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月，赵普因故罢相，贬为武胜军节度使，具体原因不明。但从宋太宗作诗饯别，而赵普感激涕零，表示要勒诗金石的情形看，赵普一定有什么短处而不得不贬谪。至于赵普说来世效犬马之力，则完全是政治表态。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为报高粱河之辱而亲征幽蓟，战事迁延，进退维艰。赵普看到又是表忠的好机会而提出“兵久生变”，要求班师。宋太宗为嘉奖他三进疏陈，而在次年移赵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梁国公为许国公。与此同时，宋太宗次子昭成太子、陈王元僖也表请再委政于元老赵普。当然，德昭之死、廷美之死为元僖提供了继位的机会，而赵普劝宋太宗之传子不传弟，使赵普赢得了元僖的美言和授为太保兼侍中的相位。从赵普三次任相中，可以看到赵普善于夤缘附骥于有政治前途者，并不惜牺牲品格去趋奉。
寇准——居官清廉、世代楷模的北宋名相
寇准(公元961-公元1023年)，北宋大臣，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字平仲。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举进士，年仅19岁。通《春秋》三传，英俊豪迈，历任大理寺评事、巴东知县、成安知县、郓州通判等职，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转盐铁判官。应诏极陈国事利害，直言无讳，被太宗赏识，晋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拜为枢密副使，晋同知枢密院事。因与同事不和互争，罢为青州知州。五年(公元994年)再召回，任参知政事。太宗立储犹豫不决，劝帝立襄王（后改寿王，即真宗）为皇太子。性刚，为政事力争于帝前，为太宗不悦，至道二年(公元996)出为邓州知州。次年，真宗即位，入朝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出为河阳、同州、凤翔等地方官。入朝历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毕士安同相。正当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下，力斥王钦若、陈尧叟南迁之议，劝帝“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得大将高琼之助，亲征澶州，扭转败局，促成“澶渊之盟”。事后颇有自矜之色，王钦若乘间进谗言，景德三年(1006年)罢相出为陕州知州。后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天僖三年(1019年)两度复相，均为佞臣王钦若、丁谓所谗，不久罢相。真宗末，贬为道州司马。仁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为丁谓与宦官雷允恭所谗，贬放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卒于贬所。11年后，仁宗亲政，始平反，追赠中书令、莱国公。着有《寇莱公集》。
一代名相寇准缘何屡屡遭贬？
一位“善断大事”的宰相，却屡屡遭贬，最后竟客死贬所，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然而，究其原因，可以说问题正是出在他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做人与处世之上。
寇准出身于富贵之家，年少之时，英迈豪爽，精通《春秋》三传，深谙治国方略，19岁时便脱颖而出，举为进士。在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时，颇有政绩，以后屡屡升迁至朝中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在每次宋太宗诏百官言事的时候，他都能准确地说出朝中的利害得失，深得太宗的器重。在他做枢密院直学士的时候，有一次在殿中奏事，意见与太宗不和，便与太宗顶撞起来，太宗一怒之下起身就走，寇准急步上前拽住太宗的衣服，把他拉到座位上，向太宗极力陈说利害，终于把太宗说服。事后，宋太宗还自豪地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之得魏征啊！”不久就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院副使、知院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
然而，寇准虽是一代善于治国的能臣，但在与同事的相处中却像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一样，总是得理不让人，又自持有能耐，对他人不屑一顾。寇准与张逊同为知院事，寇准却不喜欢他，只要他在太宗面前一说话，寇准就驳斥他，弄得他很没面子，便因此而怀恨在心。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并驾走在路上，路遇一疯子迎着马头狂呼万岁，被判左金吾王宾看到了，就悄悄地告诉了张逊，张逊便唆使王宾向太宗上奏此事，寇准在堂上刚想辩护，就遭到了张逊言辞激烈的抨击，结果两人就在太宗面前相互揭起短来。惹得太宗大怒不止，最后是两败俱伤，张逊被罢官，寇准也被贬到青州去了。因为太宗遇事总想与寇准商量，如今见不到寇准颇想念他，就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快乐吗？”大臣都不太喜欢寇准的为人，就答道：“寇准得到青州这样好的地方为官，哪里还有什么苦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又这样问，众人知道太宗有想召回寇准的意思，就从中作梗说：“陛下如此思念寇准，却听说他在青州整日纵酒为乐，这难道是思念陛下吗？”弄得太宗黯然伤怀，久久不得开心……
