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鎏觉得余乐萌这个人，当官确实是个政客，做人却是一个无赖。余乐萌经常为了名次排列顺序而小肚鸡肠，把领导与领导之间的位次看得极重。就在一次酒后，余乐萌犯了一个冒犯上级的低级错误。一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更多的人一生碌碌无为。任何人都不要为自己一事无成而感到羞愧，因为人的一生走出的道路不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不是你想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的。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申报》就有人在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命运”两个字，没有迷信色彩，却很有辩证的味道。他说的大意是：“命者，主观条件；运者，客观条件，二者只有正好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有所造就。”荒乱年间，有枪就是草头王；和平年代，你纵有满腹文韬武略，指挥千军万马的才能，也不一定派上用场。有人就打比方说，人的命运就好比做生意，算处不打算处来。要不然，“依个人打算没有穷汉”，人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
项明春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后期，新进来一个同事叫刘鎏的，就是命运不薄、捷足先登的典型。
自古至今，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对前途命运的企盼，总是要步入政坛，才算找到最终归宿的。你可以想想眼下，一个公务员指标，上百个大学生去争，远比球场上抢篮球发疯，正说明古风犹存。然而，尽管大学生们同为天之骄子，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却是受社会大气候制约的。运来土生金，运去玉无光。改革开放初期，凡是有幸被选为定向培养的大学生，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很快就能“噌噌”地上去，自以为是真材实料，领导起人民来，绰绰有余。后来，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一闹学潮，大学生们就渐出佳境，落架凤凰不如鸡了。
刘鎏是在师范学院学习的文科专业。文科学生，整天在诗情画意和离合悲欢的文字中畅游，容易激情迸发。刘鎏就曾经认为，自己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他考上大学，进的是少年班，不到二十岁就拿到了学位证书。本来可以很快步入辉煌的，却不料事不遂愿。那一场学潮，差一点让他找不到工作。
刘鎏赶上的，正是那几年大学生分配的低潮期。上级政策强调，师范院校的学生，只能分配到学校教书。所以，刘鎏毅然决然放弃了在省城学校里能够分配到的教学工作，回到丰阳县，投奔了在县委组织部当常务副部长的远门子姑夫。
实践证明，刘鎏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时，愿意到县级工作的本科大学生不多，刘鎏是分配到基层工作众多学生中的凤毛麟角。正好赶上县委办公室先后出去了几个同志，亟须进人，刘鎏的姑夫没有费多大劲儿，就和史长运主任达成交易，让刘鎏顺利地进入了县委办公室工作。
刘鎏一生都不能忘记，办公室老公文侯主任给他的教益。
我在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侧身官场》中交代过，刘鎏到办公室以后，第一次捉刀，写的是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因公殉职的县委办公室丁卯同志学习的县委文件。他当时很激动，因为让他写县委文件。又很感动，因为常务副主任丁卯死在办公桌前。因此文运洞开，文思泉涌，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写后诵读，觉得气势磅礴，寓意深邃，不亚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真是一篇可以流传千古的美文。
在他向临时主持工作的侯主任交卷的时候，自以为是一篇花团锦簇的好文章，却被“酒马虎”侯主任不动声色地枪毙了。侯主任喝下半瓶白干，斜倚沙发，一字一句地让刘鎏记录下来的公文，竟是一篇工稳流畅、大气厚重、可以一字不改的县委文件。这才让自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刘鎏刮目相看，自愧弗如。从此，谦虚谨慎，渐渐入流。
可是，刘鎏在县委办公室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当上第一支笔。与他同时进去的并不漂亮的女同事曾丽，文采完全可以同他比肩。后来，当史主任调任他县，管主任到人大任职，余乐萌当上县委办主任后，刘鎏觉得有些气闷，他并不觉得余乐萌重用曾丽而不重用他，让人委屈，而是感到，这个余乐萌，当官确实是个政客，做人却是一个无赖。退休后的姑夫点化他，让他迅速离开县委办公室。就在项明春当上黄公庙乡的党委书记时候，刘鎏出任了春水镇的镇长。
一个镇长的角色，相当于“小镇总理”。刘鎏上任后，却采取了“总理，总理，总是不理”的态度，这是因为当时的党委书记朱茂进是一个强权人物，一手遮天，当镇长还不如当一个副镇长，远不如君主立宪制的外国首相，倒像个行行礼仪、接接外交文书的以色列总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时年三十出头的刘鎏，已经与当年的狂傲不羁、锋芒毕露不可同日而语，表现得相当沉稳，老成持重。他从来不与书记争锋，凡事避让，让书记感到相当顺手。而且恭维起书记来，远比没有知识的人准确贴切。一时间，全县都知道春水镇的书记、镇长是一对黄金搭档。好多人不理解，这刘鎏是怎么啦，年轻轻的，这么老练成熟？
谁知这刘鎏正是胸有韬略，腹有良谋。他每次进城，总要到姑夫那里坐坐。姑夫也将他看成必定要成大器的人物，比自己不争气的两个儿子要好得多，从刘鎏身上延伸着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从来不慢待他，几乎每次都让老伴炒上几个小菜，与刘鎏对酌一番，边饮边谈，纵论天下。如果没有辈分差别，简直是一对忘年至交。
