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俊卿 丁钰梅
一、问题的提出
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知识经济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诸领域产生了变革性的巨大影响。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从此被卷入以“西方发展模式”为主的现代化的大潮和发展序列中。由于现代化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和穿透力，对“现代化”一词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其内涵丰富多彩。简略考察近现代社会发展史表明，现代化是一种从西方社会发端不断扩及全球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变迁的社会发展过程。这种过程与各利益群体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这一社会运动和思潮在全球的扩散，它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知识分子以此成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桥梁和先行者。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即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时的100年里，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期内，包括回族在内的民族地区在汉族社会的推动下逐步实现了从农耕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在我国少数民族的观念中注入了现代化意识，被学者们称为少数民族的早期现代化。但由于少数民族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外力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展的，故这种现代化被界定为“晚发外生性”现代化。其实，这完全类似于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模式。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经历了准备和启动阶段后被“命定般”的中断。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并未完全发展起来。
我们知道，在汉族社会转型和伊斯兰现代主义双重作用下引发的回族社会早期现代化，在发生方式和发展进程上其实与汉族和汉族地区是大体一致和同步的，但又与汉族地区由于在社会结构、人文地理、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回族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汉族社会呈现出既一致又迥异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回族在早期现代化洪流中始终将自我的发展和国家的图存进行了紧密的对接，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最有力的推动力量之一。正由于此，回族在中国少数民族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中成为几个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笔者认为回族现代化与其历史、社会、地理和人文资源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所以，对回族现代化之路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发展图景是不客观和不现实的，对它的探讨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
二、回族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背景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梳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结束了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国家进入了高度统一和政治稳定时期，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时间内，中国不管是在苏联模式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还是逐步摆脱苏联模式而进行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战略，都没有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行，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和突破，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所以，学者们认为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探索和试验缺乏历史的连续性。1979年之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在人口、土地、生态、东西部差距、文盲率高等多重压力下进行的，即中国是在历史遗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和十分困难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和推进现代化的。罗教授认为，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要以人口、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智力开发和社会相对平衡等7项基本因素的综合配备为基本出发点。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提出，中国应比任何国家都要更加珍视知识、科学和教育。
所以，对中国而言，如何进一步科学、理性地总结50多年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经验，怎样选择更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回族现代化发展模式基本属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框架和大传统之内。对中国社会而言，我们的理解是，现代化运动是一种以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并不存在一个固定化的模式。具体到回族社会，一方面存在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生态、土地、教育等难题，另一方面也面临如何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传统和地理生态基础进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等重要问题。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晚近的学术概念，它通常被用来描述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是“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目标，而“现代化”则是实现“现代性”这个目标的过程。如果说现代性目标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的界域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的话，那么实现“现代化”这一具体的过程在方式、途径和内源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呈现出一定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然而，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工业化社会，它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和普遍价值并不为人们完全认同。如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和困境，就曾引起了学者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西方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认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与“现代化”是相悖的。他说“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的独特历史结晶，不可能在部落社会和东方社会中得以顺利成长，甚至在这些国度里完全不可能被实现。格尔兹的解释是，非西方的社会中长期延续的文化制度和观念，本身还是“现代化”的障碍。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将“现代化”与“新教伦理”的兴起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并以大量比较宗教学研究成果来“证实”东方传统与“现代化”无缘的理由。
19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也说明，这种带有西方化性质的“现代化”途径和方式并非是穆斯林社会走向现代的通途，有些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现代化”道路上的困境，穆斯林纷纷“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做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
由于“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它还受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性质等因素的制约。所以，西方现代化遇到了非西方社会一定程度的排斥，这是很自然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内源性”（是由社会内部的自我创新而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现代化为主的社会变迁道路。即现代化应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精神支撑，而并非是仅仅依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和教育制度等。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过程？我们的理解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包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这样一个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观念，不仅包括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而且包括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基本实现现代化，都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今，我们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文化的提升，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三、回族教育现代化的困境
