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以其悠久、丰富、广博、生命力强而着称于世。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辟邪文化占有独特的位置。只要稍加注意中国历史与现今的民众生活，便会发现辟邪的对象、辟邪的器物、辟邪的仪式是那样的丰富多样，而人们辟邪的观念、辟邪的心态、辟邪的行为又是那样的古怪深奥，诱人探寻。历史上，生活中，每一种辟邪现象、辟邪行为和辟邪器物均蕴藏着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诸如民风民俗、伦理道德观念、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处世哲学、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地域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辟邪现象这种十分丰富的文化载体，长期被简单地斥为迷信而遭到学界的忽视；而其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与现状都说明，对中国辟邪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
概略地说，辟邪文化是人们通过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为等方式达到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与今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辟邪现象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天体星辰的运行，若发生某种不寻常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将有恶运降临，需要辟邪；气象的演变，雷电风雨雪霜的肆虐，也会使人联想起神灵震怒降祸，故要设祭禳灾；在江河湖海中行舟、在深山老林里劳动，都随时会遇上邪恶妖魔的侵扰，人们当然也需要祭神求灵；大人小孩患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自然被当做邪气恶鬼附体，必须采取种种辟邪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婚丧嫁娶、耕作渔猎、远行经商，均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因此，立神敬奉、辟邪求吉，是人们的愿望，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样的辟邪规制、辟邪器物、辟邪习俗、辟邪仪式和辟邪求吉术。古人演戏，许多都包孕着辟邪禳灾的意蕴；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语音和形状，也衍生出众多的辟邪方式；中国古代繁多的巫术、厌当术、起犯术、傩舞与傩祭本质上都是为辟邪消灾、祈福得吉服务的；古代妇女的生育过程，充满着凶险和痛苦，于是也产生出众多的辟邪手法；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辟邪体系；序时年节，伴随的是各式复杂的祭祀活动，而辟邪则是永恒的主题。
因此，辟邪现象广泛而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的辟邪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民族的辟邪文化，有助于科学地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认识现代中国人行为的趋避模式，这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根本上而言，辟邪活动导因于人们无力抗拒而又渴望能够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祸患。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虽有风和日丽之时，但又常常暴雨狂风成灾；人世间虽有温情脉脉之处，但往往又充斥着仇视、权谋恨与争斗。因此，人们无不深感生存之艰辛，时时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为此，人类借助于不断发达的智力，创造出种种花样翻新的工具，同时还努力改善社会组织，以之消解各种灾祸，减轻人间的痛苦，这些努力无疑起着并必将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人类在免于灾祸方面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想完全消解灾祸则不可能。特别是，人类在承受和消解自然灾害之外，又制造出许多人为之灾、幻想之祸，使自身永陷苦海之中难以自拔。因此，辟邪活动实际上即是人们企图躲避灾祸、改变恶运、祈福获吉的一种特殊的行为。
中国辟邪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也是现代人要理解辟邪现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既然辟邪行为多起因于人们无法改变和抗拒的灾祸，那么，贯穿于辟邪活动始终的当是某种精神性的转换。在现实的生存中，人们对许多灾祸邪祟束手无策，尤其是基于认识水平低下产生出的众多神灵鬼怪的幻想，人们在其面前更是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这样，人们便创生出多种辟邪的仪式、符咒、器物，试图影响或左右这些非人间力量所能控制的东西，以求生活的平安顺畅、得福免凶。从科学的物质的角度而言，这些努力无疑毫无用处；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来说，这又具有一定的作用。
例如在孕妇临产的辟邪方面，中国古代有所谓“临产禁水法”，只需念叨一段特定的咒语，便可避免生产期间受到鬼祟的为害。
咒语糅合了儒释道三教的观念，对孕妇的顺利生产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但若孕妇深信此咒可以辟邪，可召来那么多神通广大的神灵环护其左右，紧张的情绪必可缓解，心理上得到某种慰藉，这恰恰是孕妇顺利分娩的重要条件。所以，辟邪行为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并非在客观上有任何实用价值，而在于给恐慌、心悸、忧虑、害怕者以某种精神鼓励和心理安慰。不可否认的是，有时人们精神上的踏实，确可转化为肉体上的抵抗力，从而真的达到了消灾避祸的目的。
