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之而得到满足。这就是苟子所说的“两得之”…也即仁的境界或大同的境界的现实性。在这种境界或状态中，人的自由得到高度的体现，孔子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正是指人们从对社会的必然的认识中获得自由。
（三）儒道理想人生境界之差异
与其在人生价值问题上突出人的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相适应，在人生境界问题上道家憧憬和向往人与自然完满和谐的自然境界。老子提出“婴儿”、“朴”、“无极”来指谓这种理想境界，“婴儿”、“朴”、“无极”都是指自然界尤指人本身那种未经人为的自自然然的最原始的状态。后来庄子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提出“大通”、“大顺”、“物我同一”、“死生同状”的观念。然不论是“婴儿”、“朴”，抑或是“大通”、“大顺”，作为道家的理想人生境界，它都具有不同于儒家的道德境界的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非人伦性。道家立足于人的个体独立的绝对性、至上性，故主去除一切人伦关系，断绝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往来。他们认为，人虽不必一定要离开社会，但却可以不必通过社会而各个独立地去发展和完善自己。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设想，推崇“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的自然生活；庄子则要去“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庄子·逍遥游》）独自过一种体道悟道的艺术生活，都反映了其人生境界带有非人伦的倾向。
其二，非规范性。道家提倡因性而行，顺性而动，不淫其性，自然无为，认人的自然纯真本性与世俗的规范准则不能相容并存，后者只能是对人的本性的桎梏和残害。因此，他们对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繁文缛节给予猛烈的鞭挞，并将其视为祸乱之源。老子进而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庄子进而主张“在宥”天下，反对用世俗礼法来限制人性的发展，都反映了其人生境界带有非规范性的特征。
其三，超自由性。在老庄看来，儒家通过伦理的途径所得到的人的道德自由最多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自由。老庄所汲汲以求的是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自由，我们姑且名之日超自由。老子认为，消除人伦关系和世俗礼法的束缚，走向自然，与自然打成一片，则可突破相对进入绝对，突破暂时进入永恒，突破有限进入无限。庄子指出，达于“大通”、“大顺”，实现“物我同一”、“人我同一”，打破时空、主客、物我、天人界限，则可“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乃至“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
三、理想人格论
人格是近代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称为“人品”，即人的品格。
它包含道德、智慧、能力等内涵，是一个人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特质。
儒家哲学关注的是人的问题，所以非常重视对人格问题的阐发，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对于人性问题的揭示，对于道德伦理的设定，其最终落脚点皆旨在解决理想人格的构建问题。
（一）理想人格的层次序列
儒家将理想人格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序列：
其一，圣人。圣人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论语·雍也》载：“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一个人达到了“仁”的要求了，依然不能称其为圣人。可见圣人在儒家人格理想中地位之崇高。他们认为圣人智慧超常，博通万物之理，能够依据实际情况为人们制定出恰当的制度规范。圣人以天下为己任。不仅能修己，而且能帮助天下所有人价值的实现。圣人是最完美的理想人格，是人生修为的最高目标。
其二，贤人。贤人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贤人德行高尚，财产富足，才能超群。“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荀子·哀公》）。
其三，君子。君子是次于贤人的理想人格，圣人、贤人本身必然为君子，君子可以通过继续的努力修行达至贤人、圣人的境界，可见君子人格与圣人人格、贤人人格既相通又有层次高低之别。作为君子，其道德修养应该已达到较为完满的境界，居仁行义守礼，勤勉恭谨，敬天畏命，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知错必改。相对于圣贤人格，君子人格表现出更多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因而最为儒者所重视。
以上圣人、贤人、君子是被儒家学者普遍倡导的理想人格。此外，还有一些理想人格的构建，虽然没有被儒家所普遍关注，但是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譬如孔子所倡导之“仁人”，能爱人者即可为仁人，所谓“仁者爱人”。在孔子所设定的理想人格序列中，仁人低于圣人，仁人与贤人相较，贤人乃德才兼具之人，偏重于才能一面，而仁人乃偏重于德性一面。又如孟子所倡导之“大丈夫”，重点强调的是人的气质、气节、气度，严格意义上讲，“大丈夫”是儒家各层次理想人格所必备的一种精神风貌。再如荀子所倡导之“成人”人格，其实质为儒家全部理想人格的通称，是圣人、贤人、君子乃至仁人、大丈夫的统一体。
（二）圣人人格
圣人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为孔孟苟及后世儒者共同尊崇。孔子认为圣人是极为崇高的，在当时社会没有一人可以称圣，“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心目中的圣人高高在上，遥不可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从人性平等的角度提出“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他改造了孔子思想中可望不可及的圣人形象，认为人只要充分发挥本有之善端，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孔子不敢自居圣人，孟子则以孔子为圣人之集大成者，他将圣人分为四类，“伯夷，圣之清也者；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苟子则进一步拉近了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出圣人乃是普通人修心养性，积习所至，“圣人者，人之所积也”（《荀子·性恶》），所以“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