这老人在县委工作时，就被公认为是个老夫子，不是胸无点墨的干部。退下来后，思想并不僵化，在写字、作画之余，读了不少书，颇有心得。两个人交流最多的，自然是从政经验，往往老人家寥寥数语，就能让聪明的刘鎏如同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刘鎏韬光养晦，能够与党委书记成为黄金搭档，正是在老人的启发下形成的。
有一次，两个人又在一起对酌，竟然纵论起政治体制改革来。
老人说：“小刘，在我看来，步入政坛的走向，正在发生变化。我在县委工作多年，一直从事干部人事工作，早年的时候，组织部虽然比宣传部低半格，权力却相当大，任谁用谁，曾经一度由我这个常务副部长说了算。当年，政治标准第一，组织上安排什么就干什么，很少有人到组织部去要去闹。哪里有了空缺，只要我一句话，领导就批准了。到了后来，组织部升格了，权力反而弱化。自从加上了考核任免机制后，权力更加向上集中。在用人问题上，连部长、抓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也当不了家了，县委一把手说了算，组织部门纯粹成了办事机构。这就滋生出了不少弊端，在利益群体逐渐形成的当今社会，人们向往当官，跑官要官成风，谁手中有任免权，谁就是主攻对象。在这种状态下，当一把手的，很难保持清廉，官场腐败日渐严重。你说，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刘鎏这些年来，听了不少老人的各种议论，但他都是有选择的。老人喜欢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陈年往事，有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刘鎏常常是洗耳恭听，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时，老人这样问自己，不由得一怔，脱口而出：“当然是倒退了。”
老人说：“错了，这是历史进步了。”
刘鎏不解，被高粱小烧染红的两只眼睛盯着老人。
老人说：“枪杆子得天下，笔杆子治天下。如果没有人争相当官，这社会还有谁去治理？一个小小的生产大队，大小干部都有人争得焦头烂额的，正说明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刘鎏说：“照你这么说，腐败就是有理了？”
老人呷一口酒：“不是这么说，这是历史发展不可跨越的一个阶段。人们常说，吏制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只是说对了一面。有些问题反过来看看，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精髓。我问你，看政绩用干部对不对？”
刘鎏说：“当然是对的。”
老人说：“你又错了，没有舞台，哪来的政绩？你纵有日天本领，也翻不了筋斗。上边用人，历来面临着两难选择，不看政绩，不知道干部的能耐；但只看政绩，又容易让浮夸成风。一个干部，只要到了台上，没有不下尽吃奶工夫，拼命耍花架子，搞政绩让上级看的。不然，就不可能有晋升的资本。”
刘鎏说：“这里边的关键是个尺度和导向问题。”
老人说：“是啊，可又有谁肯认真地去把握这个尺度和导向呢。所以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拔苗助长，急功近利，就成为当今的一大流弊。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仍然是这一代干部推进的，可也交了不少学费啊。”
刘鎏赞赏地说：“姑夫，你的见解相当深刻。”
老人没有理会刘鎏的恭维，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道来：“我近来看老子的哲学观点，他倡导‘无为而治’，无为才能无不为，仔细想想，不无道理。可谁在台上，能够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真正做到无为而治啊？”
刘鎏当然不关心这些，酒意上来，忍不住打个哈欠。老人说：“哦，我说多了。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吧。我认为，这种看政绩用干部的路线不会太长久了，导向不正确。中国恐怕最终要走向科举制度，当然，也不会回到历史老路上去，让有才干的人到南京贡院去科比了。但选人用人，单一的考核提拔任免的办法恐怕行不通了。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刘鎏突然感到精神一振，这老人家绕了半天，原来仍然是在点拨自己，就连连点头说：“明白，明白。”
老人突然意兴阑珊，也打了哈欠：“小刘啊，两条道路都可供你选择，你的路宽着呢。”
刘鎏受到了重大启迪，告辞老人出门，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亮光。二刘鎏因为讨厌县委办公室主任余乐萌，才离开了县委办去当镇长的。余乐萌是因为在县委办混不下去了，才下去当乡长的。
这些年来，余乐萌吉星高照，鸿运当头，从乡长到书记，从书记进常委，两三年一个台阶，副科级到副处级，几乎没有障碍，跃升得让人羡慕。
可是，好马也有失蹄之日，余乐萌只因为一个电话，前程受阻了好几个年头。
那年冬天，余乐萌接任管仲央当上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曾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反复揣摩，赋诗两首，一首是：
“日月新天重英才，
真金不会长久埋。
离开县委整七载，
打鼓升堂又重来。”
另一首是：
“潇潇秋雨洗旧尘，
淡淡春色一时新。
姗姗来去犹未晚，
抖抖精神追风云。”
不要说余乐萌的文章让人不敢领教，他偶尔为之的诗篇也难以让人恭维。这两首小诗，可能是他长这么大，写出的为数不多的“诗”中最有诗味的两首诗了。有句老话说：“诗言志”，我们姑且不论诗的好坏，这确实是余乐萌的言志之作。就诗的含义说，不言自明，前者有“反攻倒算”的意味，后者则是“踌躇满志”。
遥想当初，查志强和项明春一同进入县委办公室以后，余乐萌和邬庆云已经成为秘书，副科级干部，偏偏丁主任分工时，分别让查志强和项明春这两个干事领导他们两个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