中国辟邪文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即用忍受小灾祸试图实现逃避大灾难的愿望。中国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早就意识到，天灾人祸鬼魅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为了使生活更为顺畅、生存环境更如人意，一些物质上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所谓的“破财挡灾”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说明。
推崇吉祥通灵之物，是中国辟邪文化的又一特征。吉祥与凶兆、邪恶、晦气正相反对；通灵是妖魔鬼怪的克星，因通灵之物即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相互沟通，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降魔除怪。所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将吉祥通灵之物用作辟邪。稻米是南方人的主食，被人誉为“金珠玉粒”，珍贵无比，在民间很早就用做吉祥物来辟邪。浙江一些地区，新郎发轿迎亲之时，必须用袱巾装一包米置于彩轿内，此称“坐轿米”，当地人深信可驱邪祟，保佑新娘平安。民间又广泛盛行用铜镜辟邪的习俗，人们在住宅的大门或窗棂上，高悬一面镜子，俗称“照妖镜”，人们坚信，这样做，鬼祟至门窗，必因现出原形而落荒逃遁。
古人认为邪魅妖魔会化为人形来害人，惟有“照妖镜”可使之现出原形，保人们平安无事。为什么铜镜（在清末民初，铜镜已逐渐被玻璃镜取代，虽质地不同，功能还是一样的。）被认为可以辟邪呢？一方面，铜镜在古代乃珍稀之物，价格十分昂贵，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镜子可以完完整整地折射出人体和万物的形貌，科学知识尚且缺乏的古人由此对铜镜增添了崇拜。因此，铜镜在古代长期扮演着通灵显圣之物的角色，任何隐形或变形的妖魔鬼怪都会在它的面前原形毕露，鬼魅现形定会惭愧万分，凶焰顿敛，惟恐逃之不及，于是乎，人们就可高枕无忧了。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乡村城市仍可不时地看到“照妖镜”高悬。
不惟铜镜被人们奉为辟邪之物，奇特的石头，经过一番打磨或刻上符咒，也转变为通灵之物，被古人视为镇魔驱妖的圣物。如民间广为盛行的树“泰山石敢当”辟邪的风俗。另外，细小轻微却锋利无比的铁针、日常生活中用于切割的剪刀、匕首、剑等都被人们当做避鬼的利器，至于珍贵的银器更是长期被百姓视为避鬼驱恶的神物。这些都是中国辟邪文化推崇吉祥通灵之物特征的表现。
中国辟邪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掌握其基本特征，是理解这种文化的重要一步，但要科学和全面地把握它，还需要人们深入其堂奥，探寻中国辟邪文化所蕴含的内在规律。
二、中国辟邪现象的一般规律
中国辟邪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生活与生存奋斗的土壤之中，带有强烈的民族气息。但是，究竟繁杂多样的辟邪活动遵循哪些规律呢？弄清这些问题，是科学地透视中国辟邪文化的核心所在。
1.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现实中的灾祸大部分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心理上的调整。辟邪愿望的长期历史积淀遂形成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中国佛教的辟邪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之避，它与世俗人把那些可怕的、邪恶的、会带来灾难的东西视为邪不同，佛教直指人间的一切皆为邪恶，并且从理性上分析人们执着的世间万物都不过是空无。这样，佛教的辟邪方式只能是心理的。佛教辟邪与世俗辟邪的不同在于其根本方式是“戒”，即禁绝，亦即把世俗社会中的一切，世俗人所念所求的一切均归入“邪”之类。美味可口的食物，邪，必须避——“吃斋”；华丽舒适的服装，邪，必须避——着僧服；热闹非凡的都市，邪，必须避——隐居在深山古刹；销魂蚀魄的男女之欢，邪，也必须避——禁欲；人人渴望的长生不老，邪，要避——追求“坐化”与“涅盘”等等。
佛教既然认为人们的邪恶行为是由人们邪恶的欲念引发的，这是人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所以辟邪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从精神上扼制住邪念，在心理上筑起一道坚实的辟邪屏障。而辟邪的最终目的，则在于通过各种繁杂的戒律，彻底消除所有世俗人的生活追求。此时，人“生”的内涵越来越少；人“死”的因素则日渐增多，而成佛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当人们避除了一切邪恶，也即是“死亡”的降临，人跃出了生死轮回，通过“涅盘”而迈向了“西方极乐世界”。
道教的许多辟邪方法也是贯穿了心理转换律的。《云笈七签》记有一种辟邪法，说的是如果人们碰见了死尸及棺材一类晦气之物，可立即在心中想像一股烈焰腾起，迅猛地将尸体与灵柩烧成灰烬；然后进一步努力想像风在猛烈地吹，火势越来越炽，自焚自己的肉身，渐渐地通体洁白，于是乎，邪恶秽气就除去了。可见，根本就没有真的烈焰，也非真的把“邪气”的东西烧毁了，完全是一种心理转换，但道教坚持认为它具有极佳的辟邪效果。
中国辟邪活动中的心理转换律是建基在人的精神（心理）与肉体（物质）的组成上的，但精神与肉体又可分别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所以，人们肉体上的客观的辟邪无成功希望的话，便可经由精神与心理上的途径来实现。虽然这种实现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精神性的调整，但在古代人们幻想出的众多无法抵御的妖魔鬼怪作祟的情况下，人们应用心理转换律来辟邪又有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道教庞大的辟邪体系中，画符念咒是其主要方法。“符”为有道行的道士用朱笔描成的千奇百怪的图形，民间百姓深信其有辟邪之奇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