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属于正义的战争，不管结果如何，都要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兵家则以“战”为体，以“义”为用。“义”是兵家战争决策和战胜攻取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惟利是图”是兵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尽管此“利”非“小利”、“局部利益”，而是“大利”、“整体利益”，然而它毕竟是从功利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选择。所以相对于儒家之“重义轻利”、“以义为战”的战争观，兵家实为“重义存利”、“以利为战”的战争观，这是儒家与兵家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差异之处，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两者崇尚人本与执着功利基本价值取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始终贯穿于儒家与兵家军事思想之始终。
其二，就义战的作用而言。儒家认为义战顺民心，应民意，所以凡是正义的战争，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兵家则以为察知战争的胜负在于“五事”，即“道、天、地、将、法”，道义原则固然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天、地、将、法”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三，就界定义战的标准而言。儒家以战争决策动机为判断战争性质的惟一标准，凡是以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为目的而发动的战争，便是顺天应人的正义战争，凡是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进行的战争，就是逆天悖理的非正义战争。兵家则以事功为判断战争性质的主要原则。
他们认为一场战争，只要能在客观上达到“胜敌而益强”、制止兼并的目的，其性质就是正义的。
二、仁者无敌
“仁者爱人，义者循礼”（《荀子·议兵》）。在战争的决策和进程中，循理不悖是谓“义战”，遵循爱人原则，是谓以仁为本。以仁为本是儒家军事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举凡关于军事领域之重大问题，诸如区分战争性质，对待战争态度，探求制胜因素以及国防观念、治军原则、作战指挥等，儒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足点皆归本于“仁”。
（一）礼义至上
“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礼”是“仁”之所以为仁的外在规定，也是儒家社会政治性制度和伦理性道德规范的重要原则。“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八佾》）。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遵从“礼”的规定。“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见之于军事亦然。
关于“礼”在国家军事中的作用和地位，荀子有过精到概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墙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荀子·议兵》）
“礼”既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行为道德规范，那么在战争中，上至君王诸侯，下至将帅士卒都必须遵守礼之规定。尤其是作为一国之君，国家政令的制定和发布者，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儒家尤为强调为君者要“隆礼”。君王若能“隆礼”，率先垂范于天下，就会收到“民易使”的效果，“民易使”则“民壹”，民心归附则战争必胜，所谓“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隆礼贵义其国治，……治者强，乱者弱，此强弱之本也”（《荀子·议兵》）。《大戴礼记·朝事》亦云：“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悖，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儒家军事哲学以“礼义至上”还表现在“礼”之规定和作用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仅以治军与攻战为例。关于治军问题，儒者云：“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无礼则“军旅失其制”（《礼记·仲尼燕居》）。礼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行为规范，对社会而言代表一种秩序。所以在军队中，礼不仅代表着为将为卒者个人的行为规范，同时更规定着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秩序，“顺命为上，有功次之”（《荀子·议兵》）。关于攻战问题，两军相争勇者胜，勇敢是军人必备的素质，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优良品德，但儒家强调军人的勇敢必以礼为先决条件，“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记·仲民燕居》）。
（二）以德服人
在儒家哲学中，“礼”非仅强制性的外在制度和规范，“礼之用，和为贵”，“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礼”乃以“仁”为其核心和实质内涵。“仁”见之于具体的行为即是“德”。所以“以德服人”既是儒家军事哲学中仁本第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礼义至上”的内在表现。
儒家“以德服人”军事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宏观到具体、由笼统到深入的发展过程。《论语·季氏》载，孔子曾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则从“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比的角度，提出“以德服人”的主张，“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依靠武力使人服从的，非心服也，这只是因为其力量不强难以抵抗罢了，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成就王者大业。
荀子具体将兼并战争区分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以德兼人”三种类型。对于“以力兼人”者，荀子认为“彼畏我威，劫我势”，“民虽离心，不敢不畔虑”，所以“以力兼人者”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何以如此呢？因为“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甚矣。伤人之民恶我甚矣”，“以力胜之”又将“伤我之民甚，则吾民恶我甚”，如此“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此“强者之所反弱”，“大者之所反削”（《荀子·议兵》）。对于“以富兼人”者，荀子认为由于被兼并者“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以来我食”，我“则必发夫（掌）[廪]峁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如此坚持三年之久，方能使这些归附的百姓成为可以信赖的臣民，是以“以富兼人”者必然“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愈贫”。以上两者皆为荀子所不取，他认为只有“以德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我人。”我则“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荀子·议兵》）。
