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描绘了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易传·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世间万物和人类都是天地阴阳二气交感化生的结果；天地有阴阳，所以人间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上下关系，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
《易传》还探讨了人类社会礼仪制度的建立，《系辞传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人类社会的一切道德规范都是圣人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创制的结果。“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地有高下，圣人效法，为人类社会制定了区别贵贱的制度。
总的来说，儒家没有历史决定论思想，既不相信有某种人格神在主宰人类命运，也不相信有什么独立于人的神秘力量在支配人类历史，它认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儒家轻鬼神重人事的历史观，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朴素理性主义史学传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的史家，也都能从理性的角度，来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圣人史观
儒家抛弃了殷周以来“天命论”的历史观，主张历史是人的活动。
但究竟谁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即谁在历史活动中起主宰作用呢？儒家认为圣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圣人创造的结果。
（一）圣人则天养万民
（1）圣人具有超常的聪明才智，是道的载体和化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尚书》孔氏传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苟子说：“（圣人）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性情者也。”（《荀子·哀公》）圣人的这一特点，使得他们能够洞悉世间的一切，在观念上与道合而为一，成为人类认识事物的最高权威。
（2）圣人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代表。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诸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正因为有圣人的疏导洪水、驱赶禽兽、教民稼穑，才使中国大地适宜人的生存；如果没有圣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人类还将与禽兽为伍，根本就不可能有文明的创造。
（3）圣人有制作之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如《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楫之利，以济天下，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人类社会向着文明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圣人。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鱼网舟车等物质文明，文字书契等精神文明，丧葬礼仪等制度文明，都是圣人创造的。总之一句话，没有圣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圣人。
（4）圣人效法天道，为人世立法，是人伦道德的象征。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苟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敝》）《礼记·乐记》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故圣人作乐以配天，制礼以配地。”儒家认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是统一的，即“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必须效法自然秩序。圣人聪明睿智，认识到天地万物有高下分殊，仿效这种自然的秩序制定了礼乐，来规范人类社会的秩序。
《易·系辞传》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汉儒陆贾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道基》）也都把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看作是圣人效法自然秩序而制定的。
（5）圣人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当社会陷人混乱时，总有圣人出现，拨乱反正。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禹掘地而注诸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时，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瞑，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吾为此惧，闲圣人之道，距杨墨，止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圣王兴，他们正人心、息邪说、止淫辞，把越出正常发展轨道的社会重新纳入正轨。人类社会也正是在圣人的拨乱反正中曲折发展，螺旋式前进。
总之，儒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创造的。和这些圣人相比，一般民众的道德才智是不足以自立的。如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苟子说：“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荀子·正名》）民众必须依赖圣人的养育和教化，“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易·彖传》），“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民众不能创造文明，他们所享受的文明成果，也都是有赖于圣人的创造和赐予。
（二）”圣人与我同类
儒家强调圣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否定一般民众的作用。儒家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认为民众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民众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和直接生产者，没有民众的生产劳动，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孟子说：“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孔子和苟子都有君民舟水论，也是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其次，孟子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论断，认为圣王治世的关键是得民心，把民心抬高到能决定天下兴亡的高度。只不过在儒家看来，民众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圣人的指导和教化，没有圣人的文明创造，人类只能在低水平的文明程度上徘徊。可以这样说：民众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而圣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所谓的圣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产生于民众之中，圣人是民众中的佼佼者。孟子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行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圣人和民众在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都有“良知良能”，只要能尽心知性，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苟子虽然主张人性恶，但他也认为经过后天的修为，即“化性起伪”，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他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从这一视角来看，儒家是没有蔑视人民大众的思想，他们的历史观和“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在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
三、道法先王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每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在创立自己体系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描绘一幅人生和社会的蓝图，以作为人生和社会追求的目标。这在西方也不例外。但古代西方的理想主义和古代中国的理想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理想主义是信仰、向往和追求彼岸世界，而这个彼岸世界不过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中国的理想主义则是憧憬、向往和追求所谓的“先王世界”。
（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对先王之道是极为推崇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他赞扬尧、舜等先王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在现实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孔子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夏时、殷辂，周冕和韶舞都是先王之道的精华，应该继承下来，以为当前服务。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一生所积极从事的，就是描述先王之道，为当时和后来的人树立一个理想的标准。在孔子看来，西周以前的先王之道，因时代久远，文献厥如之故，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从稽考。当前人们所效法的，应该是西周初的文武周公之道。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西周初的文武周公之道，是在继承夏商二代精华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成的，是比夏商二代更高、更合理的先王之道，也是孔子心目中理想政治的标准。
孔子一生积极追求的，就是复兴周道。他自述其抱负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二）言必称尧舜
孟子把西周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描述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他认为从西周开始，历史的发展是倒退的，春秋五霸不如夏、商、西周三代之王，而战国又不如春秋。由此，他提出“法先王”的政治主张，他说：“《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谓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这些先王制礼作乐，粲然可观，施教设政，无所不宜（详见《孟子·滕文公上》）。因而值得学习和效法。孟子把尧、舜当做先王的典型代表，所以“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
（三）“法先王”与“法后王”
荀子对古代先王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也是赞不绝口，主张借鉴先王有益的经验教训，要求“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荀子·君道》）。他甚至主张“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荀子·正名》）。他还批评邓析、惠施“不法先王”（《荀子·非十二子》）。然而，他批评思孟学派时说：“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儒效》）却又主张“法后王”，认为“至治之极，一法后王。”
（《荀子·成相》）那么，荀子的“后王”究竟是指什么？荀子的“法后王”和孟子的“法先王”关系又如何呢？
有人指出，苟子是富于历史现实主义精神的思想家，他的“后王”是指当世之君。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苟子对秦国的政治是最为赞许的，但又指出秦还不足效法。《荀子·强国》载：“应侯问孙卿子日：‘人秦何见？’孙卿子日：‘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于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古之吏也。人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日：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