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孔子周游各国的这些年，他的故国鲁国的情况。
鲁国自孔子离开后，国力日渐衰微，到孔子第三次回到卫国时，正是鲁哀公执政。此时，南面的吴国已经强大起来。
吴国包括现在苏皖两省全境及赣东北部分地区，都城在江苏无锡，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但也同楚国一样，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
本来，中原各国之间曾有约定，互不侵犯，数百年来相安无事。可是，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南方新兴国家，例如吴、楚等国，却不理会这个约定，只要能够开拓疆土，侵略之名根本不放在眼里。
其中最蛮横的就是吴国，经常以武力侵略邻近小国。不仅如此，吴国历代君主都有称霸中原的野心。
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和鲁定公会盟于夹谷，有很大程度上是怕吴、鲁结盟而威胁到齐国。如今，吴国已经吞并了鲁国南方的一些小国，正企图用合纵连横的策略达到称霸中原的最终目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仅继位两年，就大败越王勾践。一时间，吴国的势力越发扩张，鲁国感到深受威胁。鲁哀公七年，即公元前488年，吴国和鲁国在鄫城（今河南省柘城县北）举行会谈。吴国强行要求鲁国用一百头牛、一百只羊、一百头猪作为献礼。虽然这超越了当时礼制规定的数字，但鲁国慑于吴国的威势，只好如数奉上。
吴国又要求鲁国三桓中掌权的季孙氏派宗主亲往吴国谈判，当时季孙氏的宗主是季康子。季康子深恐前往吴国会遭遇不测或受到侮辱，借用了当时尚在卫国的子贡。子贡深负辩才无碍，随季康子前去交涉。经过一番唇枪舌战，鲁国终于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吴国这才作罢。
公元前487年，吴国不顾一年之前与鲁国的和谈盟约，出兵攻鲁。幸而鲁国军民拼死抵抗，吴国只好退兵。
这时候，犯上作乱从鲁国出逃的阳货正在晋国，企图帮助流亡至此的卫国太子蒯聩回国接位。他们得到了晋国的支持，本想出兵伐卫，但又顾及鲁、卫之间的关系，恐两国联手相抗。后来，他心生一计，齐、鲁两国虽有姻亲关系，但夹谷会盟之后，鲁国索要回齐国之前占领的城池，此事使齐国极为不满。现在可以游说齐君，让鲁国把那些城池还回来，如果鲁国不答应，就出兵讨伐。
齐国此时的君主是齐悼公，悼公果然被说动，于是，命国书为大将军，率领兵车一千乘向鲁国进发，到达汶水时停下来扎营修整，并派人向鲁君下战书。
接到战书后，鲁哀公急召季康子和冉有来商量对策。
冉有说：“国难当前，我愿率军出战。另外请再派人去通知夫子，请他从旁协助，以解鲁危。”
季康子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冉有为左大将军，出发御敌。
冉有让樊迟为车右，合力抗齐。车右指古代车战时，站在御者右边的武士。一般多选用力士，职责是作战时保护车左的主帅。樊迟也是孔门弟子，他精通战略，尤其精于箭术，几乎百发百中。
冉有率大军浩浩荡荡到达汶水，一声渡河令下，士兵个个奋勇争先，誓死保卫国土。
鲁军渡河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捣敌营。齐军措手不及，只落得弃甲曳兵而逃。冉有紧追不舍，直到数十里外，才鸣金收兵。
齐国的国书本就不是什么名将，军事一道上与冉有相去甚远，经此一战，更是早已吓破了胆，于是赶紧收拾残部，并派人返国告急。
这时候，身在卫国的孔子也已经得到消息，派遣子贡到齐国去向权臣陈乞游说，希望他能罢兵休战。
陈乞的内心本来就希望国书战败，好趁机削弱他的势力。子贡既然来劝他罢兵，正好趁此机会，奏请齐君下令撤回军队。于是，陈乞一面游说齐悼公，一面派遣使节到鲁国重修旧好。
不久后，鲁国获胜，冉有班师回都。季康子亲自前往郊外迎接，两人执手庆功，并设宴慰劳三军。
酒过三巡，季康子满面笑容地问冉有说：“恭贺你旗开得胜。但不知你的这种军事才能，是无师自通、出自天性呢，还是后天学来的？”
冉有答道：“是向我的老师学的。”
“哦？夫子怎么会懂用兵之道？”季康子不免有点讶异。
冉有说：“夫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学者，文武均通。我只不过学了一些战术而已，韬略什么的还谈不上呢。”
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任用他的君王会名声显赫，把他的主张宣扬到百姓中间，百姓就会信服。即便是向鬼神询问他的为人，鬼神也会说他毫无缺憾。但我学习的这军事之道，即使功劳盖世，受到大量的封赏，夫子认为始终是对百姓不利的。”
