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反“全球化”。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
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分两方面：个人主体和企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应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因为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全球化不是无政府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现有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比较优势与禀赋提升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后发优势与模式转轨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
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展现。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
区域优势是什么，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区域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区域比较优势；
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
从本土化到国际化
国际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概念，而空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国际化的层次和空间是对称的。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角落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大企业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不一定要走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经营模式，必须与信息时代相对应。企业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就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际市场的对称关系；这个关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方案。
国际化要讲究策略。要以弱胜强，必须以智取胜。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称。国际化即使走出国门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人的观念、目标、习惯、行为方式和当地环境的对称。没有国际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但没有本土化也不能实现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对称的。
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
经济体与经济共同体、经济圈的本质区别：系统性不同，系统功能不同。从经济圈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经济体，是一个主体性、系统性从弱到强、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的环节。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化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
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