可见儒家最高理想人格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的，但其基本的特征大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全知全能。
孔子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人，可见孔子关于圣的定义应该是既仁且智，“博施”是仁，“济众”靠智，超常的智慧是圣人的必备条件。孟子认为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先知先觉者。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下》），圣人就是那种觉悟万民的“先知先觉”之人，他们依靠其超常的智慧，治理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苟子更以圣人为全知全能的超人。谓“圣人之辨”乃“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无穷”（《荀子·非相》）。至于“圣人之用”，则“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荀子·王制》），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明，无所不能。
其二，人伦之至。
圣人是最有道德的人。“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悖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荀子·君子》）。
其三，万事表率。
圣人是百代师表，众人学习的榜样，权衡是非的准绳。“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荀子·礼论》）。
（三）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中距离普通人最近的一格，也是最为儒家学者所重视的理想人格，所以儒家关于君子人格的论述相当丰富。孔孟苟三人皆论君子，但所论君子的特点因各自立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孔子所论君子是居仁尽礼，通权达变，在仁礼规范体系中，谨慎守中的积极实践者。孟子所论君子是有极高道德修养的人，他们重视的是修心养性，扩充四端。苟子所论君子是在礼法约束下，身体力行、孜孜不倦的积极实践者。“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三人所论君子虽各有特点，但因其学术思想之一脉相传，所以依然以其共通之处居多。
其一，君子志于道。作为君子应终身求道、谋道，一生以弘道、闻道为己任，不可须臾离道。孔子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君子应“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孟子云：“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苟子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
其二，君子尚德。君子必须是崇尚道德，有很高德行的人。“中庸之谓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以中庸为人间至德，又言君子中庸，可见他认为君子有很高的品德。孟子更从人性的角度充分肯定君子是有德性之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荀子认为君子不仅能成己之德，尚能崇人之德，成人之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荀子·尧问》）。
其三，君子重行。真正的君子应严格要求自己，躬行不空言，身体力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
其四，君子重责任。真正的君子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
（四）“大丈夫”人格
“大丈夫”，又称“大人”，与其说是孟子所构建的理想人格模式，勿宁说是孟子构建其理想人格体系的基本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充斥孟子理想人格之各个层次，造就了孟子独具特色的理想人格理论。以“大丈夫”为其基本精神风貌的孟子理想人格主要有如下特征：其一，重精神气节。
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有着无所畏惧的人格气势，“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孟子又称“平旦之气”或“夜气”。这种气“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它不是指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因道德情操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凛然正气，既是受信念指导的情感和意志相混合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又是因其对自身德性主体之自觉，而生发出的理直气壮的勇气。它“配义与道”、“集义所生”，对人的主体行为产生强大的精神支撑力。
其二，独立的道德意志。
孟子认为独立的道德意志是构成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他突出强调道德人格的相对独立，为实现理想的人生境界，应操存本心，持志养气，坚守道德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对上“说大人，则藐之”，不屈从权贵，对下虽有“食前万丈，侍妾数百”，“后车千乘”也不以为意。总之以独立的道德意志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我之所为者，皆古之制也”，当道义与人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宁可舍弃生命也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士可杀而不可辱”，不“枉尺而直寻”，不迁就、不妥协、不媚俗。
综观孟子所设定之理想人格，其仪容风度大义凛然，威风凛凛，气势不凡；其行事态度果敢英勇，叱咤风云，顽强不屈，有着宏大刚强，一往无前的人格气势。与孔子所推崇之文质彬彬，气象平和、庄重严肃、谨守礼节、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君子人格迥异。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二，一是孟子自身性格使然。孟子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气质的思想大师。他之推出“大丈夫”及其对“大丈夫”性格的具体描绘，实在就是他自己的个性和气质的真实写照。二是孟子内心具有的深刻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他推崇“大丈夫”人格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正是因为孟子的忧患意识较孔子更为深切、强烈，为这种深切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决定，孟子的理想人格在性情表现上便有着不同于孔子的理想人格的鲜明特征。
（五）“成人”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