季康子非常欣赏冉有那种功高不居的谦逊态度，对孔子也格外地钦敬和仰慕。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与冉有商议说：“我想邀请孔子回国，你以为如何？”
冉有说：“14年前，夫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想必您也略有所闻。如想请他老人家回国，万万不可以用对待一般人的态度对待他，否则的话，再多的俸禄，他也不会接受的。而且要有始有终，不能听信小人的话，不能冷淡他。”
季康子说：“我知道了。”
孔子这一年已经68岁。
卫国的大夫孔圉和孔子是旧交，孔子一直认为他是一位贤人，每次到卫国，都会去看他，也常常住在他家里。
这段时间，孔圉家里正在闹家务纠纷，他对自己的女婿有很大不满，所以想设计杀害他。孔圉向孔子请教，并请孔子帮忙。
孔子大感意外，深悔过去看走了眼。他回答孔圉说，家务纠纷，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也没有插手的余地。
孔子叹息着说：“鸟类可以选择栖息的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类呢？”
孔圉一听，知道孔子已有意离开卫国，赶忙假意诚恳地挽留：“我之所以一再坚持要您留下，并非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希望您能协助年幼的出公。这完全是为国家着想，请不要因为我家的私事而离开。”
孔子被他这么一说，倒有些左右为难了。这时，季康子派来接回孔子的使臣到了，才替他解决了难题。
当年在鲁国国内，最反对孔子的是公宾、公华、公林三个人。现在季康子正是派了这三个人带着厚礼来到卫国接孔子回国。季康子的做法是为了表示诚意，意在告诉孔子：你看，曾经反对你的人现在来接你回去，可见国内是多么迫切而诚挚地需要你。孔子正好借这个借口拒绝了孔圉的挽留，毅然决定结束流浪生涯，返回鲁国。这时，距离孔子公元前497年离开故土开始周游列国，已经过去14年了。
一些在卫国从政的弟子，听说夫子即将束装归国，也都纷纷弃官相随。
孔子对哀公和季康子的为人早有了解，再加上这些年游历在外与政客的频繁接触，所以即便他们的邀请情意恳切，孔子心里也没有寄予太大的期望。
不过，一别故乡14年之久，如今终于有机会回去，孔子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公元前484年，也就是鲁哀公十一年的秋天，孔子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一路上感触良多。
回想这14年间，自己辗转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也遇到几次意外的惊险。而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未能有所施展，甚至饱受猜忌，险遭杀害。流落到郑国时，还被人喻为丧家之犬。期间的艰难曲折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
至于那些高洁的隐士，他们的歌咏和嘲讽，如今想来，倒还蛮有人情味，孔子不由得感到一丝温暖。
将届古稀之年的孔子，这时的政治见解早已成熟，而这些年周游各地的经历也使他对政治生涯看得很淡。他认为教育事业才是不朽的事业，而国家富强应以教育为先。
抵达曲阜郊外时，冉有等出仕于鲁国的弟子，早就等候多时。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孔子的归国令他们雀跃不已。因为当年孔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他们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孔子回来，今后就又可以过上政和邦宁的安乐日子了。
哀公和季康子他们对于孔子的归来，又是怎么想的呢？
之前与吴国和齐国的战争虽然都以胜利告终，但国力日渐衰弱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齐国居于北，吴国居于南，将鲁国夹在中间，虎视眈眈。鲁国国内没有贤臣，政纲废弛；外交也没有人才，为应付客观情势的需要，只能与周边一些小国缔结密约，暂保平安。可一旦实情暴露，那些虎狼般的强国一定会兴师问罪。
哀公和季康子认为孔子在各国游历多年，对各国的政情必然有深入的了解。他对这个棘手的难题，一定会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宝贵意见。由此可见，他们的想法只是让孔子处在一个顾问的位置，有什么难题尽可以去咨询，却不准备让孔子掌握实权，真正意义上地执政。
孔子回国后，哀公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开头一句就说：“请你告诉我一些为政的道理。”