荀子进一步提出“以德服人”不仅表现为“以德兼人”，更表现为“以德凝人”，所谓“兼并易能，唯坚凝之难焉”。就是说兼并一个国家也许很容易，但是巩固兼并成果却很难。兼并之战可以“以力兼之”，亦可“以富兼之”，然而“以力兼之”致使“兵弱”，“以富兼之”导致“国贫”、“兵弱”，“国贫”之国，其地虽大，然则不堪一击，是以“坚凝之难焉”。历史上这种教训比比皆是，齐国兼并宋国，不能凝也，魏夺之；赵国兼并齐国，不能凝也，田单夺之；韩国归于赵国，赵国不能凝之，秦夺之。所谓“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能够兼并他国者，未必有能力长期占有他国；不能兼并他国，又不能保证兼并成果的国家必然灭亡。那些能够保守住兼并成果的国家，也必然能兼并他国，并且得到他国之后，其综合国力日强，无与匹敌。是以“以德服人”重在“以德凝之”。若能“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是谓之“大凝”。能达到“大凝”境界的国家“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议兵》）
（三）教化优先
重视道德教化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儒家虽认识到“刑以辅德”、“齐之以礼”在政治生活和道德修炼中的必要作用，但是相对更重视启发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他们认为只有依靠内在的德性自觉，方能真正施行“仁者之政”，成就理想人格。同时儒家认为人皆性善或可以为善，故教化可施也。儒家此种教化优先的主张见之于军事亦然。
孟子尝以汤征葛伯的战例说明在战争中，与其征之以力，约之以礼，莫若以德化育之。《孟子·滕文公》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于是使人问之：“何为不祀？”日：“无以供牺牲也”。
汤遣使遗之牛羊，葛伯“食而不祀”，汤又使人问：“何为不祀？”日：“无以借粢盛也。”汤于是派人为之耕种，让老弱为之送饭。然而葛伯率兵夺了酒食，甚至连小孩也杀了。汤因为小孩被杀起兵而征讨葛伯。
于是四海皆日：“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伯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终成就王者大业。这段记载意思是说，葛伯悖乱，汤并非马上征伐他，而是一而再施之以帮助，希望通过德行教化使之迁恶从善，循礼不悖。虽然葛伯冥顽不化，然汤却以其教化之功而十一征无敌于天下。
儒家认为教化之功非一日所成，“汤之放桀，非逐之鸣条之时也；武之诛纣，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荀子·议兵》），汤、武之王者事功乃其依本于教化之德目，“前行素修”所至。
儒家将教化之德目归结为“厚德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中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使赤子”（《荀子·议兵》）。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如此德目之长期潜移默化，方能使“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为君为将者施行赏罚则“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各种类型的冥顽之人亦从善如流，“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荀子·议兵》）。如此则教化之功见矣，“大化至一”。
三、以政为胜
以政为胜，高度凸显仁政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儒家军事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兵家也非常重视政治之于军事的作用，有“兵胜于朝廷”（《尉缭子·武议》）之论，儒家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施行“王者之政”，他们的军队就会成为“王者之师”，“王者之师”进能攻，退可守，无往而不胜。
（一）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
中国自有国家之日起，就实行了君主政体。“君主专制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重大事务最后都是由君主一人作出裁制，而君主的裁制决断则决定于其意志性情”。“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固定矣”（《孟子·离娄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用兵崇尚“以政为胜”，也可谓“以君主为胜”。当孝成王、临武君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可而行？”荀子回答说：“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荀子·议兵》）
儒家认为君王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执政者的个人品质和行为对于国家政治和军事关系重大。“君贤则国治，君不能则国乱；……治则强，乱则弱。是强弱之本也”（《敬子·议兵》）。国君是否贤能，是决定国家兵力强弱的根本。“上足印则下可用，上不足印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荀子·议兵》）。
国君的行为是否足以信赖是衡量国家兵力强弱的标准。有鉴于此，儒家从军事角度对为君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准则提出了要求。孔子提出了“内修七教，外行三圣”之说。“七教修焉可以守，三圣行焉可以征。
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行不至，虽征不服”（《大戴礼记·主言》）。
所谓“七教”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所谓“三圣”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大戴礼记·主言》）。孔子的论述偏重于文德且较为宏观，苟子又进一步从用人、爱民、政令、刑法、赏罚、军备、重兵、权一等方面对为君者提出了全方面的要求。“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梏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议兵》）。
（二）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
“民为邦本”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他们认为得民与否是政治成败的根本所在，“民、食、丧、祭”四者孔子以“民”为第一（《论语·尧日》）。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至于荀子之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反映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荀子·议兵》）的军事战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