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都昌城门一大早又大开。太史慈又带那两人骑马出城来练箭，黄巾军官兵见了，有些人稍微起起身，立在远处指指点点议论起他们的箭术来；有些人懒得动，躺在地上闭目养神。太史慈他们练完箭，一如昨天。回到城内去了。两军阵前，相安无事。
第三天清晨，太史慈他们又骑马出城了，黄巾军兵士见他们带着弓箭，又如前两日的样子，眼皮稍微抬一抬就不愿多看了。全部躺在那儿打瞌睡，再也没一人愿站起来注意这三名官军的动向。而这时，太史慈他们却快马扬鞭，直朝义军阵地冲了过来。
“哎呀，我们上当了。”等黄巾军官兵醒悟过来已经晚了。太史慈他们从城侧飞驰过去。太史慈突出重围，来到平原相刘备处，立即搬来3000救兵。
有勇有智的吕布失败之谜
吕布（？-公元198），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东汉末年擅长骑射，武力过人，闻名于并州；刺史丁原任用吕布为主簿。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五原地处蒙古，可见吕布很可能有少数民族血统，那么神箭飞骑的本事自然是天赋来的，“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这一段猛一看跟董卓年轻时还真像。年轻时因为骁勇而在并州刺史丁原手下做骑都尉（类似于典韦之于曹操），可是后来“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主簿者文书也，可见吕布并非文盲，而是有一定才识之人。
吕布个人的勇武，可以和项羽、袁达等传奇猛将媲美，其战绩也堪称了得。而其陷入的悲剧则多少与项羽有相似处：过于迷信个人武力，无视政治手段，任用将领过于胆小等等。一切的一切只因为他过于勇猛了。勇猛成了他的最优秀的地方，从而使他放弃了其他的优点，大致如是。
考虑一下这个人，一个生在游牧民族地方的男人，小时候不大可能受系统的政治教育，他所有的政治经验可能完全来自于在丁原手下的官职升迁等。但在仕官时，他更多地依靠了自己的勇武，而在政治手腕上是绝对不行的。猛然之间，他踏进了乱世，踏上了乱世的舞台，他只能依靠自己勇武。其实人们对他的诟病是他的背叛，即使他杀董卓是正义之举，受儒家思想毒害的旧势力——袁绍、袁术、张邈等都对他避若蛇蝎。可是乱世本来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任何事都必须以最终的政治利益出发。从这一角度而言，吕布只是选择了最符合他利益的事。从这一点来讲，刘备和曹操其实和吕布是一类人：他们摒弃了一切繁文缛节和道义观念，追求的是自己的天下。可刘曹何等枭雄，他们是举着正义的旗子给自己打天下，而吕布则不懂政治，于是人们把矛头对准了他。其实他唯一的失败就是有带兵的智谋和勇武，而无政治的手段。
可以这么说，吕布这种人的存在是乱世的必然，可是他的死亡也是乱世的必然。没有这种人，乱世不称其为乱世。可是他如果不消亡，乱世无法结束。他只是为乱世而生，在乱世中扮演一个可能很显眼的配角，然后匆忙谢幕。他的英姿固然潇洒，他的能力固然骁勇出众，可是他不懂得“演戏”，所以他只能及早地“谢幕”。
陈寿说：“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其实“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哪一个乱世人物不是如此？只不过吕布始终是个政治上的孩童，以为用在草原的那一套就可以驰骋中原。他太短视，也太浅显。而“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倒是很客观地总结了一条历史规律。
王允巧诛董卓之谜
王允（公元137-公元192年），字子师，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官僚家庭，饱受封建教育，从小好大节，习经传，练骑射，立志报国，被同郡人介休郭泰誉之为“王佐才”也。
初平三年（公元192）四月，王允与士孙瑞、杨瓒在一起重议合谋。士孙瑞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动手除奸。王允也同意士孙瑞的看法，但董卓有勇将吕布常在身侧，是执行谋杀董卓的障碍。于是，王允便暗中以厚礼馈赠吕布，与吕布相互往来，结为密友。吕布原是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任主簿，极受丁原信任。丁原带兵到洛阳本是与何进共诛宦官的，后何进谋败被杀，董卓入京，诱使吕布斩杀丁原，并其兵众为己有，擢升吕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董卓自知平素待人无礼，担心被人谋害，行止总以勇将吕布为心腹侍卫。可是董卓气量狭小，性情暴戾。有一次竟为一件小事动怒，拔出手戟刺杀吕布。吕布艺高急躲，才未被击中，从此暗恨董卓。加之，吕布与董卓的一个侍婢私通，也担心董卓发觉，很是不安。王允在与吕布的交往中知道了这些情况，遂选一次酒席之际，告诉吕布他们准备刺杀董卓，要吕布作为内应。吕布虽已动心，可又觉为难。他说：“我与董卓父子关系，这怎么能行呢？”王允遂动之情理说：“太师姓董，将军姓吕，本非骨肉。而且将军在他手下忧死不暇，何有父子之情？”吕布经王允这么一激，幡然醒悟，便应允作为内应。