孔子答道：“很简单。用人的时候，必须要有所选择，选用品行优良、能力出众的官吏，政治必然会走上正轨。”这句话听起来虽然简单，但却语意深长。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
孔子说：“选用正直的人，摒弃邪恶的人，百姓自然会服从。身居高位的人如果都是正直之士的话，那么，黎民百姓受到感化，也就会变得正直了。”
季康子把窃盗案件日益增多这件事，拿来请教孔子。
孔子说：“想要遏制盗窃之风，最首要的途径就是教导百姓无欲、戒贪。只要自己不贪得无厌，即使你奖赏他去窃盗，他也不会干的。”
季康子想用重刑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变，孔子不客气地说：“身居高位的人如果决心为善为正，做一个好榜样，人民自然就能安居乐业，风气淳朴，社会也自然就安定了。身居高位的人就像是风，百姓就像是草，风吹到草上，草肯定会顺势弯倒下去，你不能直接把草铲除了。只要身居高位的人好德乐善，老百姓还会做坏事吗？”
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的很多问题都直言诤谏，毫不掩饰。他看到哀公不能选贤任能，不能远离佞臣，所以劝他要慎重择人。至于季康子，孔子早就知道他处事不公，自己又贪得无厌，不能为民表率，所以毫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的错误。
季康子每次去见孔子，听到的虽然全是忠言，但到底十分地逆耳。季康子心里很生气，又不能发作。慢慢地，他除非万不得已，很少去亲近孔子。孔子已不再热衷于仕途，也就淡然置之。
季康子生性极为贪婪，经常恣意剥削人民，广积不义之财。但他又极其奢靡浪费，挥霍无度，所以常常入不敷出。他想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为借口，增加田赋，中饱私囊，可是这么做势必会引起百姓的不满，也会给自己招来骂名。于是季康子想去请教孔子，当然是编一个增加赋税的借口欺骗孔子。如果孔子认为应该增加田赋，那么，他就不必背上什么恶名，一切责任就都可以转嫁到孔子的身上了。
季康子心里这样盘算，却又不敢亲自去见孔子，最后他想到让冉有出面。冉有是孔门弟子，与孔子有师生之谊，又是自己的家臣，总比别人放心一些，由他出面去请孔子发表意见，最为妥善。于是，季康子编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冉有据此去试探孔子的反应。
冉有把那些理由一说完，孔子便看出了季康子的用心。他想起自己初次担任委吏时的种种，他深知老百姓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不遇荒年还好，万一遇到荒年，真是苦不堪言。靠天吃饭的人民，已经够值得同情了，怎么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何况又不是国家真的需要这样，而是为了填补私人的欲壑。所以，孔子压根儿就不赞成。
冉有往返跑了三趟，孔子总是一语不发。这种无言的抗议，应该让季康子死了这条心才对，但他仍旧再三再四地打发冉有去试探。
最后，孔子觉得不耐烦，他对冉有说：“你是我的弟子，你明知季康子这是假公济私，怎么还帮着他？”
冉有在老师面前不敢说假话，只好坦承说：“弟子在季氏手下做事，他命令我这么做，我只能从命。”
孔子说：“赋税是为国家需要而征收的，岂是权臣公卿实现自己私欲的途径。何况周公制定的税则，何其公平，有什么理由再增加呢？”
这件事之后，冉有和孔子的师生之谊受到了破坏，孔子曾痛心地说：“他没有资格做我的弟子。”
有一次，季康子准备攻打颛臾，这是鲁国一个很小的附庸国，位于今山东省费县西北一带。子路和冉有赶快跑来告诉孔子。
孔子责备说：“你们俩身为季康子的家臣，一定参与谋划策动了吧？”
冉有赶紧否认说：“这完全是季康子的主意，我们两人都不赞成。”
孔子说：“先王封颛臾为东蒙山的主祭者，一向是鲁国的臣属。如今鲁国的邦域被三桓瓜分，季孙氏独得两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取一份，只剩下颛臾还算是公臣，竟还放不过它，季孙氏实在太过分了！你们两人，深受季孙氏的器重，怎么不尽全力劝谏呢？如果季康子不听劝谏，你们俩就应当辞官不做。周任曾经说过，为官之前先权衡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才就位；干不了的话，就不干。”
周任是周时的大夫，为人十分正直无私，嫉恶如仇，被后世很多为官从政者视为楷模。
孔子接着说：“这就好像替一个盲人引路，你眼看着他有危险，却不去帮助他；眼看他将跌倒，却不去扶持他。那么，叫你来引路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觉得你们根本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再打个比方，老虎逃出了笼子，珠宝箱里的美玉碎了，难道说，看管的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冉有辩解说：“颛臾的城堡极为坚固，而且靠近季孙氏的费城，如果现在不把它攻下来，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心腹大患。”
