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裴度又向文宗告老辞职，文宗不许。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三月，文宗调裴度为东都留守，并于次年十月，又加给他一个中书令的荣誉官衔。
在裴度离京期间，宦官更加恣横，致使文宗再也无法忍受。于是，文宗与亲信朝臣郑注、李训密谋，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宰相李训等又诈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树上夜有甘露，请全体宦官随同文宗前去观看，企图一举消灭宦官。结果密谋败露，宦官仇士良率禁军杀死李训、王涯、贾悚、舒元舆四宰相及郑注等朝官数千人，被牵连下狱的又达数百家，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这时，裴度在洛阳，他曾上疏竭力为牵连被害者辩护，总算保全了数十家。“甘露之变”后，朝臣被杀十之六七，宦官权力更大，宰相只是挂名而已。裴度深感自己无力挽救唐王朝的危机，从此便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祸闲居。他在洛阳集贤里营造了一所住宅，筑山凿池，竹木丛翠，又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风景极其优美。他又另在洛阳午桥创建别墅，其中栽花木万株，起有凉台暖室，名叫“绿野堂”；还引洛水入园，波光相映，环境十分清幽。裴度在应付公事之余，常身穿便服，与当时着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终日宴饮，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他平日爱读《庄子·逍遥游》，还特地向白居易讨来一对仙鹤，并时时伴随鹤步，傍水闲行，赏花观鱼，不问外事。其实，文宗知道，裴度虽然有病，但尚未十分衰老。因此，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文宗又命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裴度不愿再掌兵权，又再三以老病推辞，后因文宗不允，只得赴任。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冬，裴度病重，要求回洛阳养病。次年正月，文宗同意裴度回京，并授予中书令实职。裴度因病不能上朝谢恩。三月初三上巳节那天，文宗赐诗及御札给裴度，表示器重，要他和诗。当文宗的诗札送到裴家时，裴度已于三月初四日去世。文宗闻耗震悼，他怪裴度临终没有遗表，便派人去问。裴度家属送上草稿，只见遗表中不谈家事，但以朝廷未立太子为忧。这是因为唐代后期，宦官常任意杀、立皇帝，裴度临终以未立太子为忧，说明他对唐朝政局的前途十分担心，也可以说他是死不瞑目的。
牛僧孺——牛李党争，功亏一篑
牛僧孺（公元779-公元847年），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着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志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僧孺好文学，着有传奇集《玄怪录》等。
牛李党争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扞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凑。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嫉妒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内蒙古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着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时年69岁。赠太尉，谥曰文贞。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牛僧孺鸣皋夜遇诸美姬
牛僧孺一生好仙慕道，对神仙故事有很多记述。在一本托名牛僧孺着的《周秦行纪》书中曾叙述了他自己在东都洛阳南部鸣皋山的奇遇。他自述的故事是这样的。
贞元年间，牛僧孺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回归宛叶。途经鸣皋山，想要找个地方住下，天已黑了，还没赶到村落。这时，月亮升起，忽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就朝着香味往前赶，到了一个大宅院，看门庭，是个富豪人家。守门人问道：“郎君上哪去？”
牛僧孺回答：“我叫牛僧孺，科考落榜，往家走，迷了路，走到这里来了。”门人进去通报，一会出来说：“请进去吧！”
“这是谁家？”
“只管进去，不必问。”
走进十多个门，到了一座大殿，有珠帘悬挂，数百个穿红衣紫衣的人站在台阶上，左右唱拜。从帘内传来声音，说：“我是汉帝的母亲薄太后。这里是庙，郎君不该来这种地方，你是怎么到这来的？”“我家住在宛陵，要回家，迷了路。恐怕被豺虎豹会餐，乞求在贵府住一宿。”牛僧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