一个极好的时机来了，没几日，汉献帝久病新愈，要在皇宫召见群臣。吕布率先布置同乡人骑都尉李肃带领亲兵十余人，扮作卫士守在未央宫掖门内。等到董卓下马进门，李肃等人突然一齐动手，持戈直刺董卓。董卓惊呼吕布何在？此时吕布由后厉声喝道：“有诏讨贼！”遂一戟刺入董卓咽喉，结束了他的性命。
王允计诛董卓之后，与吕布共执朝政，查究董卓党羽，或黜或诛。董卓将校多是凉州豪强，追随董卓以来，作逆甚多，尤其是其战将李催、郭汜、樊稠、李蒙等，担心被杀，索性带兵攻打长安。吕布等寡不敌众，便派人叫王允与他一起出逃。王允见汉朝大势已去，已作殉死准备，对来人叹息道：“若蒙社稷威灵，得安国家，这是我的愿望。万一无成，则只有奉身以死。主人年幼，所恃唯我。临难苛免，我不忍为。请替我传语关东诸公，如能使国家易危为安，我死也瞑目了！”
诸葛亮娶丑妻之谜
诸葛亮（公元181-公元234），字孔明，三国蜀汉琅琊郡阳都人（今山东省沂水县）。少年时父母双亡，逐随叔父避乱荆州，隐居于南阳隆中，常自比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人称“卧龙”。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关于诸葛亮的婚事，因他娶了名士黄承彦“黄头黑肤”的丑女，而被传为佳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自然是属于此列。诸葛亮本是山东人，后迁居隆中。在隆中的10年，诸葛亮由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一个客居的外地人，何以立足成长为青年派的领袖？这除了诸葛亮本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他来襄阳后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其中与地主阶级当权派和当地豪强势力联婚又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在刘表统治下的襄阳一带，主要的豪强势力有庞、蔡、黄、蒯、马、习、杨等家，又分为在野派（庞、黄、马、习、杨）和为刘表效力派。
诸葛亮与两派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是，诸葛亮的大姐姐嫁给了蒯琪，小姐姐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于是诸葛亮和蒯、庞建立了亲戚关系，而庞家的庞林娶了习家的女儿，于是又和习家连上了关系。这样带来了两个好处：1.有利于他在襄阳立足，免得受欺负，还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力量。2.有利于他获得良师益友，促使他学业上进，政治发展。二是，刘表的后妻和黄丞彦的妻子是同胞姐妹，诸葛亮娶了黄的女儿，刘表就成了诸葛亮的姨父。这种关系成了诸葛亮在襄阳生存进取的最大政治靠山，又是他从上层统治者那里获得消息的源泉，为他观察分析形势，了解天下大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上面说到的两种关系中，诸葛亮迎娶黄承彦的女儿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这个非同寻常的“利害关系”问题，诸葛亮不能不再三权衡。1.黄承彦是当地名士，与黄氏结婚后可以得到黄承彦多方教诲和大力支持，对他成就事业很有利。2.黄氏是刘表后妻蔡氏、蔡瑁的外甥女。与黄氏结婚可以和统治者刘表、豪强蔡瑁建立密切的亲戚关系，对自己以后的出山从政有很大的帮助。3.黄氏虽然外貌不美，可是有才华，迎娶她可以得一贤内助，对事业大有帮助。有如此的三长一短，何乐而不为？再说在封建社会，娶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妻子不美，找个美貌的妾就是了，诸葛亮后来不也纳妾了嘛？如果黄氏不是和刘表、蔡氏有这样的亲戚关系，不是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而是凡夫之女，就算有美貌，诸葛亮也不见得会迎娶的。可见诸葛亮娶黄氏依然还是政治婚姻，是由诸葛亮和黄氏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它是计算利害的婚姻。