孔子乘机教训他说：“一个国家不怕财富少，只怕分配得不均匀；不怕人少，只怕社会不安定。如果资源分配平均，就不会有贫困现象的出现；如果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就不怕人民稀少。社会安定以后，政权才能稳固。假如远方的人仍有不顺服的话，就以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他们自然会被吸收过来。你辅助季康子多年，却不能使境内人民生活安定，也不能吸引远人来归。他妄动干戈你却不能劝谏。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内部啊！”
鲁哀公十四年，齐君被弑的消息传来鲁国，又激发起孔子的正义感。
晏婴死后，齐国逐渐由田氏掌权。齐景公死后，三传至简公。简公即位后，分别任用田常和监止为相。监止很受简公的宠信，田常十分嫉妒。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监止在上朝途中偶然看见田氏族人杀人，于是将其拘捕，后来却被田氏营救。监止深知自己已经得罪了田氏，惧怕报复，在简公支持下，准备驱逐田氏。不想，监止的家仆竟将此事告诉了田常。5月，田常先发制人，率军入宫，劫持简公。监止率军反攻，被田氏击败，监止出逃。田氏军穷追不舍，情急下监止迷失方向，误入田氏的封地丰丘，被田氏杀死。6月，齐简公在仓皇逃往徐州的路上，被田常的追兵杀死。
简公死后，田常立简公的弟弟为君，即齐平公，自任宰相，继续掌握齐国的实权。
孔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叛臣逆子，所以这件事引起他极大的愤怒。他虽然久已不问朝政，此时却按捺不住。孔子如临大典，沐浴、更衣、整冠，入宫朝见哀公，郑重其事地奏请哀公出兵惩治田常这个弑君的乱臣贼子。
哀公可不像孔子那么富有正义感，他只以利害得失为行动与否的前提。哀公考虑良久，找到一个借口说：“齐国强大，我们弱小，以弱攻强，恐怕没有把握吧？”
孔子回答道：“鲁国与齐国，情谊深远，田常弑君，大逆不道，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再说，齐国自景公以后，被弑的君王已有三人，目前举国愤怨，情势极为紊乱，附和叛臣的只是少数。我们堂堂正正地前往征讨，一定可以获得齐国正义人士的追随。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
哀公始终拿不定主意，何况，鲁国的实权都掌握在三桓之手，尤以季孙氏的势力最强。于是，哀公敷衍着说：“这件事牵涉颇广，最好和季康子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孔子无奈，只得退了出来，然后叹息着说：“我曾做过鲁国的大夫，遇到这种事，我不能不说。但哀公不能做主，反要取决于季孙氏，真是可叹。”
孔子本来不愿去见季康子，但责任在身，不容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季康子。
季康子其实和田常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目无君上的权臣，并且他和田氏还有私谊，当然不肯赞同孔子的主张，但又不好反对得太过直接。因此，他以另一个理由婉拒了孔子的建议。他说：“田氏弑了齐君，随即立他的弟弟继位，这还是情有可原的。再说，这是他们国内政治上的纷争，外人似乎不便干涉，夫子以为呢？”
孔子已经看穿季康子的心思，知道此事是无能为力了，也就不再多说，愤然告辞而去。伐齐的事就此被搁置不提了。
孔子倦游归鲁，虽不愿出仕为官，但仍想以在野之身匡君救民，协助弟子从政。但伐齐一事之后，他见哀公如此懦弱无能，三桓以季孙氏为首，嚣张跋扈，执掌朝政。如此情势令孔子愈加心灰意冷，他准备用余生的全部时间，倾注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令他悲恸欲绝的事件。
公元前485年，即鲁哀公十年，孔子67岁，尚在卫国之时，他的夫人亓官氏病逝。
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时，他的独子伯鱼去世，享年50岁。伯鱼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后来受学于曾子，也是著名的学者，被尊称为述圣。《中庸》就是子思所作。
孔子在已逾古稀之年丧妻丧子，实在是人间最悲痛的伤心事。