人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实现的。此过程的实现，教育是一个基础性因素。这是因为现代化离不开人，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没有现代文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对人的现代化作过深入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他于20世纪60年代曾组织一批学者对不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走向现代化》、《探讨人的现代化》等着述，对人的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与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英格尔斯等人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现代性有显着的正相关。在他们的调查对象中，受教育较少的人具有现代性品质的只有13%左右，而受教育较多的人具有现代性品质的却达49%。这说明，教育对于人的现代化有着“直接的独立的贡献”。有学者认为，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对人的现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由于现代教育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现代教育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具有开放性意识。其次，现代教育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不仅在知识的数量、质量上，而且在接受知识的态度与能力上，具有进取心和创造性。再次，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对社会有责任感，能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英格尔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我国回族和回族地区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另外，现代教育强调“教育过程必须持续地贯穿在人的一生中”，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一体化，这就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教育时间与空间背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现代教育，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本身就强调了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长期丰厚的积累层。青年学者杨文炯博士在西北兰州市、西安市、西宁市的回族调查资料显示：教育滞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是城市回族群众自身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他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城市回族的职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知识含量低的体力劳动的范围……家庭知识资源的贫困、小商小贩的生计方式，学校中的文化不适和长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是阻碍回族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根据他的调查，回族孩子教育相对滞后的原因是：1.家庭父母文化程度普遍低，家庭知识资源贫困；2.父母不能重视孩子日常学习的引导、管理，学生没有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3.家庭与学校、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配合、互动严重不足；4.家庭知识资源贫困的背后是长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笔者在临夏、东乡、循化、积石山等地穆斯林聚居区所做的调查反映出的情况比城市回族社会的问题更严重。因为这些农村穆斯林社会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教育资源、家庭知识积累和文化教育的历史积淀相对于城市更艰难和匮乏。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追求的前景和最终目标，它也是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上，回族等穆斯林社会的教育现代化依然受到主客观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回族家庭实现教育现代化可谓任重而道远。
四、回族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社会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对回族社区的研究，可为我们认识回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可视的界面。
西方人类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87年在他的名着《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cate and Society）中提出了“社区”的概念，从此，“社区”概念进入学科研究领域，滕尼斯提出“社区”与“社会”相比照，主要是用来表示一种理想类型，引用他的话说：“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
我们一般的理解是，社区与社会是一对并列和对照的语汇，社区表达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方式，而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相对应。我们的讨论似乎又一次关涉到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对回族社区做过这样的界定：
“回族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并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人口群体。它使回族中最普遍的、基本的、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的聚居行政单位，也是回族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形成的象征和标志。”
在传统的回族等穆斯林社区里，其经济结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商业为辅，其社会结构以寺坊为中心和主要单位。然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以寺坊为主导的社区生活，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教育基础和适应机制为支撑，而遭遇到空前的冲击和挑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实际已经发展到了“断裂”的程度。中国社会中既有发达的或“先进的”与国际接轨的“第三次浪潮”（信息经济），又有典型的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浪潮），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实际还处于“第一次浪潮”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加剧了这样一种“断裂”的程度。在这样一个断裂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同时存在，出现了大量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看，这种所谓的发达的或“先进的”的“拉力”就是现代化的冲击力。
对于回族社会而言，他们基本处于孙立平教授所言的中国社会断裂层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那么，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会出现某种不适应性特点：“围寺而居”的社区模式逐步被打破，清真寺作为社区生活中心的功能不断弱化，大量农村穆斯林人口流入城市，城市穆斯林社区的重建的难题已经开始凸显。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村穆斯林进入城市，传统的农村穆斯林社区开始萎缩，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进入城市后散居于各地，难以形成穆斯林聚居社区，传统的文化习俗和特征难以持续留存，原有的社区归属感逐渐不复存在。如何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使这些“边缘穆斯林群体”合理、有效地融入城市生活是一个十分沉重而且极难解决的问题。
五、小结
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是当下普遍被关注和思考的课题，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一步探讨了这个动态性问题。纵观以上讨论，我们获知，现代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中国穆斯林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但毕竟这一运动发端于西方世界，所以，在不同生境中要顺畅地开创现代化的前景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来自文化、社会、自然、传统、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制度诸方面的挑战。同时，这里需要交代的一种重要问题是，受中国穆斯林分布的分散性等因素影响，中国穆斯林社会也存在着分化问题。要真实、客观地描述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正视它内部存在的分层和巨大差异性问题，但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在本主题的讨论中有意回避了它，而对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总括性和概略性的分析与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