一年后，寇准被召回朝，当了宰相。凡是他喜欢的人，都安排到重要的职务上，不喜欢的人便难得提拔，这使许多人心中愤然不平。彭惟节与寇准关系好，但官位一直都在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下，后来寇准提拔他任屯田员外郎。有一次冯拯写奏章时，还像以前一样把彭惟节列在了自己的后面，寇准看后竟然大怒，当众谴责他扰乱朝制，致使冯拯恼羞成怒，在朝堂之上指责寇准专权揽政，结党营私，官员的升降，全凭自己的好恶。其他的一些平时对寇准有意见的人，也乘机上奏，说目前把持朝政的要员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所荐，除了吕端有德行之外，张洎、李昌龄都是对他曲意奉承，畏不敢言，所以，寇准才得以如此的任自胸臆，胡作非为。太宗听后，大怒，还没责备他几句，他就自辩不止。太宗说：“如此在朝堂上辩论不止，有失你作为一个宰相的身份。”寇准不听，还力争不已。太宗叹道：“鼠雀尚知人意，而你怎么这样不识大体呢！”遂即又罢去宰相之职，贬到邓州去了。
宋真宗即位后，又把寇准从邓州一步步升迁起用，六年后拜为宰相。不久，契丹大举进兵中原，瀛州被围，危在旦夕，京都的门户贝州、魏州告急，举国上下一片惊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力劝真宗避祸于多陵；陈尧叟是蜀人，力劝真宗出走成都。真宗对寇准说了这两条意见，虽没说是谁的主意，但寇准心里已经明白是这两个人的馊主意，平时寇准就看不起他们，便佯装不知地说：“谁为陛下出此策者，其罪当诛！陛下的神威布满天下，将领与大臣们又能齐心协力，只要陛下亲自率大军征讨，贼兵可不战自溃。如果贼兵敢与陛下争锋，则出奇兵以扰乱其心，坚守以挫其锐气，其远道而来，必然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亦可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为什么要弃京都而远走楚蜀呢？真是这样，则人心崩溃，贼兵乘势深入，天下还是我们的吗？”一番话，说得真宗和满朝文武都无言以对，趁热打铁，寇准随即请真宗驾临前线澶州督战。皇帝的到来，使全军上下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致使契丹兵相视惊愕，吓得列不成阵势。寇准又乘势用兵，杀其统军大将达揽，迫使契丹主动请和。此一役，已可足见其能“善断大事”的宰相之才。
然而，他仍没有吸取以前吃亏的教训，居功自傲，因澶渊之功，真宗对他也是恩厚有加。有一天，退朝之后，王钦若等寇准走后，对真宗说：“陛下如此敬爱寇准，是不是以为他有保社稷之功？”真宗说：“是啊。”钦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说寇准社稷之功，为什么？”真宗听他话里有音，不禁惊愕地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钦若说：“城下之盟，在《春秋》的记载中帝王无不以为耻辱。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啊！陛下以万乘之贵而与契丹结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真宗听此一说，神色为之黯然不悦，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吗？赌博者输钱欲尽之时，无不倾其所有再碰碰运气，这就是所谓的孤注。陛下，寇准就是把你当成了孤注啊！要是输了呢？”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便从心里对寇准有了一种反感。一年后罢去他的宰相之职由王旦担任，寇准又被贬到陕州去了。不久，寇准又被召回任枢密院使。若只是王钦若的嫉妒，实际上对他还是没有真正构成太大的威胁。他非常讨厌三司使林特，恰值宫中缺绢用，林特急催河北供奉，寇准就上奏弹劾林特说：“我在陕州时曾进绢五万，三司不接纳，以至如此缺乏，请皇上严惩三司使林特。”然而，皇上知道他是借机打击林特，以树自己的威严，又加上宫中每年用绢过百万，他才供给五万。就对王旦说：“寇准仍然刚忿如昔啊！他喜欢谁，就恩惠有加，讨厌谁就想把谁剔除掉。这哪是宰相的作为啊！”不久，又罢去他的相职，贬到永兴军中去了。结果他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天禧元年，内侍都知周怀政等伪造成天书，年纪渐老的真宗明知是假的，但却乐此不疲，命寇准奉上，寇准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曲意迎合了真宗，因此，又得入朝为相。三年后真宗得病，由皇后摄政，寇准密谋由太子临朝称制，结果谋泄。此时内侍周怀政等人怕天书之事暴露，亦谋由太子当政，诛杀反对的大臣，仍由寇准出任宰相。结果客省使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又联合曹利用、皇后，杀了周怀政，也趁机贬了寇准，把他发配到海南雷州，最后寇准就死在了那里。丁谓本是寇准一手提拔上来的，对寇准也算是唯命是从。可是，有一次皇上宴请朝中大臣的时候，寇准把汤羹洒到了胡子上，丁谓本是好心地为他擦胡子，寇准却当众嘲笑他说：“参政国家大事的大臣，却怎么如此尽心为长官拂起了胡须？”致使丁谓对他怀恨在心。
当初寇准刚当宰相的时候，张咏还在成都督蜀，他对自己身边的人说：“寇公治国奇才，可惜他的学术和做人的修养不足。日后若没有长进，则必然命途多舛啊。”寇准被贬到陕州正待出行的时候，正碰上张咏自成都回，寇准设宴招待张咏，临走时送张咏至郊问：“你有什么教我的吗？”张咏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啊！”寇准不明其意，回家后取《霍光传》细读之，至“不学无术”一句时，寇准恍然大悟，笑着说：“这是张公在说我啊！”然而可惜的是他虽明白了张咏的心意，自己却依然我行我素……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己，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他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年)，边事紧急，范仲淹被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他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把戍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与苏州白印糕
范仲淹小时候十分穷。家无住房，只得在苏州天平山下的咒钵阉里栖身。咒钵庵年久失修，凄凉得可怕。但是，范仲淹尽管日子难过，却没有动摇他求知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