关于孔子的九个异母姐姐，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留传下来。孔子的异母哥哥伯尼，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名孔忠，字子蔑，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后来在鲁国任官。女的由孔子择配，嫁给了他的弟子南容。孔子认为南容为人谨慎，所以把侄女嫁给他。
孔子自己除了独子伯鱼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幼年夭折，另一个嫁给了自己的弟子公冶长。公冶长自幼家贫，勤俭节约，聪颖好学，博通书礼，德才兼备，终生致力于学问，没有走上仕途。相传公冶长精通鸟语。
又过了一年，孔子71岁时，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去世了。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21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享年40岁。他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谦和有礼，从来不迁怒别人。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最器重他，对他的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
颜回素来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孔子时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颜回终生所向往的就是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相传，颜回家很穷，住在僻陋的巷子里，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一瓢清水。如果换了别人，肯定每日为生计发愁，可是他却依然快快乐乐地勤学不辍。孔子曾赞赏他说：“贤人，就是像颜回那样的！”
有一次，颜回陪孔子游泰山，回来不久就生病了，而且一天天加重，不到半个月就过世了。
孔子听到消息后，大喊：“老天爷这是要我的命啊！”接着放声痛哭。
有人在旁边劝慰说：“请夫子不要过分哀恸，保重自己的身体为要啊。”
孔子眼里噙着眼泪说道：“哀恸是有伤身体，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颜回这样好的人，竟年纪轻轻就去了。我不哀恸他，还能哀恸谁呢？”
颜回的父亲颜路想把儿子葬得体面一点，但是家里很穷，就跟孔子商量，希望孔子能把自己的车子卖了，去换一套棺椁。
棺椁是我国古代表示死者身份和等级的棺葬制的一部分。棺，即盛放死者的木制葬具；椁，指套在棺外的外棺。周朝的棺葬制度规定，士人下葬时只可用大棺，不能用椁。
孔子对于颜路的要求觉得很为难，因为按照古礼，大夫的车子是君主所赐，不能随便变卖。同时，大夫年老的时候，必须有车子代步，不能步行。于是，孔子只好直率地告诉颜路说：“除非是公侯卿相，否则不能棺椁并用。我儿子死的时候，也只是一层棺而没有椁，这是没法子的事啊。”
孔子的其他弟子也想厚葬颜回，一起来请示孔子。孔子认为哀悼一个人，重在内心，不在表面，所以他没有答应。不过，大家念及与颜回的同门之谊，以及颜回生前的良好德行，还是设法募集筹措金钱，厚葬了他。
孔子事后叹息说：“颜回当我是他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我却没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让他葬得如此不合礼法，实在是弟子们的意思，我无法做主啊。”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言论都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一年后，即公元前480年，孔子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子路死在卫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年，卫国的太子蒯聩看不惯南子的淫乱作风，准备杀死她，不料筹划不详，被人泄露了消息，没有达到目的，只好逃亡到晋国。卫灵公死后，由他的孙子继位，也就是卫出公。
出公在位12年后，父亲蒯聩企图返国夺位。他起初请赵简子出兵相助，赵简子没有答应。他就改变计划，派一个心腹回国去向孔悝的母亲求情。
孔悝是卫国的一位贵族，他的母亲是蒯聩的姐姐，名字不详，我们暂且称她为孔姬。孔悝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圉。孔圉去世以后，孔姬就和丈夫的一个名叫浑良夫的部下私通。浑良夫生得身长貌美，孔姬对他很是依赖，大小事情都喜欢找他来商量。她知道蒯聩图谋返国的消息后，就派浑良夫到晋国去一探究竟。
