社会中把西欧的变动性稳定为非破坏性活力的程度，那这种变化的创始者必须在西欧之外的世界去寻找，可以想象它可能在中国出现。
……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即在于此……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不论称为世界政府还是世界国家，西方文化长期难以将其变为现实。从法律层面上说，四百多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障碍，这个法律体系构建了主权独立国家的普遍模式，使得主权个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类共性。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事实上是一种已经超越主权独立国家意识的、对人类共性的模糊状态。因此，当西方人来到中国以他们主权独立国家的强硬方式对待中国时，中国的态度并不积极。很长时间里，人们将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看成是保守、拒绝，但事实上，从世界政府的角度看，中国当年对待西方的态度其实是不愿屈尊、不愿倒退，不愿从模糊的世界政府地位降格为一个独立对等的主权国家。如今，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随着西方文明也试图成立世界政府，中国的“天下观”将再次激发活力，并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做出适应性改造，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同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共同方向，不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毫无经验，都是初次尝试。而对于中国，即使不能完全照搬历史，至少也是有长期丰富经验的。
欧洲历史上，唯一超越主权的力量是宗教，但它不符合政教分离的普世原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它所拥有的、能够超越主权的力量是金融和军事力量，而运用这两种力量，美国并没有把世界管理好。汤因比之所以倾心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天下观”中，超越主权的力量既不是宗教，也不是金钱，更不是军事，而是伟大的文化力量。这是真正统一的力量，也是和平的力量。它将以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为基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主权独立国家之上，构建真正的“普世价值”。因此，“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中国梦”也是“世界梦”。
1969年，汤因比曾经判断，早在二三十年之后，迟在21世纪初，中国将重新掌握世界的领导权。现在看来，汤因比对中国的期望有点性急了。但不管怎么说，汤因比的预见正在变为现实。1973年，有人问已经84岁的汤因比，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那时，中国正是“文革”时期，世界仍处于冷战中，他为何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事实上，此后几十年时间里，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相信汤因比此番话的人并不多。但是，现在相信并认可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
中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今后的进程里将获得与美国相同的意义。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低估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是不明智的。对中国必须尊重，必须同它进行合作和开展交流。……如果仅仅以为中国人是受益者，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施予者，那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的智商、善学和发明才能与欧洲人是同等的，他们的劳动道德则优于欧洲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一些东西。
英国作家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有些观点我并不认同，例如书名上的“统治”，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未必是统治，而应该是最优秀、最合适的管理者。但是，这里不去细究马丁·雅克书中那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有一点他说得很对：中国将改变世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政治上。马丁·雅克说：“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九十年前，一位英国学者、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中国人温文尔雅，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他们的年轻改良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使中国复兴，而且其结果肯定胜过我们碾碎一切的大机器文化。“”中国人完全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可与其过去所贡献的媲美的新文化。“”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是为了中国，也不单是为了美国，更是为了世界，为了全人类的美好未来。由于篇幅所限，文中较少涉及中美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当今联合国另几个常任理事国。虽然美国曾经提出G2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要抛开其他国家来领导世界，而是说，世界需要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体系，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友好交往、共同发展的世界，需要中国文化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