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
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转变模式
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就业率是经济发展综合指标
就业渠道，是微观经济问题，但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宏观经济，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是政府施政能力的综合指数，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
形成配置型生产的根本原因，除了配置经济学的错误导向，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也是其中之一。配置型生产——为就业而就业——配置型生产——为就业而就业，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实践上，这个恶性循环是一个悖境；在理论上，这个恶性循环是由配置经济学引起的悖论。问题的提出本身包含了问题的解决，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正是解开问题的关键。走出悖论与悖境的唯一途径，是范式转换、模式转轨，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由配置型生产转型为再生性生产。
是“目标”还是“指标”
认为就业率与通胀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要人们在“降低就业率”与“提高通胀率”二者间进行二难选择，是口袋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怪论，也是这种怪论在实践中的结果。由于口袋经济学家分不清配置型生产与再生型生产，所以把所谓就业等同于一个人的事两个人干，提高就业率等同于工资增长率，所以就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造成就业率和通胀率成正相关的结果；当他们推出“把提高就业率作为首要目标”时，实际上是把提高就业率作为GDP增长的目标。而中国人口多、就业问题严重，就此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用GDP增长代替财富增长、用增长代替发展的理论出口，为泡沫经济、“合理通胀”提供了籍口，也为他们的口袋经济学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从而形成了口袋经济学-就业率-口袋经济学的发展周期；也即以口袋经济学为理论出发点，经过就业率的中介作用，论证了口袋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从再生经济学视角来看，就业率是手段而非目标，因而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而非“目标”。把就业率看成目标而且是首要目标，为就业而就业，势必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率（以任何经济学范式为参照），更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益（以再生经济学范式为参照），造成泡沫GDP与通货膨胀。如果“因人设事”，创办配置型“企业”、制造配置型“产业”、人为增加“流通”与“交易”环节，不但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所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将大大高于给这些人发放失业救济金——这样的“就业率”高固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却减少社会财富总量、降低人民生活水平。
就业率与生产率
所谓就业不等于隐性失业。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理论上不存在失业者，实际上却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存在大量的拿着饭碗不干事的人。这种为“就业”而“就业”，不是真正的就业，而是隐性的失业——失业披上就业的外衣。
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不管有没有搞计划生育，只要社会上尚有一个人非自愿失业或隐性失业，经济就不会“过热”。如果每一个人都就业也不就等于经济过热——还可以通过技术更新，提高每个人人力资本的效率。
既然就业与“经济过热”无关，“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无关，就业率高与通货膨胀也就无关。配置经济学的非再生性质、传统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性质，使它们取微观经济的某个横截面做参照，必然在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左右摇摆。这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必然结果，是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当它们片面看问题时自诩为实证思维，当它拿着自己的片面理论指导实践时，又标谤其理论的规范性与全面性。
应该用发展带增长、用增长带就业。为就业而就业、舍本求末，将拖垮中国经济。如果说，单纯的增长、GDP增长观同就业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以对称经济发展观为参照的增长，与就业则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的关系。应该以是否实现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增长潜力是否充分发挥的综合指标，而不是所谓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如果离开了对称措施，就业优先会转变成为就业而就业，从而降低劳动力生产率。
就业率与经济模式
就业率的背后，是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中人力资本与人力市场模型、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与新经济的重新洗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对称关系。因此要以再生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用整体论而非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从新经济与创业工程、就业工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考察就业问题，而不是就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
当今世界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人口密度大的国家由于科技发达、高科技产业发展较快而造成劳力匮乏，劳力过剩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并非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而是科技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说明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并不矛盾。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刻意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而是在挤掉泡沫经济、大力发展再生型经济的前提下，用智力密集产业带动资本密集产业，用智力、资本密集产业带动劳力密集产业。在这里，配置型经济与再生型经济的区分比是否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区分更根本；而造成使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此消彼长的，只能是配置型经济模式。事实证明：只要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框架，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以前者为前提。如果把产业政策放在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刻意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上面，其结果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配置型经济代替再生型经济，从而陷入就业率与通胀率共进退的悖境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困境。所以就业率的背后是经济模式；就业率作为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不仅是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也不仅是经济结构与产业政策的综合指标，而是在经济模式基础上，经济模式、产业政策、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
就业问题是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就业率是经济模式、产业政策、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那么就业问题就既是微观经济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
微观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如成本、工资、价格、市场出清等来解释就业问题，无异于一个人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任何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就业模型”，只能陷于悖论，对于解释与解决现实的就业问题根本无能为力。
就业只能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微观问题，而全社会范围内的微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以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为参照系，既使在宏观经济学范围内也同样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因为均衡是消极的、低层次的，因而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热”状态。只有对称，才是积极的、高层次的，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论依据。无论在任何经济学范式中，就业问题应该既是微观经济问题，又是宏观经济问题。把其仅仅归结于微观经济问题，是参照系错误，不可能解决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就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都说明生产潜力未被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根源在于宏观调控。政府有责任安排每个人就业，除了自愿失业。不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推给企业。就业，就个人和企业来讲，是微观经济问题；但开辟就业渠道，在于宏观经济，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在理论和政策上抛弃“过热”观念。把失业问题归因于经济过热，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在它们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只有“均衡”没有“对称”、只有“就业”没有“创业”，就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永远不兼容，只好把理论解决不了的“就业悖论”归咎于“过热”。其次要扶持创业工程。一个有能力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制、金融、社会环境扶持创业工程的好的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充分就业问题。
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是政府施政能力的综合指数，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应该以就业率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全息参数”。
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
就业的根本出路在创业。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鼓励创业、开辟国内市场上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有配套措施；避免“血汗工厂”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劳力供过于求的局面，扩大就业的门路；扩大就业门路最根本的，是扶持创业工程。扶持创业工程包括政府投资牵动创业工程与扶持民间创业工程两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保体系与法制环境，给平民百姓创业自由、平等竞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解决存量问题的出路在增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解决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才有现实意义。否则，要么逼着企业违法，要么减少用人，或破产倒闭、扩大失业队伍。就业与福利之间的悖境说明：对称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不是心血来潮照搬西方的某一理论片断就可以拿来就用。
用财政补贴油价，是把穷人的钱转移支付给富人；用财政补贴扶持创业工程，用创业带动就业，是使穷人的钱转变成能生钱的钱。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把创新工程纳入创业工程，把教育体系纳入创新体系，最终纳入创业工程，可以提高国民创业、就业素质，解决充分就业问题。
政府应该把财政手段、银行手段以及其它宏观调控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扶持直接投融资的重点放在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是股市直接投融资。因为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历史起点；在目前股市不规范的情况，把股市作为直接投融资唯一渠道，甚至政府介入、拔苗助长，只能进一步助长投机、扭曲股市。只有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能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用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促进守业型直接投融资的规范化运作。只有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有序发展、守业型直接投融资规范运作，才能为彻底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