蒯聩知道浑良夫是姐姐的情人，他说的话姐姐多数会听，于是首先表示愿意支持他们，而且答应事成之后必有重酬。
浑良夫得到如此承诺，欣喜万分，立刻回国向孔姬报告。他说：“蒯聩亲口答应我，一旦他回国夺位成功，我们俩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再没有人敢说闲话了。目前他所顾忌的，只是孔悝的反对。孔悝是你的儿子，你以母命叫他迎接舅舅返国，他敢不依吗？”
孔姬说：“蒯聩是我的弟弟，出公是我的侄子，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多此一举呢？”
浑良夫提醒她说：“你要知道，出公在位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你们家的家臣，既无地位，又没财势，而且我们的关系还是只能偷偷摸摸。但如果换上蒯聩，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我想想吗？”
孔姬被他说得无言以对，就这样，他俩成了蒯聩的内应。
在浑良夫的巧妙安排下，蒯聩安然地偷偷回到卫国，住在他姐姐家里。
傍晚孔悝回到家里，刚准备休息，就被母亲叫了去。她说：“悝儿，我问你，父母两族中，哪边的关系更近一些？”
孔悝垂手恭立，答道：“叔伯是父系直属血亲，舅氏是母系直属血亲。谁近谁疏，实在难以判断。”
孔姬说：“也罢。不过，你既然知道舅氏是母系至亲，为什么不拥立我的弟弟？”
孔悝答道：“废子立孙，是先君的遗命。我们这些做臣属的，即便是贵族，也不能置喙。”
其实，母亲和浑良夫的暧昧关系，他早有察觉，而且浑良夫偷偷前往晋国会晤蒯聩的事情，他也略有所闻。只是身为晚辈，这些事情不便公然指摘出来，总是要给母亲留一点面子的。如今听到母亲话中有话，孔悝实在无法，只能推说腹痛，要去如厕，准备逃跑。
浑良夫这伙人早有安排，在孔宅四周埋伏了不少武士。他们早已准备好盟誓所需的一切，想逼着孔悝和蒯聩歃血为盟。临时买不到牛，就宰了一头猪，将猪血放在一个器皿中备用。
当孔悝借着如厕的借口准备逃跑时，两名武士不由分说，将孔悝捉住，挟持到大厅。
大厅里，蒯聩站立在正中央，孔姬站在他右边。孔悝被押进来以后，孔姬厉声喝道：“舅父在此，为何不拜？”
孔悝无奈，只好跪拜下去。蒯聩佯装慈祥，笑容满面地亲手搀扶。
孔姬也改以柔和的声音对儿子说：“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舅舅的，若不是南子相逼，他怎么会流亡到晋国？这件事全天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天下人也很同情你舅舅的遭遇。怎么你身为他的亲外甥，反倒不能体谅他的难处呢？我和他是同胞手足，不忍坐视不管，所以要迎他回国继位。悝儿你位高权重，一言可以定国。拥戴你舅舅复位，才是忠孝两全的做法，你说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孔悝似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被逼不过，只好回答说：“母亲的命令孩儿不敢不从。”于是，仆人捧来猪血，孔悝和蒯聩歃血为盟。
当晚，浑良夫率领武士，连夜进袭王宫。出公命人召孔悝来保驾，回报说，来袭的正是孔家人，打出的旗号是奉太子之命来捉拿逆子。出公大惊失色，他一面马上叫人传话给蒯聩，说子不与父争，愿意将王位拱手相让，一面收拾宫中财物，装载成车，趁月色昏暗从从宫逃出，直奔鲁国去了。
子路当时在孔悝手下为官，政变发生时，子路正好有事外出，他听到消息后立刻赶了回来。可是卫国国都上下已经一片混乱，孔悝被劫持。子路一心想救出孔悝。蒯聩派了两名武将带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子路毫不畏怯，奋力冲杀，无奈对方人多势众，而且用的又是长兵器，子路仅凭一支佩剑，虽然刺杀了几名敌兵，终究是处于劣势，不一会儿，已经满身是伤。子路一不留神，头上的帽缨被对方的长戟挑断。
他掷剑大呼：“大丈夫死就死了，却不能不戴好帽子，容我把帽子戴正！”
孔悝在里面高声喝道：“不得伤害子路。”可是乱军之中，哪由得他做主。话音未落，子路已经被一班乱军砍成肉酱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政变，他叹息着说：“子羔或许还可以平安回来，子路却一定是罹难了！”
子羔是孔子的另一个弟子，稍显愚钝，受子路提携，在卫国做官。果然不出所料，子羔狼狈地逃了回来。孔子听他讲述子路殉难时的情况，不禁泪如雨下。
自己的独子以及两位心爱的门生，都先他而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剧怎能不令他悲恸欲绝。从此后，孔子晚景凄凉，只有一些较为年轻的弟子陪在身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