从封建历史传统文化来说，贤妻、美妾、正妻要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治理家业。诸葛亮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贤妻美妾”的风俗，而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其后又纳过一妾。但诸葛亮娶丑妇的动机仍有争论，毕竟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得清当时他的想法，待后人再研究探寻吧。
范缜与和尚辩论之谜
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
南北朝时期，佛教渐渐盛行起来。南齐的朝廷里，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萧子良在建康郊外的鸡笼山有一座别墅，他常常在那里招待名士文人，喝酒谈天。有时候，也请来一些和尚，到他那里讲解佛教的道理。萧子良还亲自给和尚备饭备茶。人家都认为他这样做有失宰相的体统，他却并不在乎。
有宰相一提倡，佛教的势力自然更大了。这些和尚宣传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会死的。还说一个人的富贵或者贫贱，都是前世的因果报应，穷人受苦受罪，都是命里注定，没法抗拒的。当时，有一个大胆的读书人名叫范缜，起来揭露这一说法是一种迷信，要大家别信那一套。范缜的堂哥范云就是经常在萧子良家里走动的。萧子良听到范缜竟敢跟他唱对台戏，反对佛教，十分恼火，叫范云把范缜找到他家来。
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
范缜不慌不忙地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坐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萧子良瞪着眼睛，一下子还听不懂范缜说的是什么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坐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范缜从萧子良那里回来，觉得虽然驳斥了萧子良，但是还没有把他反对迷信的道理说透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神灭论》。文章里面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范缜在那篇文章里，还断定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什么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话。这篇文章一出来，朝廷上上下下都闹翻了天。一些萧子良的亲信、朋友，都认为非把范缜狠狠地整一下不可。萧子良又找了一批高僧来跟范缜辩论，但是范缜讲的是真理，那些高僧到底还是辩不过范缜。
有个佛教信徒王琰讽刺他说：“唉，范先生啊！您不信神灵，那您就连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也不知道了。”
范缜针锋相对地嘲笑王琰说：“可惜呀，王先生。您既然知道您的祖先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们呢。”
萧子良怕范缜的影响太大，会动摇大家对佛教的信仰。隔了几天，他派了一个亲信王融去劝说范缜，说：“宰相是十分赏识有才能的人的。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要做个中书郎，还不容易！何苦一定要去发这样违背潮流的议论呢。我真替您可惜。我看您还是把那篇背时文章收回了吧。”
范缜听了，仰起头哈哈大笑，说：“我范缜如果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求官，那么要做更大的官也不难，何在乎您说的中书郎呢。”
萧子良拿范缜没有办法，也只好由他去了。
高欢与宇文泰谁更强
高欢（496-547年），祖籍渤海调蓨（今河北景县南）。其祖高谧曾为北魏侍御史，后因犯法举家徙于怀朔，此后三代遂世居于此。
宇文泰（507-556年），中国北魏名将，西魏军统帅，军事家。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
高欢与宇文泰的东、西魏战争自小关之战开始揭开了序幕。
西魏大统三年（537）正月，东魏高欢西征，占据了汾水入黄河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继续沿黄河河套南下，抵达蒲坂（今山西蒲州）。蒲坂是自古以来兵家西进、争夺潼关（今陕西老潼关）的运兵渡口，高欢令前军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三座，直逼长安。
高欢这次伐宇文泰，兵分三路，除自率中军之外，用先锋窦泰攻占潼关，派大将高敖曹驱兵南下，直取洛州（今陕西商县），然后西进，形成南北夹攻长安之势。
